"医易同源"是中国传统学术史上一个极为重要的命题,它揭示了中医学与《周易》之间深层的哲学亲缘关系。这一命题的核心要义在于:中医学的理论体系并非凭空产生,而是在《周易》所奠定的宇宙观、方法论和思维模式基础上构建起来的。唐代大医孙思邈在《千金要方》中明确提出:"不知易,不足以言太医",一语道破了医与易之间不可分割的内在关联。
从历史渊源来看,《周易》作为群经之首、大道之源,约成书于殷周之际,历经伏羲画卦、文王重卦、孔子作传三个阶段,形成了以阴阳爻符号为核心的象征体系。而《黄帝内经》作为中医理论的奠基之作,成书于战国至秦汉时期,其在理论建构过程中大量吸收和运用了《周易》的哲学概念与思维方法。二者在时间上的先后承继和思想上的深度契合,构成了"医易同源"说的历史基础。
《周易·系辞传》云:"易与天地准,故能弥纶天地之道。"这句话表明了《易经》以天地之道为根本研究对象的宏大视野。而《黄帝内经》同样以天地人整体观为其理论出发点,正如《素问·气交变大论》所言:"夫道者,上知天文,下知地理,中知人事。"这种观照天地人的整体思维方式,正是医易同源的最深刻体现。
"医易同源"之"源",究竟何所指?历代学者对此有多种诠释。简而言之,这个"源"至少包含三层含义:其一,宇宙观之源——两者皆以阴阳五行为核心的宇宙生成论为理论基础;其二,方法论之源——两者皆运用象数思维和取象比类的方法来认知世界;其三,价值论之源——两者皆追求天人合一的和谐境界,以"保合太和"为最高理想。这三重"同源",构成了中医与《易经》之间牢不可破的哲学纽带。
值得注意的是,"医易同源"作为一个明确的学术命题,虽在唐代即由孙思邈提出,但其系统化的理论阐释则要到明代张介宾的《类经附翼·医易义》才真正完成。张介宾在文中开宗明义地指出:"宾尝闻之孙真人曰:'不知易,不足以言太医。'诚哉是言也。"自此,"医易同源"成为中医学术史上一个不可回避的核心议题。
理解医易同源,首先需要把握《易经》的基本哲学框架。《易经》的哲学体系以阴阳观念为基石,以太极、两仪、四象、八卦、六十四卦为结构层次,形成了一套从抽象到具体、从简单到复杂的哲学范畴体系。这一体系不仅是中国古代哲学的最高成就,更是中医学理论建构的范本和方法论源泉。
《周易·系辞传》云:"易有太极,是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这是《易经》宇宙生成论最为经典的表述。太极是宇宙未分之前的原始混沌状态,两仪即阴阳,是宇宙间两种对立统一的基本力量。阴阳的相互作用产生了四象(太阳、少阴、少阳、太阴),四象进一步演化则为八卦(乾、坤、震、巽、坎、离、艮、兑)。这一生成序列,既是宇宙万物演化的逻辑模型,也是中医认识和解释人体生命活动的基本范式。
阴阳学说构成了《易经》哲学的核心。所谓"一阴一阳之谓道"(《周易·系辞传》),阴阳的对立统一、消长转化、相互依存,被视作宇宙间最普遍的规律。阴阳并非静止不变的对立物,而是动态的、相互转化的过程。这一观点对中医学的影响是全方位的——从人体生理的"阴平阳秘"到病理的"阴阳失调",从诊断的"察色按脉,先别阴阳"到治疗的"谨察阴阳所在而调之,以平为期",无不贯穿着阴阳辩证的精神。
"三才"是《易经》哲学的另一重要范畴。《周易·系辞传》曰:"易之为书也,广大悉备。有天道焉,有人道焉,有地道焉。"三才之道将天、地、人视为一个有机整体,强调人在天地之间的居中调节作用。八卦中每一卦的三爻,即分别代表天道、地道、人道。这一思想对中医学"天人相应"整体观的形成具有决定性影响。
《易经》六十四卦每卦六爻,实为三才之道的深化——初爻、二爻为地道,三爻、四爻为人道,五爻、上爻为天道。这种结构安排表明,任何事物都同时受到天地人三方面因素的影响。中医学将这一思想发展为"三因制宜"的治疗原则——因时(天)、因地(地)、因人(人)制宜,体现了医易之间的深层呼应。
四象是阴阳进一步分化的结果:太阳为阳中之阳,少阴为阴中之阴,少阳为阳中之阴,太阴为阴中之阳。四象模式直接影响了中医对脏腑阴阳属性的划分——心为阳中之太阳,肺为阳中之少阴,肾为阴中之太阴,肝为阴中之少阳,脾为阴中之至阴(《灵枢·九针十二原》)。这种分类方式显然源于四象的思维框架。
八卦则是《易经》象征体系的基本单元——乾(天)、坤(地)、震(雷)、巽(风)、坎(水)、离(火)、艮(山)、兑(泽)。每一卦既有自然现象的象征意义,又蕴含着特定的属性和功能指向。八卦的推演逻辑——"八卦相荡"而生万物——为中医学认识人体复杂功能系统提供了类比模型。
| 卦名 | 卦象 | 自然象征 | 属性 | 对应脏腑 |
|---|---|---|---|---|
| 乾 | ☰ | 天 | 健 | 小肠 |
| 坤 | ☷ | 地 | 顺 | 脾 |
| 震 | ☳ | 雷 | 动 | 肝 |
| 巽 | ☴ | 风 | 入 | 胆 |
| 坎 | ☵ | 水 | 陷 | 肾 |
| 离 | ☲ | 火 | 丽 | 心 |
| 艮 | ☶ | 山 | 止 | 胃 |
| 兑 | ☱ | 泽 | 说 | 肺 |
阴阳学说从《易经》的哲学概念转化为中医学的核心理论,是医易同源最直接、最显著的体现。在中医理论体系中,阴阳不仅是一种分类方法,更是一种解释人体生命活动、分析病理变化、指导诊断治疗的根本方法论。《素问·阴阳应象大论》开篇即言:"阴阳者,天地之道也,万物之纲纪,变化之父母,生杀之本始,神明之府也。治病必求于本。"这个"本",正是阴阳。
在生理方面,中医认为人体正常的生命活动是阴阳保持动态平衡的结果。《素问·生气通天论》指出:"阴平阳秘,精神乃治;阴阳离决,精气乃绝。"人体各脏腑组织按其功能特性可分为阴阳两大类:五脏藏精气而不泻,属阴;六腑传化物而不藏,属阳。每一脏腑内部又有阴阳之分,如肾阴肾阳、心阴心阳等。气血亦是如此——气为阳,血为阴;气主煦之,血主濡之,二者相互为用,共同维持生命活动。
"阴者,藏精而起亟也;阳者,卫外而为固也。阴不胜其阳,则脉流薄疾,并乃狂;阳不胜其阴,则五脏气争,九窍不通。"
——《素问·生气通天论》
中医病理学的核心在于"阴阳失调"。凡疾病的发生,无论其外在表现如何复杂,归根结底都是阴阳失去平衡的结果。阴阳失调的基本形式包括:阴阳偏盛(阳盛则热、阴盛则寒)、阴阳偏衰(阳虚则寒、阴虚则热)、阴阳互损(阴损及阳、阳损及阴)、阴阳格拒(阴盛格阳、阳盛格阴)等。这些病理模型直接源于《易经》阴阳关系的推演逻辑。
值得注意的是,《易经》中"阳极生阴、阴极生阳"的思想,为中医认识疾病传变和转化提供了理论依据。如热病发展至极点可出现四肢厥冷等假寒象(热深厥亦深),这正是"阳极似阴"在病理中的体现。反之,寒证发展到严重阶段可能出现面红烦热等假热象(阴盛格阳),体现了"阴极似阳"的规律。
在诊断方面,阴阳是中医辨证的总纲。《素问·阴阳应象大论》明确指出:"善诊者,察色按脉,先别阴阳。"八纲辨证(阴阳、表里、寒热、虚实)以阴阳为总纲,统领其余六纲——表、热、实属阳;里、寒、虚属阴。在望诊中,色泽鲜明者多属阳证,晦暗者多属阴证;在闻诊中,声音高亢洪亮者多属阳证,低微无力者多属阴证;在问诊中,恶热喜冷者多属阳证,恶寒喜暖者多属阴证;在切诊中,脉象浮大洪滑者多属阳证,沉细涩弱者多属阴证。
在治疗方面,中医的基本治疗原则是"调整阴阳,以平为期"。这一原则直接源于《易经》"保合太和"的哲学理想。具体而言,治疗就是根据阴阳失调的具体情况,采取相应的补偏救弊措施:阳盛者清热泻火,阴盛者温阳散寒;阴虚者滋阴养液,阳虚者温阳益气;阴阳两虚者阴阳双补;寒热错杂者寒热并用。
《周易》"穷则变,变则通"的思想深刻影响了中医的治则治法。例如,"寒者热之、热者寒之"体现了阴阳对立制约的思想;"虚则补之、实则泻之"体现了阴阳消长平衡的运用;"上病下取、下病上取"则体现了阴阳交感互济的原理。张介宾提出的"善补阳者,必于阴中求阳,则阳得阴助而生化无穷;善补阴者,必于阳中求阴,则阴得阳升而泉源不竭",更是直接运用了《易经》阴阳互根互用的哲学原理。
取象比类,或称"象思维",是《易经》最基本的方法论特征,也是中医学认识人体和疾病的独特思维方式。《周易·系辞传》曰:"古者包羲氏之王天下也,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这段话揭示了"象"思维的源头——通过观察和类比天地万物的现象,来把握宇宙的内在规律。
"象"在《易经》中有三层含义:其一,卦象,即八卦和六十四卦的符号系统;其二,物象,即自然界和人类社会各种现象;其三,意象,即超越具体形象的概念模型。中医学全面继承并发展了这三层"象"的含义,形成了独特的中医象思维体系——从"藏象"(内在脏腑的外在表现)到"脉象"(气血运行的脉管反应),再到"证象"(疾病综合表现的症候群),无不体现着取象比类的思维方法。
藏象学说是中医理论的核心内容之一,其方法论基础正是取象比类。"藏"指内在脏腑,"象"指外在征象——通过观察体表的各种表现来推断内在脏腑的功能状态。例如,肝属木,其象在春季,主生发条达,开窍于目,其华在爪,在志为怒。这种将脏腑与自然季节、五体、五官、情志等联系起来的方法,实质上就是《易经》取象比类思维在医学中的具体应用。
中药学的四气五味、升降浮沉理论,同样深受象数思维的影响。药物的气味、颜色、质地、生长环境等,都被用来类比人体的生理病理状态,从而推断药物的功效主治。如质轻者升浮(如菊花、薄荷),质重者沉降(如代赭石、牡蛎);色赤入心(如丹参、朱砂),色白入肺(如百合、白芷);藤类通达四肢(如鸡血藤、络石藤),介类潜阳息风(如龟板、鳖甲)。这种"以象类药"的方法,实质上就是易学取象比类思维在药学领域的具体延伸。
《易经》不仅有"象",还有"数"。"数"是易学体系的另一重要维度——从太极之一到两仪之二,从四象之四到八卦之八,再到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形成了一个严密的数量关系体系。中医学也大量运用了数理模型来建构理论:五脏应五方、五季、五气、五化、五味、五色;六腑配六气、六淫、六经;十二经脉应十二月、十二辰;三百六十五穴应三百六十五日。这些数字对应关系,看似带有神秘色彩,实则反映了古人试图通过数量关系来把握人体与宇宙之间内在联系的思维方式。
需要指出的是,中医运用"数"的方式与西方科学中的定量分析有本质区别。中医之"数"并非精确计量的数字,而是象征性的类概念,其目的是通过数字来建立人体与宇宙之间的对应关系,而非追求量的精确测定。这正是易学"象数思维"的基本特征——以数为象,以象寓理,象数合一。
医易同源不仅是一个理论命题,更是一脉绵延数千年的学术传统。从先秦至明清,历代医家无不深受易学思想的熏陶,而其中对医易之学有系统阐发者,尤以孙思邈、张介宾等人为代表。他们的学术成就和理论贡献,不仅深化了中医的理论根基,也使医易同源的思想得以传承和发扬光大。
孙思邈(约581—682年),唐代著名医药学家,被后世尊为"药王"。他在《千金要方·大医习业》中明确提出:"凡欲为大医,必须谙《素问》《甲乙》《黄帝针经》《明堂流注》、十二经脉、三部九候、五脏六腑、表里孔穴、本草药对,张仲景、王叔和、阮河南、范东阳、张苗、靳邵等诸部经方。又须妙解阴阳禄命、诸家相法,及灼龟五兆、《周易》六壬,并须精熟,如此乃得为大医。"这段话将《周易》与医经并列为大医必修之业,首次明确阐述了易学对于医学的重要性。
"不知《易》者,不足以言太医。"
——孙思邈《千金要方·大医习业》
孙思邈本人的医学实践也充分体现了医易结合的特色。他不仅精通方药针灸,而且深研《周易》象数之学,将易学阴阳消长理论运用于养生保健领域,提出了"养性之道,常欲小劳"等养生原则。其《摄养枕中方》等养生著作中大量运用易学原理,对后世中医养生学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
张介宾(约1563—1640年),号景岳,明代著名医学家,著有《类经》《景岳全书》等巨著。他对医易之学最为重要的贡献,是在《类经附翼·医易义》中对医易同源思想进行了系统而深入的理论阐发,使这一命题从零散的论述上升为完整的理论体系。
张介宾在《医易义》中明确指出:"天地之道,以阴阳二气而造化万物;人生之理,以阴阳二气而长养百骸。易者,易也,具阴阳动静之妙;医者,意也,合阴阳消长之机。虽阴阳已备于《内经》,而变化莫大于《周易》。故曰:天人一理,医易同源。"这段话精辟地概括了医与易在共同关注阴阳消长变化这一根本点上的内在统一性。
张介宾不仅在理论上阐发医易同源,更将易学原理创造性地运用于临床实践。他在《景岳全书》中提出的"阴阳相济"治法、对命门学说的阐发、以及"阳非有余,阴常不足"等学术观点,都深深植根于易学阴阳哲学。他的"右归饮""左归饮"等名方,更是将易学阴阳互根理论转化为方剂配伍的典范。
除孙思邈、张介宾外,历代还有许多医家对医易之学作出了重要贡献。金元四大家之一的刘完素,其"火热论"和"亢害承制"理论深受易学"亢则有悔"思想的影响;李东垣的"脾胃论"重视中气升降,与易学"坤厚载物"、"艮为止"等卦象义理相通;明代医家赵献可的《医贯》以易学太极学说阐发命门理论,提出了"命门为十二经之主"的著名论断;清代医家章楠在《医门棒喝》中深入探讨了易学与医理的关系,强调"医者通于易而后可以言医"。这些学术传承,构成了中国医学史上一条独特的"医易"学术脉络。
| 时代 | 代表人物 | 主要贡献 | 代表著作 |
|---|---|---|---|
| 唐代 | 孙思邈 | 首倡"不知易不足以言太医" | 《千金要方》《千金翼方》 |
| 金元 | 刘完素 | 亢害承制论,火热论 | 《素问玄机原病式》 |
| 明代 | 张介宾 | 系统阐发医易同源 | 《类经附翼》《景岳全书》 |
| 明代 | 赵献可 | 命门太极说 | 《医贯》 |
| 清代 | 章楠 | 医易汇通 | 《医门棒喝》 |
卦象与人体之间的对应关系,是医易同源理论中最具特色也最引人入胜的部分。古人认为,人体是小宇宙,天地是大宇宙,二者在结构上和功能上存在着对应关系。通过将八卦、六十四卦等易学符号与人体脏腑、经络、部位相配属,医家构建了一套独特的"人身易象"理论体系。
奇经八脉是中医经络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包括任脉、督脉、冲脉、带脉、阴跷脉、阳跷脉、阴维脉、阳维脉。医家以八卦配属八脉,形成了一套独特的经络认知模式:乾卦配督脉(总督诸阳),坤卦配任脉(总任诸阴),震卦配阳跷(主动),巽卦配阴跷(主静),坎卦配冲脉(如水流注),离卦配带脉(如环束带),艮卦配阳维(维系诸阳),兑卦配阴维(维系诸阴)。这种配属关系不仅有助于理解八脉的功能特性,更为针灸取穴和治疗提供了易学视角的参照。
六经辨证是张仲景《伤寒论》的核心辨证体系,包括太阳、阳明、少阳、太阴、少阴、厥阴。易学家和医家很早就注意到,六经的排列次序和功能传变与《周易》六爻的位次变化之间存在深刻的对应关系。六爻由下而上依次为初、二、三、四、五、上,反映了事物发展变化的六个阶段;六经的传变也遵循由表入里、由浅入深、由阳入阴的次序——太阳为初爻(表),阳明为二爻(里之阳),少阳为三爻(半表半里),太阴为四爻(里之阴),少阴为五爻(阴之极),厥阴为上爻(阴尽阳生)。
| 爻位 | 爻辞特征 | 对应六经 | 病理特点 |
|---|---|---|---|
| 初爻 | 潜龙勿用,位在最下 | 太阳经 | 表证初起,宜汗解 |
| 二爻 | 见龙在田,位渐升 | 阳明经 | 里热炽盛,宜清下 |
| 三爻 | 终日乾乾,进退之际 | 少阳经 | 半表半里,宜和解 |
| 四爻 | 或跃在渊,位近君 | 太阴经 | 里虚寒湿,宜温补 |
| 五爻 | 飞龙在天,位至极 | 少阴经 | 心肾阳虚,宜回阳 |
| 上爻 | 亢龙有悔,位已过 | 厥阴经 | 寒热错杂,宜调枢 |
八卦与脏腑的配属关系是医易对应理论的重要内容。前文已列简表,此处详加论述:乾为天,其性刚健,配属小肠(小肠主受盛化物,阳气充足);坤为地,其性柔顺,配属脾(脾主运化,如地之承载万物);震为雷,其性主动,配属肝(肝主疏泄条达,如春雷之发动);巽为风,其性善入,配属胆(胆主决断,如风之无所不入);坎为水,其性润下,配属肾(肾主水液,如坎水之润下);离为火,其性炎上,配属心(心主血脉,如离火之照明);艮为山,其性静止,配属胃(胃主受纳腐熟,如山之容纳);兑为泽,其性悦泽,配属肺(肺主治节布散,如泽之润物)。这种配属关系,反映了医家对藏象功能与卦象属性之间深层统一的深刻认识。
十二消息卦(又称十二辟卦)是《易经》用来表示阴阳消长变化规律的十二个特殊卦象,分别对应一年十二个月的节气变化。医家将这一理论与人体生理节律相联系,用以解释人体气血盛衰的时间规律。如复卦(一阳初生)对应冬至、子时,此时阳气始生,宜静养以护初阳;临卦(二阳渐长)对应大寒、丑时;泰卦(三阳开泰)对应雨水、寅时,此时天地气交,万物萌生,人体气血渐旺;大壮卦(四阳强盛)对应春分、卯时。至姤卦(一阴初生)对应夏至、午时,阴气始萌,宜静养以护初阴。这种时间医学思想,对中医养生和择时治疗有着重要的指导意义。
"易"之一字有三层含义:变易、简易、不易。其中"变易"被公认为《易经》最基本的精神内核。《周易·系辞传》云:"易之为书也不可远,为道也屡迁,变动不居,周流六虚,上下无常,刚柔相易,不可为典要,唯变所适。"这种"唯变所适"的思想,正是中医辨证论治精神的最深刻哲学根源。
辨证论治是中医学区别于其他医学体系的根本特征,其核心精神在于:根据疾病在不同阶段、不同个体、不同环境下的具体表现,采取灵活变化的治疗策略,而非固守一成不变的固定方案。这种"因时、因地、因人制宜"的治疗原则,与《易经》"唯变所适"的精神高度契合。《周易·系辞传》曰:"变而通之以尽利,鼓之舞之以尽神",强调通过灵活变通来获得最佳效果——这与中医"随证治之"的辨证论治原则如出一辙。
"天下同归而殊途,一致而百虑。"
——《周易·系辞传》
同一疾病,不同阶段、不同体质、不同地域,治法各异而同归于愈——这正是"殊途同归"的易学思想在临床中的生动体现。
中医之"证"并非静止不变的病理状态,而是动态演变的病理过程。一经之证可以传变为他经之证,一脏腑之证可以累及他脏腑之证,阴证可以转阳,阳证可以转阴。这种"证"的动态演变观,与易卦的爻变、卦变思想有着内在的一致性。六十四卦中每一爻的变化都会导致整个卦象的改变(如乾卦初爻变则为姤卦,五爻变则为大有卦),正如疾病中一个症状的变化可能预示着整个证型的转化。张仲景在《伤寒论》中反复强调的"观其脉证,知犯何逆,随证治之",其深层的方法论基础正是易学的变易哲学。
中医临床特别重视"权变"——根据具体情况灵活调整治法方药。《伤寒论》中大量运用权变思维,如小青龙汤证兼有烦躁者加石膏,理中汤证兼有腹痛者加人参,桂枝汤证兼有喘者加厚朴杏子。这种"方证相应"而又灵活加减的治疗策略,体现了"不可为典要,唯变所适"的易学智慧。明代医家张介宾更是在《景岳全书》中专门设有"权变"一篇,系统论述了临床灵活变通的必要性和具体方法。
从医易同源的视角看,"辨病"着眼于疾病的固定类型,而"辨证"着眼于疾病当下的具体状态。易学强调"变易",认为一切事物都处于永恒的变化之中,疾病也不例外。同一个"病"在不同患者、不同阶段、不同环境下表现出不同的"证",因此治疗的着眼点不应是固定的病名,而是动态的证候。这解释了为什么中医特别强调"随证治之"——因为"证"比"病"更能反映疾病当下的真实状况。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医辨证论治的本质,就是用易学的变易精神来指导临床诊疗实践。
《周易·系辞传》曰:"君子见几而作,不俟终日。"又曰:"履霜,坚冰至。"这种见微知著、防微杜渐的思想,深刻地影响了中医"治未病"的预防医学观念。《素问·四气调神大论》明确提出:"是故圣人不治已病治未病,不治已乱治未乱,此之谓也。夫病已成而后药之,乱已成而后治之,譬犹渴而穿井,斗而铸锥,不亦晚乎!"这种"未病先防、既病防变"的思想,其哲学根源正在于易学对事物发展变化规律——从萌芽到壮大、从量变到质变的深刻洞察。
| 层次 | 易学范畴 | 中医学应用 |
|---|---|---|
| 宇宙观 | 太极、两仪、四象、八卦 | 整体观、天人相应、阴阳五行 |
| 方法论 | 取象比类、象数思维 | 藏象学说、辨证论治、以象类药 |
| 生理学 | 阴阳平衡、三才之道 | 阴平阳秘、脏腑阴阳、三因制宜 |
| 病理学 | 阴阳消长、刚柔相推 | 阴阳失调、正邪交争、寒热虚实 |
| 诊断学 | 观象玩辞 | 四诊合参、八纲辨证 |
| 治疗学 | 变易、保合太和 | 随证治之、调整阴阳、以平为期 |
| 养生学 | 消息盈虚、与时偕行 | 法于阴阳、和于术数、因时养生 |
医易同源不仅是历史的命题,更具有现实的意义。在当代中医教育体系中,《周易》等经典早已退出必修课程,年轻中医师对易学思想的了解普遍不足。然而,如果我们承认"医易同源"的理论价值,那么我们就应该重新审视中医教育的课程设置——是否应当恢复《周易》作为中医基础课程的地位?是否应当在专业教育中加强传统文化经典的教学?这些问题值得每一位中医教育者和学习者深思。
另一方面,随着系统生物学、复杂性科学等新兴学科的发展,中医整体观的现代科学内涵正在被重新认识和评价。易学的阴阳平衡思想、变易哲学、整体观念,在一定程度上与系统科学的某些原理(如自组织、非线性、动态平衡等)有着深层的相通之处。这提示我们,医易同源不仅是历史文化的遗产,更可能成为中医与现代科学对话、融合的桥梁。
在研究和阐发医易同源思想时,我们需要警惕两种极端倾向:一种是将医易关系完全神秘化,认为离开了易学就无法理解和运用中医;另一种则是完全否定医易同源的理论价值,认为易学对中医的影响只是历史的偶然,甚至是一种"封建迷信"的残余。正确的态度应当是:既承认易学对中医学理论建构的历史性贡献和深刻影响,又清醒地认识到中医作为一门实用医学,其理论的有效性最终要落实到临床疗效上。医易同源研究的价值,在于帮助我们更深入地理解中医的理论特质和思维特征,而非将医学问题神秘化或玄学化。
《易经》"三易"之中,除了"变易"还有"不易"——即变化之中永恒不变的规律。对中医学而言,在数千年的发展历程中,虽然方药技术不断更新,疾病谱不断变化,但中医的核心价值——整体观念、辨证论治、以人为本、治未病——始终不变。这些核心价值,正是中医学的"不易"之道。在当今医学技术飞速发展的时代,坚持这些核心价值,同时积极吸收现代科技成果,实现"不易"与"变易"的统一,是中医学术发展的正确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