鸠摩罗什（Kumārajīva），梵文名Kumārajīva，意为"童寿"——虽是童子之年却有长者之德。他生于公元344年（一说350年），圆寂于公元413年，在中国佛教史上享有"译经泰斗"的至高声誉，与真谛、玄奘、不空并称为中国佛教四大译经家，且被公推为四大家之首。
鸠摩罗什的家世极为显赫。其父鸠摩罗炎（Kumārāyana）出身于天竺（今印度）的名门望族，世代担任国相。据《高僧传》记载，鸠摩罗炎"聪明有懿节，将嗣相位"，但他却志在出世修道，毅然辞却相位，离家出家为僧，翻越葱岭（今帕米尔高原）东行，来到西域的龟兹国（今新疆库车一带）。龟兹王对这位来自天竺的高僧极为敬重，亲自出城迎接，并尊其为"国师"。
龟兹王有一个妹妹，名耆婆（Jīva），"年始二十，识悟明敏，过目必诵，一闻则诵"，而且她的身体上有一颗红色的痣，据相士所言，这颗痣是"必生智子"的祥瑞之兆。龟兹王便将妹妹许配给鸠摩罗炎为妻。两人成婚后不久，耆婆便怀了孕。神奇的是，自从怀孕以后，耆婆突然"自通梵言"，以往不曾学习的梵语竟然自然通达，辩论中出口成章毫无滞碍。有一位阿罗汉达摩瞿沙（Dharmagupta）得知后说："这种现象必定是怀了智慧之子，当年舍利弗在母胎时，其母亦忽然通晓经论，与此相同。"果然，耆婆所生的正是日后的译经大师——鸠摩罗什。
鸠摩罗什七岁时，母亲耆婆发心出家为尼。耆婆的出家过程颇为曲折——她原本想出家修行，但丈夫鸠摩罗炎并不同意。耆婆便以绝食明志，连续六日不进饮食，直到第六日气息奄奄，鸠摩罗炎才被迫同意。耆婆出家后并未因此与儿子分离，而是带着七岁的罗什一同出家，开始了母子二人共同的修行生涯。
年幼的罗什跟随母亲一同出家，"从师受经，日诵千偈"。偈是佛经中的颂体文，每偈三十二字或三十六字，日诵千偈意味着他每天能背诵三万余字的经文。这种惊人的记忆力令当时的僧众叹为观止。龟兹国的僧人们对这位小沙弥的评价是："此子非凡，年方七岁而能日诵三万二千言，慧解过人，他日必成大器。"罗什最初所学的是小乘说一切有部的经典，在龟兹当地著名的佛寺雀梨大寺中跟随老师系统地学习阿毗达磨等论典，打下了坚实的佛学基础。
"年七岁，从母出家。从师受经，日诵千偈，偈有三十二字，凡三万二千言。"——《高僧传》卷二
鸠摩罗什九岁时，母亲耆婆带他离开了龟兹国，渡过了辛头河（今印度河），前往罽宾国（今克什米尔地区）求学。罽宾国是当时小乘说一切有部的重镇，名德云集。在这里，罗什师从名德槃头达多（Bandhudatta），系统学习了《中阿含经》《长阿含经》等经典，槃头达多是罽宾王的从弟，"渊粹有大量，才明博识，独步当时"，他对罗什的聪慧极为赞赏，并将罗什推荐给罽宾王。罽宾王召见罗什时，命外道论师与罗什辩论，外道论师见罗什年幼，心生轻慢，言语间多有挑衅，但罗什"乘机挫锐，无所容假"，以精妙的论辩使外道折服。罽宾王由此对罗什钦佩不已，"日给鹅腊一双，粳米、麦面各三升，酥油六升"，待遇极为优厚。
十二岁时，罗什随母亲返回龟兹。途经月氏（今新疆西部）时，北山的一个罗汉见到罗什，对其母说："当善守此沙弥，若年至三十五而不破戒者，当大兴佛法，度无数人，与优波掘多无异。若戒不全，无能为也。"这位罗汉以优波掘多（Upagupta，阿育王时期的著名阿罗汉，被称为"无相好佛"）相比，预言罗什将成为像优波掘多那样的佛教大师，但前提是必须持戒清净不破。这一预言在罗什后来的经历中不断被提起，成为理解罗什一生的一把钥匙。
优波掘多（Upagupta）是佛灭后一百年左右的著名阿罗汉，生于摩揭陀国，是商那和修（Śāṇakavāsa）的弟子，付法藏第四祖。他在阿育王时代大弘佛法，度人无数，被称为"无相好佛"——意思是虽然他并非佛陀本人，但其度化众生的功德与佛无异。罗汉以优波掘多期许罗什，暗示罗什未来的成就将达到阿罗汉的境界，同时也暗示了罗什所肩负的弘法使命的艰巨与神圣。
鸠摩罗什十三岁时，随母亲返回龟兹。在途经沙勒国（今新疆疏附一带）时，罗什有了一个至关重要的人生转折——他遇到了大乘佛教。沙勒国是小乘佛教盛行的地区，但罗什在此地第一次接触到了大乘经典。他遇到了一位来自罽宾的高僧须利耶苏摩（Sūryasoma），此人是莎车国（今新疆莎车县）的王族出身，兄弟二人皆出家为僧，专攻大乘。须利耶苏摩为罗什讲授了《阿耨达经》（即《弘道广显三昧经》），详细阐释了大乘佛教"诸法皆空"、"诸法无自性"的义理。
据《高僧传》记载，罗什最初听闻"诸法皆空"时大惑不解，他问须利耶苏摩："此经以何为深义？"须利耶苏摩回答："眼、耳、鼻、舌、身、意皆空无自性，一切诸法亦复如是。"罗什追问："若眼等诸根皆空，则何有众生、何有佛道？"须利耶苏摩以"般若"的智慧层层开导，引用《中论》的"缘起性空"之理，说明正因为一切法无自性，所以才能从缘而生，凡夫执着"有"是颠倒，执着"空"也是颠倒，唯有不落二边的"中道"才是实相。
这番开示如醍醐灌顶，使罗什大彻大悟。他从此认识到大乘佛教的深广微妙，感叹道："我昔学小乘，如人不识金，以鍮石为妙。"（鍮石即黄铜，意思是自己过去学小乘如同把黄铜当作黄金，如今见到了大乘，才知什么是真正的珍宝。）从此，罗什转习大乘，开始钻研《中论》《百论》《十二门论》等中观学派的核心论典，并广泛涉猎大乘方等部的各类经典。他的佛学视野由此豁然开朗，小乘与大乘的义理在他心中汇通圆融。
"我昔学小乘，如人不识金，以鍮石为妙。"——鸠摩罗什之自述，出自《高僧传》。此语生动地表达了罗什从偏执小乘到圆融大小二乘的思想转变过程，也体现了他对佛法真理不断探索、永不自满的精神品格。
改宗大乘之后，鸠摩罗什开始系统深入地研习中观学派的经典。他在沙勒国停留了一年，在此期间不仅研习大乘经典，还广泛阅读了外道的典籍和世间学问，包括四吠陀（Ṛgveda、Sāmaveda、Yajurveda、Atharvaveda）、五明（声明、工巧明、医方明、因明、内明）等。"五明"是古印度学术的五大分类：声明（语言学、文法）、工巧明（工艺技术）、医方明（医学药学）、因明（逻辑学、论辩术）、内明（宗教哲学）。罗什通达五明的学问格局，为他日后从事佛经翻译工作奠定了深厚的语言文字学功底。
罗什二十岁时，在龟兹国的王宫中受具足戒（比丘的完整戒律）。此后，他的声誉迅速传播开来。龟兹王专门为他建造了一座金狮子座，"以秦锦铺座，请什升座说法"。罗什在龟兹讲授大乘经典时，西域各国的国王都前来听法，"长跪于座侧，令什践其背而登座"。这意味着国王们以自己的身体作为罗什登座的阶梯，这在西域佛教传统中是最高礼遇，表明罗什在当时西域佛教界的地位已经无人能及。
此前罗什在罽宾国时的老师槃头达多，听说罗什改宗大乘且声誉日隆，专程从罽宾赶到龟兹，想与罗什辩论。罗什为老师详细讲解了《德女问经》等大乘经典，以"空"、"缘起"、"中道"等义理层层深入。槃头达多听后豁然开朗，反拜罗什为师，感慨道："和尚是我大乘师，我是和尚小乘师。"——这一传为佳话的对话，展现了师徒之间不以门户之见自限、唯以真理为归的博大胸襟。从此，罗什在西域被尊为"大乘导师"，名震西域三十六国。
鸠摩罗什在西域的声名远播，不仅传遍了西域各国，也传到了中原。公元382年，前秦皇帝苻坚（氐族，前秦的建立者）听闻了罗什的盛名。苻坚是中国历史上一位有雄才大略的君主，统一了北方大部分地区，崇尚佛教，对罗什的智慧极为仰慕。他派遣大将吕光率领七万大军远征西域，临行前特意叮嘱吕光："朕闻西国有鸠摩罗什，深解法相，善闲阴阳，为后学之宗。朕甚思之。贤哲者，国之大宝，若克龟兹，即驰驿送什。"苻坚出兵七万的表面目的是征伐西域，但一个重要动机就是迎请鸠摩罗什入关。
苻坚派吕光远征西域，还有一个更深层的原因——他需要罗什来到长安，借助罗什的佛学威望来提高前秦的文化号召力，与东晋争夺文化正统地位。在五胡十六国时期，各个少数民族政权都在寻求文化合法性，而佛教作为超越民族界限的普世宗教，恰恰可以成为连接不同族群的精神纽带。苻坚对此有深刻的认识。
吕光率军西征，于公元384年攻破龟兹，俘获了鸠摩罗什。然而，历史在此处出现了戏剧性的转折——吕光本人并非佛教徒，对罗什的佛学造诣并不重视。更令罗什痛苦的是，吕光为了羞辱这位西域高僧，强迫罗什与龟兹王的女儿成婚，以破坏他的比丘戒体。罗什坚决不从，吕光便以酒灌醉罗什，将罗什与龟兹公主关在同一密室中，迫使罗什破戒。据《高僧传》记载，罗什"被逼既至，遂亏其节"，这段被迫破戒的经历成为罗什一生的隐痛。
吕光在回师途中得知苻坚已在淝水之战（公元383年）中大败，前秦政权土崩瓦解。吕光便不再东进，而是停留在凉州（今甘肃武威一带），于公元386年自立为凉州刺史，建立了后凉政权。鸠摩罗什就这样被困在凉州长达十七年之久（公元385—401年）。在这十七年中，罗什虽然失去了前往中原弘法的自由，但他并没有停止学习和修行。他深入学习了汉语，掌握了中原文化的精髓，同时也在凉州讲授佛法，培养了一批汉地弟子。这段被迫的"潜伏期"，反而为罗什日后在长安的翻译事业做好了语言和文化上的充分准备。
被困凉州的十七年，从表面上看是罗什人生的至暗时刻——他被迫破戒、失去自由、远离弘法的中心舞台。但从更深远的角度看，这十七年是罗什翻译事业的"潜伏期"：①他深入学习了汉语和中国文化，克服了语言障碍；②他接触了中原文化的思维方式，为"意译"风格的形成奠定了基础；③他在凉州讲授佛法，培养了一批最初的弟子和追随者。这十七年的磨砺，使得罗什后来在长安的译场能够驾轻就熟、水到渠成。可以说，没有这十七年的积累，就没有后来长安译场的辉煌。磨难往往是成就的另一种形式。
公元401年，后秦皇帝姚兴（羌族，后秦的第二位皇帝）出兵讨伐后凉，后凉军队大败，后凉王吕隆投降。姚兴是一位虔信佛教的君主，他深知鸠摩罗什的价值，以国师之礼将罗什迎请到后秦的首都长安（今陕西西安）。这一年，罗什已经五十八岁，距离他被吕光从龟兹劫持已经过去了十七年。
姚兴对罗什极为尊崇，拜其为"国师"，并专门在长安城外的逍遥园和大寺设立了规模宏大的译场，请罗什主持翻译佛经。姚兴本人也亲自参与译经事业，据记载他"手执梵本，与什对翻"，与罗什一起讨论译文的措辞和义理。姚兴还从全国各地征召了八百多名僧人来协助罗什的翻译工作，其中许多人是当时中国佛学界的精英人才。长安因此成为当时中国乃至整个东亚的佛教文化中心。
"兴少崇三宝，锐志讲集。什既至止，仍请入西明阁及逍遥园，译出众经。什率多暗诵，无不究尽转能汉语，音译流便。既览旧经义多乖谬，皆由先译失旨，不与梵本相应。"——《出三藏记集》
姚兴在长安为鸠摩罗什设立的译场，是中国佛教史上第一个由国家支持的大型佛经翻译机构。译场的主要地点有两处：一是长安城外的逍遥园，二是长安城内的大寺（后更名为"草堂寺"）。逍遥园是姚兴的皇家园林，环境幽静、设施完备，非常适合开展大规模翻译工作。大寺则位于长安城中，是僧众聚居研习之所。
译场的组织极为严密，分工明确：
这种分工协作的翻译模式，在鸠摩罗什的译场中臻于成熟，为后来唐代玄奘、义净等人的译场提供了制度典范。译场不仅是翻译中心，更是一个学术研究机构——在这里，中印两国的高僧共同研读、讨论、翻译佛经，形成了中国最早的佛学研究共同体。
姚兴对罗什的译经事业给予了无条件的支持。他不仅提供了逍遥园和大寺作为译场，还亲自参与译经工作，与罗什一起"对翻"经典。姚兴本人也是一位有相当佛学修养的学者，曾撰写了《通三世论》等佛学论文，与罗什讨论三世因果的问题。姚兴的支持使罗什的译场获得了充足的资金、人力和物力保障，八百僧众的吃穿用度全部由国库供给。
姚兴还曾多次向罗什请教佛理，罗什为之讲解《维摩诘经》《法华经》等大乘要典。姚兴深受感动，曾感叹道："吾昔闻西域有罗汉，手掷飞梯，吾谓其说虚诞，今乃信矣。"意思是说过去曾听闻西域罗什有神通之事，以为是虚妄之谈，如今亲自听闻罗什说法，才知道佛法的真实不可思议。
罗什的译场汇集了来自全国各地的精英僧人，号称"八百弟子"。在《高僧传》中着录的与罗什译经相关的著名僧人包括：
这八百弟子的存在，使得长安译场不仅仅是一个翻译机构，更是一所佛学院。罗什在翻译经典的同时，也为弟子们讲解经义，培养了一代中国本土的佛教学者。这些弟子后来散布全国，将罗什翻译的经典和传承的义理传播到中国各地，形成了中国佛教义学的第一次繁荣。
据《出三藏记集》记载，鸠摩罗什在长安译场共翻译佛经七十四部（现存三十九部），计三百八十四卷。这些经典涵盖了佛教思想体系的多个层面，从般若空宗的哲学论著到净土信仰的修行法门，从大乘方等部的说教经典到律藏的重要篇章，构成了汉传佛教最基本的经典体系。可以说，如果没有鸠摩罗什的翻译，汉传佛教的面貌将完全不同。
罗什翻译的般若经类中，影响最大的当属《金刚般若波罗蜜经》（简称《金刚经》）。罗什译《金刚经》全称《金刚般若波罗蜜经》，一卷，全文约五千余字。这部译经以"应无所住而生其心"为眼目，以"凡所有相，皆是虚妄，若见诸相非相，即见如来"为核心纲领，文字精炼优美、义理深邃玄妙，被誉为"般若空宗的巅峰之作"。罗什的译本流传最广，六祖慧能即因听闻此经"应无所住而生其心"而开悟，唐宋以后更是成为禅宗的根本经典之一。除罗什外，尚有菩提流支、真谛、玄奘、义净等多家译本，但罗什译本始终流通最广、影响最大。
罗什还翻译了《摩诃般若波罗蜜经》（又称《大品般若经》），三十卷，九十品，是般若经中篇幅最大、内容最完备的译本之一。这部经系统地阐述了般若波罗蜜多的修学体系，从发菩提心到证得一切种智，层次分明，为汉传佛教的般若学研究提供了最全面的文本依据。
"凡所有相，皆是虚妄。若见诸相非相，即见如来。"
"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是观。"
"应无所住而生其心。"
"过去心不可得，现在心不可得，未来心不可得。"
"若以色见我，以音声求我，是人行邪道，不能见如来。"
《妙法莲华经》（简称《法华经》）是罗什翻译的又一部巨著。此经七卷二十八品，约六万余字，是大乘佛教中最为重要的经典之一，被尊为"经中之王"。罗什的《法华经》译本不仅义理准确，而且文字优美流畅，"譬如三千大千世界"、"火宅喻"、"穷子喻"、"药草喻"等大量譬喻故事在译文中栩栩如生。天台宗智顗大师以《法华经》为根本经典建立了一念三千、圆融三谛的教义体系，罗什的翻译功不可没。
《法华经》的核心教义包括：①"开权显实"——佛陀以方便（权）说法引导众生，实则唯一佛乘（实），无二无三；②"会三归一"——声闻、缘觉、菩萨三乘皆为方便，最终归于佛乘；③"一切众生皆可成佛"——即使是十恶不赦之人，但能一念回光、忏悔发心，最终也能成佛。罗什的翻译使这些教义深入人心，成为汉传佛教的核心信仰。
《维摩诘所说经》（简称《维摩诘经》）是一部极为特殊的佛经，它的主角不是出家的比丘或菩萨，而是一位在家居士——维摩诘（Vimalakīrti）。维摩诘居士"资财无量，摄诸贫民"，虽处居家而常修梵行，虽示有妻子而常修梵行，深入世间而不为世间所染。这部经在罗什的翻译下，文字清丽脱俗、辩才无碍，成为汉地士大夫阶层最为喜爱的大乘经典之一。
《维摩诘经》中最精彩的部分莫过于"天女散花"和"文殊问疾"两段——天女以天花散落于诸菩萨和大弟子身上，花落于菩萨身上即坠落，而落于大弟子身上则粘着不落，以此说明弟子们对"相"的执着未尽除；维摩诘与文殊菩萨的对话层层深入，最终"不二法门"的义理在维摩诘的默然无言中达到极致——文殊菩萨问维摩诘何等是"不二法门"，维摩诘默然无言，文殊赞叹曰："善哉！善哉！乃至无有文字语言，是真入不二法门。"
"乃至无有文字语言，是真入不二法门。"——《维摩诘经》入不二法门品。维摩诘以默然回应文殊关于"不二法门"的问题，揭示了最高真理超越语言、不可思议的本质。罗什的翻译精准地传达了这一哲学意蕴，使这段对话成为中国佛教哲学中最著名的公案之一。
《佛说阿弥陀经》是罗什翻译的净土宗根本经典之一，一卷，约两千字。这部经以极简洁的篇幅描绘了西方极乐世界"七重栏楯、七重罗网、七重行树"的庄严景象，确立了"执持名号、一心不乱"的修行法门。罗什的译文节奏明快、琅琅上口，"极乐国土"、"七宝池"、"八功德水"、"迦陵频伽共命之鸟"等意象深入人心，成为中国佛教徒最熟悉的经典文本之一。
在律藏方面，罗什翻译了《十诵律》六十一卷，这是说一切有部的广律，也是汉地最早完整翻译的佛教戒律，为汉传佛教僧团的戒律实践提供了系统的文本依据。罗什还翻译了《梵网经》二卷，其中包含著名的"菩萨戒"——十重四十八轻戒，对汉传佛教的大乘戒律传统产生了深远影响。
如果说上述经典是面向广大信众的"普及型"翻译，那么罗什翻译的龙树菩萨中观系列论典则是面向佛教学者的"学术型"翻译。其中最重要的三部是《中论》《百论》《十二门论》，这三部论典合称"三论"，是后来中国佛教三论宗的立宗依据。
《中论》（Mūlamadhyamakakārikā）是龙树菩萨（Nāgārjuna）最核心的哲学著作，以"缘起性空"、"八不中道"（不生不灭、不常不断、不一不异、不来不去）为核心理论，系统破斥了各种执着"有"或执着"空"的邪见。罗什的译文既准确地传达了龙树的逻辑论证，又保持了汉语文言的简洁风格——"众因缘生法，我说即是空，亦为是假名，亦是中道义"（《中论》"三是偈"），这短短四句偈，精确地概括了中观哲学的核心要义，成为中国佛教哲学史上引用频率最高的偈颂之一。
《大智度论》（Mahāprajñāpāramitāśāstra）是龙树菩萨对《大品般若经》的注释，共一百卷，是一部百科全书式的佛学著作，涵盖了大乘佛教的教义、修行、历史、传说等方方面面。罗什在翻译这部巨著时，考虑到汉地读者的接受能力，对原文进行了适当的简化和调整，使这部体量庞大的论著能够被中国僧人所理解和接受。罗什的弟子僧叡在《大智度论序》中称赞道："罗什法师以慧眼观之，知其不可不译，乃决意翻之，以传东夏。"
在鸠摩罗什之前，中国已有数百年的佛经翻译历史，从东汉末年的安世高、支娄迦谶，到三国时期的支谦、康僧会，再到西晋的竺法护，历代译经僧积累了丰富的翻译经验和大量的译作。这一时期的翻译被称为"旧译"或"古译"，其主要特点是"质胜于文"——翻译风格偏于直译，语言质朴甚至生硬，多采用音译来转写梵文概念，对汉地读者而言阅读体验较为困难。以支谦的《道行般若经》译本为例，其中大量使用"般若波罗蜜"（prajñāpāramitā）、"菩萨"（bodhisattva）等音译词，虽然保持了梵文的原貌，但对普通汉地读者来说理解门槛很高。
鸠摩罗什的翻译开创了一个全新的时代，被称为"新译"。如果说旧译的特点是用汉地的语言外壳承载梵文的思维方式，那么新译的特点则是"用汉人读得懂的语言说印度人的法"。
罗什翻译最突出的特色是"意译"为主——不是逐字逐句地机械对应，而是在深刻理解梵文原典义理的基础上，用符合汉语习惯的流畅典雅的语言表达出来。罗什本人对翻译有明确的追求："改梵为秦，失其藻蔚，虽得大意，殊隔文体。有似嚼饭与人，非徒失味，乃令呕秽也。"（把梵文翻译成秦地之语，如果失去了原文的文采，虽然大意还在，但文体隔阂严重。这就像把饭嚼烂了喂给别人——不只是失去了味道，简直令人作呕。）
罗什的意译体现在多个层面：
"改梵为秦，失其藻蔚，虽得大意，殊隔文体。有似嚼饭与人，非徒失味，乃令呕秽也。"——鸠摩罗什论翻译。这段著名的翻译评论，反映了罗什对佛经翻译的深刻思考：翻译不能仅仅是语言文字的机械转换，而要在保持义理准确性的同时，兼顾译文的文学性和可读性。如果译文生硬艰涩，即使义理无误，也难以起到传播佛法的作用。
罗什的翻译虽然以意译为主，但并未完全放弃"质"的追求。他所谓的"文"指文学性和流畅性，"质"指忠实度和准确性。罗什的文质并重体现在：
罗什的翻译达到了"文而不华、质而不野"的境界。他的弟子僧肇在《维摩诘经序》中评价罗什的翻译说："其文约而诣，其旨婉而彰，微远之言，于兹显然。"意思是罗什的译文简约而精确，义理婉转而彰明，深微幽远的佛法真义，在他的翻译下变得清晰明了。
罗什的意译风格在历史上也曾引发过一些争议。有学者认为，罗什的部分翻译存在"删减"和"改写"的情况，与梵文原典不完全一致。例如，罗什译《金刚经》的篇幅比玄奘译《能断金刚般若波罗蜜多经》短许多，说明罗什可能对原文有所删节；又如《大智度论》的百卷译本，也被认为比梵文原典有所简化。
对于这种争议，需要从罗什所处的时代背景和翻译宗旨来理解：罗什的翻译目标不是为学者提供逐字对应的"学术本"，而是要让汉地僧俗大众能够理解大乘佛法的核心要义。在纸张珍贵、传播困难的五世纪，简明的译本比冗长的学术译本更有利于佛法的传播。同时罗什"依义不依语"的翻译原则，本质上更符合大乘佛教"依法不依人、依义不依语"的精神传统。事实上，正是罗什的"意译"风格，使得他翻译的经典在近两千年的时间里一直被广泛传诵，成为中国佛教信众最亲切、最熟悉的经典文本。
中国佛经翻译史通常分为三个时期：①古译期（东汉至西晋）：以安世高、支娄迦谶、竺法护为代表，质胜于文；②旧译期（东晋至隋）：以鸠摩罗什为代表，文质并重，开创"新译"先河；③新译期（唐）：以玄奘、义净为代表，精确定位、严格直译。罗什的翻译处于承前启后的关键位置——他纠正了古译期过度直译的弊病，又为唐代新译期的精确翻译奠定了基础。在中国翻译史上，罗什的贡献不仅在于他翻译了多少经典，更在于他创立了一套成熟的翻译方法和翻译美学。
鸠摩罗什门下有弟子三千，其中亲传弟子八百，而最为杰出的四位被称为"四圣"或"四大弟子"——僧肇、道生、僧叡、道融。这四位弟子各有所长，在罗什圆寂后分别在不同方向上继承和发展了罗什的佛学思想，共同推动了中国佛教义学的形成。
| 弟子 | 专长 | 主要著作/贡献 | 历史评价 |
|---|---|---|---|
| 僧肇 | 般若空宗哲学 | 《肇论》四篇 | "解空第一" |
| 道生 | 涅槃佛性学说 | 首倡"阐提成佛""顿悟成佛" | "涅槃圣" |
| 僧叡 | 经典讲说 | 参与多部经典翻译，撰述序文 | "译场支柱" |
| 道融 | 师子国论辩 | 《法华经》义疏 | "辩才无碍" |
僧肇（384—414年），京兆（今陕西西安）人，是罗什门下最杰出的弟子，也是中国佛教哲学史上最重要的思想家之一。他出身贫寒，以佣书（代人抄书）为生，因抄书而广泛阅读了各类典籍，对老庄玄学有深入研究。后来读到支谦译《维摩诘经》，深受感动，遂出家为僧，师从罗什学习大乘佛教。
僧肇的著作以《肇论》闻名于世，收录了四篇论文：
道生（？—434年），巨鹿（今河北平乡）人，是罗什门下的又一巨星。他早年出家，精研佛典，后来长安师从罗什，与僧肇一同学习般若中观之学。道生的思想极其大胆，富创造性，提出了两项在当时极具争议的学说：
"阐提成佛"说："阐提"（icchantika）即"一阐提"，指断尽善根、不信佛法的人。按当时流行的《大般泥洹经》的说法，"一阐提"不能成佛。但道生根据自己的理解，提出了"一阐提也能成佛"的主张。他认为既然"一切众生皆有佛性"，那么"一阐提"作为众生之一，理应也有佛性、也能成佛。这一主张被当时的僧团视为异端邪说，道生因此被逐出僧团。但道生毫不退缩，发下著名的誓言："若我所说反于经义者，请于现身即表厉疾；若与实相不相违背者，愿舍寿之时据师子座。"（如果我的说法违背了佛经的真义，让我在现世就生重病；如果我没有违背实相真理，让我在去世时坐在师子座上。）后来《大般涅槃经》全本传入中国，其中明确写道"一阐提亦可成佛"，道生的预言得到了验证，他因此被誉为"涅槃圣"。
"顿悟成佛"说：道生还提出了"顿悟成佛"的学说，主张成佛不是渐修积累的结果，而是在某一时刻的"顿悟"——一念觉悟即自成佛。这一学说后来被禅宗继承和发扬，成为禅宗"顿悟"法门的理论源头。道生认为，"理"是不可分的整体，不能"渐"得——要么全悟，要么全不悟，不存在"悟了一部分"的状态。因此，成佛必然是一个"顿"的过程，而不是"渐"的过程。
"夫称顿者，明理不可分，悟语照极。以不二之悟，符不分之理。理智恚释，谓之顿悟。"——道生论"顿悟"。这是中国佛教思想史上关于"顿悟"学说最早的、最系统的阐述，为后来禅宗"直指人心、见性成佛"的法门奠定了理论基础。
僧叡（生卒年不详），魏郡长乐（今河南安阳）人，是罗什译场中最重要的助手。他年轻时就以博学多闻而闻名，曾师从道安（中国佛教史上另一位重要的佛教学者），后来长安师从罗什，成为罗什最得力的笔受之一。在罗什翻译《法华经》《大智度论》《中论》《百论》《十二门论》等核心经典时，僧叡都是主要的笔受和证义者。
僧叡为罗什的多部译著撰写了序文，这些序文保存至今，是研究罗什翻译事业的重要史料。他还在罗什圆寂后继续在长安讲经说法，培养后学，为关中佛学的延续做出了重要贡献。僧叡在《大智度论序》中写道："罗什法师以秦言译之，曲从方言，而趣不乖本。苟不乖本，虽文有增损，亦无伤于道。"这段话准确地概括了罗什翻译的核心理念——在忠实于原义的前提下，灵活运用汉语表达，这正是罗什"意译"的精髓。
道融（生卒年不详），汲郡（今河南卫辉）人，以精通《法华经》著称。他十二岁出家，三十岁已经博通经论。听说罗什在长安译经，前往师从。在罗什门下，道融尤其专精《法华经》的义理，罗什翻译《法华经》时，道融是重要的助手之一，并曾为《法华经》撰写了义疏。
道融最著名的事迹是与一位来自师子国（今斯里兰卡）的外道婆罗门的辩论。这位婆罗门自称辩才无敌，来到长安向罗什挑战。罗什派道融出面对辩。两人辩论了数日，道融引经据典、层层推进，最终将婆罗门驳倒。婆罗门心悦诚服，向道融行礼，并说："此间有人，不可轻也。"（这里有人才，不可轻视啊。）这场辩论极大地提高了罗什僧团在长安的声望，也展现了道融卓越的论辩才能。罗什对此极为欣慰，曾赞道："融公论议，皆不谬于佛意。"
鸠摩罗什最重要的历史贡献之一，是将印度大乘佛教中观学派的般若空宗思想系统地传播到中国。在罗什之前，虽然已有般若经类的翻译（如支娄迦谶译《道行般若经》、竺法护译《光赞般若经》等），但译本质量不高、义理不通顺，中国佛教界对般若思想的了解非常有限。罗什对《大品般若经》《金刚般若波罗蜜经》以及龙树菩萨的中观论典（《中论》《百论》《十二门论》）的系统翻译，使中国佛教界第一次完整地、准确地理解了"缘起性空"的中观哲学。
般若空宗思想的传播对中国佛教产生了深远影响：它打破了当时中国佛教界对"格义"（用中国本土哲学概念类比佛教概念）的依赖，使僧人们可以直接从佛教经典本身理解佛教哲学。罗什的翻译提供了准确、优美的文本，他的讲解提供了权威、深入的解释，他的弟子们则将这些思想传播到更广泛的范围。可以说，直到罗什来到长安，中国佛教才真正在哲学层面上理解了印度大乘佛教的精髓。
罗什翻译的经典成为后来中国佛教各大宗派的核心文本依据：
可以说，在隋唐时期形成的中国佛教八大宗派中，没有哪一个宗派不曾受惠于鸠摩罗什的翻译事业。罗什翻译的经典就像一座思想的蓄水池，为中国佛教各个时期、各个宗派提供了取之不尽的精神资源。
在中国佛教翻译史上，鸠摩罗什与玄奘并称"两大译经师"，但二人的翻译风格和影响方向有显著差异：罗什以"意译"为主，译文流畅优美，重在让汉地读者理解佛法的精神实质，他翻译的经典更贴近普通信众的日常修持；玄奘以"直译"为主，译文精确严谨，重在保持梵文原典的学术精确性，他翻译的经典更服务于佛教学者的义理研究。从历史影响来看，罗什翻译的经典在汉传佛教信众中的普及度和亲和力更高，而玄奘翻译的经典在学术精确性方面更胜一筹。两人分别代表了佛经翻译的"文"与"质"两个方向，共同构成了中国佛教翻译的完整传统。
罗什确立的"意译为主、文质并重"的翻译方法，不仅影响了中国佛教翻译的全部后续历史，也为中国翻译学的发展提供了最早的范式。罗什在翻译实践中探索出的原则——"依义不依语"、"文而不华、质而不野"、"入情入理、雅俗共赏"——成为后世佛经翻译的基本准则。
从更宏观的视角来看，罗什的翻译事业实际上是一次跨文化传播的经典案例——他成功地将一种异质文化（古印度佛学）的核心思想，通过另一种完全不同的语言（汉语）和文化载体（中国文学传统），转化成了中国本土文化的一部分。这一过程不是简单的"翻译"，而是深度的"文化转译"和"思想再创造"。罗什做到了这一点，不仅因为他精通梵汉两种语言，更因为他深入理解两种文化的思维方式，找到了佛法精神在汉语语境中最恰当的表达方式。
鸠摩罗什的人生本身就是中印文化交流的一个缩影：他出生在西域（今新疆），父母分别来自印度和龟兹，他本人则在中原（长安）度过了人生最后的十二年，完成了最辉煌的事业。他的人生轨迹跨越了印度、中亚和中国三个文明区域，他的翻译事业则连接了印度文明和中国文明两大世界。
罗什的故事还具有更深层的文化象征意义：他经历了被劫持、被迫破戒、被囚禁十七年的磨难，而这些磨难恰恰成就了他——凉州的十七年让他精通了汉语和中国文化，长安的十二年则让他完成了超越时代的翻译事业。这种"磨难成就伟业"的叙事，与中国佛教中"烦恼即菩提"的理念高度契合——最深的痛苦往往孕育着最伟大的创造，最黑暗的时刻往往孕育着最光明的事业。
公元413年，鸠摩罗什在长安圆寂，享年七十岁。据《高僧传》记载，他临终前对众弟子说："凡所出经论三百余卷，唯《十诵》一部未及删繁，存其本旨必无差失。愿凡所宣译，流传后世，咸共弘通。今于众前发诚实誓：若所传无谬者，当使焚身之后，舌不燋烂。"——他发愿如果自己所翻译的经典没有谬误，火化后舌头不烂。据说火化后，"薪灭形碎，唯舌不灰"，印证了他翻译事业的准确无误。
这一美丽的传说，传颂了一千六百年，至今仍在佛教信众中广为流传。无论其历史真实性如何，这个传说反映了佛教信众对罗什翻译事业的高度信任和崇敬——人们相信，罗什翻译的经典是准确的、可靠的，是可以信赖的修行指南。
鸠摩罗什的一生，是佛法从西域到中原、从梵语到汉语、从印度文明到中国文明的一次伟大的"翻译"。他翻译的不仅是文字和语言，更是一个文明的智慧、一种精神的传统、一条通往觉悟的道路。一千六百年过去了，他翻译的经典仍在被亿万人读诵——"应无所住而生其心"、"凡所有相皆是虚妄"、"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这些美妙的文字已经成为中国文化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融入了一代又一代人的精神世界。这或许就是罗什所说的"若所传无谬者，舌不燋烂"的真正含义——真理的火种一旦播下，就永远不会熄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