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佛教复兴运动的起点，必须从清末佛教的衰落谈起。清朝中后期，佛教面临着内忧外患的双重困境，逐渐走向衰微。
自鸦片战争（1840年）以来，西方列强的入侵不仅改变了中国的政治格局，也深刻冲击了传统文化体系。太平天国运动（1851-1864年）对佛教造成了毁灭性打击——太平军所到之处，寺庙被焚毁，经卷遭破坏，僧尼被迫还俗。江南地区作为佛教重镇，损失尤为惨重。据统计，太平天国期间被毁的寺院达数万所，佛教的物质基础遭受了前所未有的摧毁。
清代佛教在制度上存在严重弊端。丛林制度日益松弛，僧团戒律松弛，寺院经济管理混乱。许多寺院沦为"子孙庙"，住持之位父传子继，失去了十方丛林的公心。部分僧人以经忏佛事为谋生手段，佛教的义理研究和修行实践严重退化。所谓"和尚不做禅，专门卖经忏"，反映了当时佛教界的普遍现象。
清代佛教在义理研究方面鲜有突破。自明末四大高僧（云栖祩宏、紫柏真可、憨山德清、蕅益智旭）之后，佛教思想创新进入停滞期。佛教经典流通困难，尤其是唯识学等义理精深之学的传承几乎断绝。与此同时，西方文化和基督教的传入，对佛教的思想体系构成了新的挑战。
明清之际，士大夫参禅学佛的风气曾十分兴盛。但到了清末，随着科举制度的衰落和西学的涌入，知识分子群体的关注点转向实用之学和技术引进，佛教对知识分子的吸引力大幅下降。佛教逐渐被贴上了"迷信"的标签，面临被时代淘汰的危机。
杨文会（1837-1911），字仁山，安徽石埭（今石台）人，被尊为"近代佛教复兴之父"。他以其毕生精力投入佛教经典的搜集、整理和刻印事业，创办金陵刻经处，为近代佛教复兴奠定了坚实的文献基础。
杨文会早年习儒，后随父入京，因阅读《大乘起信论》而深感佛法之博大精深，由此生起弘扬佛教的宏大誓愿。他曾在曾国藩幕府任职，后随曾纪泽出使英法，在海外接触到西方学术思想和日本佛教学者的研究成果，开阔了视野。杨文会深感中国佛教经典散佚严重，许多重要典籍在中国本土反而失传，而保存在日本、朝鲜等地的汉文佛典却完好无损。这一发现成为他创办刻经处的重要动因。
"佛经者，佛法之根本也。经典流通，则佛法得以流传；经典湮没，则佛法随之而亡。"
1866年（同治五年），杨文会与同道居士共同发起创办金陵刻经处，地点设在南京。这是近代中国第一个具有现代意义的佛教经典出版机构。与传统的寺院刻经不同，金陵刻经处采用了近代出版业的运作方式，在选本、校勘、刻版、印刷、流通等各个环节都建立了严格的制度。
金陵刻经处在杨文会的主持下，取得了辉煌的成就：
金陵刻经处的创立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其一，它为近代佛教复兴提供了最基本的经典保障，使得许多濒临失传的重要典籍重新流通于世。其二，它培养了一大批精通佛学的人才，太虚大师、欧阳竟无等人都曾在此求学或参与工作。其三，它开创了居士佛教的新模式，证明了在家居士同样可以担当起弘扬佛教的重任。金陵刻经处延续至今，已成为中国佛教文化的重要象征。
太虚大师（1890-1947），法名唯心，字太虚，浙江崇德（今桐乡）人。他是近代佛教史上最具有改革精神和世界视野的高僧，其所倡导的"人间佛教"思想，深刻影响了近现代中国乃至世界佛教的发展方向。
太虚16岁出家，受戒后即入金陵刻经处的祇洹精舍学习，师从杨文会。他不仅精研佛典，还广泛涉猎中西哲学、自然科学和社会学说。1914年，太虚在普陀山闭关阅藏，深入思考佛教改革问题。这次闭关成为其思想成熟的关键节点。出关后，太虚开始全面推行其佛教改革理念，提出了一系列影响深远的佛教革新主张。
太虚大师提出了佛教改革的"三大革命"纲领：
太虚大师的"人间佛教"思想是其全部佛教理念的核心。其基本内涵包括：
（一）佛法在世间：太虚指出，"佛法不离世间觉"，佛教的终极关怀不在彼岸世界，而在于此岸人生的觉悟与改善。佛教徒应当积极入世，以佛法智慧服务社会、利益众生。
（二）人成即佛成：太虚提出"仰止唯佛陀，完成在人格；人成即佛成，是名真现实"的著名偈颂。他认为，成佛并非遥不可及的神话，而是在完善人格的过程中自然成就的。
（三）建设人间净土：太虚主张不应消极等待往生西方净土，而应当以菩萨行的精神，在现实世界中建设人间净土，将佛教的理想落实于当下的社会生活。
太虚大师极为重视僧伽教育，先后创办了武昌佛学院（1922年）、闽南佛学院（1927年）、汉藏教理院（1932年）等多所佛学院。这些佛学院突破传统寺院教育的模式，引入现代教育体制，开设佛学、哲学、历史、外语等多门课程，培养了大批适应新时代需要的僧才。其中，武昌佛学院是中国第一所现代意义上的佛学院，被视为中国佛教教育现代化的开端。
太虚大师具有广阔的国际视野。他曾出访日本、南洋、欧美等地，与各国佛教学者和宗教领袖广泛交流。1928年，他在英国伦敦、法国巴黎等地宣讲佛法，是中国僧人最早在西方系统传播佛教的代表之一。他还发起并组织了"世界佛学苑"，致力于推动佛教的国际交流与合作。
"中国佛教的新生命，不在深山古刹，而在人间社会。佛教应当回到人间，服务人间，提升人间。"
欧阳竟无（1871-1943），名渐，字竟无，江西宜黄人。他是近代中国最著名的唯识学者之一，创办支那内学院，以精深的唯识学研究推动了近代佛学的学术化转型。
欧阳竟无早年习儒，后因感于国事日非而转向佛学。他师从杨文会，在金陵刻经处潜心研究唯识学。杨文会去世后，欧阳竟无继承其遗志，于1918年筹划创办支那内学院，1922年正式成立。内学院以"阐扬佛学，培养人才"为宗旨，成为近代中国佛学研究的学术重镇。
支那内学院在欧阳竟无的主持下，取得了卓越的学术成就：
近代唯识学的复兴是佛教史上一个重要的思想现象。以欧阳竟无、太虚大师（亦精研唯识）为代表的僧俗学者，不约而同地将目光投向唯识学，并非偶然。唯识学以其严密的认识论体系、精细的心识分析和逻辑论证，被认为是最能与西方哲学和科学对话的佛教学派。在近代中西思想碰撞的背景下，唯识学的复兴满足了佛教界以传统智慧回应现代挑战的内在需求。
近代佛教学者常将唯识学与康德、胡塞尔等人的哲学进行比较。唯识学的"万法唯识"说与康德的"现象与物自体"区分、胡塞尔的"意向性"理论之间，存在诸多可对话的理论空间。这种比较研究不仅是佛教学术化的体现，也是近代中国思想界回应西方哲学挑战的重要尝试。
欧阳竟无在佛学上持严格的唯识宗立场，与其他宗派的思想有过激烈的学术争论。他与太虚大师之间关于"法相"与"唯识"分宗问题的辩论，以及他对《大乘起信论》真伪问题的质疑，都在近代佛学界产生了广泛影响。欧阳竟无强调佛学研究必须回归印度原典，重视文献考据和义理辨析，这种学术化的研究路径深刻地影响了中国佛学的研究范式。
虚云老和尚（1840-1959），俗名萧古岩，湖南湘乡人。他是近代中国佛教史上最具传奇色彩的高僧之一，以120岁的高龄示现人间，历经五帝四朝，以坚韧不拔的毅力重兴禅宗祖庭，延续了中国禅宗的法脉传承。
虚云自幼即有出尘之志，19岁出家，后行脚天涯，参访名山。他曾为报父母深恩，三步一拜朝礼五台山，历时三年。其后入川藏，翻越雪山，前往缅甸、锡兰（今斯里兰卡）等地朝圣。56岁时，他在扬州高旻寺禅七期间，因开水烫手而致茶杯落地破碎，顿时豁然大悟，作偈云："杯子扑落地，响声明沥沥；虚空粉碎也，狂心当下歇。"悟后他继续精进修行，深入经藏，奠定了日后重兴禅宗的道力基础。
"修行一法，贵在长远。若无长远心，任你聪明盖世、辩才无碍，终难成就。"
虚云老和尚一生重兴了多座禅宗祖庭，贡献卓著：
虚云老和尚一身兼祧禅宗五家法脉（临济、曹洞、沩仰、云门、法眼），在近代禅宗传承中具有无可替代的地位。他门下嗣法弟子众多，其中本焕老和尚、佛源老和尚、净慧老和尚、传印长老等，后来都成为当代中国佛教的中坚力量。虚云以一人之力，延续了濒临断绝的禅宗多派法脉，其历史功绩被后世誉为"禅宗泰斗"。
虚云老和尚的禅学思想以"老实修行"为根本特色。他反对空谈理论，强调实际修证。他教导学人："参禅不贵嘴上说，贵在心上行。"在修行方法上，他继承并弘扬了"看话头"的参禅方法，以"念佛是谁"为根本话头，引导学人离心意识参究。
印光大师（1862-1940），法名圣量，字印光，陕西郃阳（今合阳）人。被尊为净土宗第十三代祖师，是近代佛教净土法门最有力的弘扬者。他以"老实念佛"为宗旨，以书信接引众生，其《印光法师文钞》被誉为当代佛教居士修行的必读经典。
印光大师21岁出家，后专修净土法门。他曾在普陀山法雨寺闭关修行多年，深入研读藏经，对净土经典有极深的研究。1912年，他的文章开始在上海《佛学丛报》发表，以其见解精辟、文笔洗练而受到广泛关注。此后，他一发不可收拾，通过书信、文章等方式大力弘扬净土法门，接引了无数信众。
（一）"敦伦尽分，闲邪存诚"：印光大师强调修行首先要做好世间人的本分。"敦伦"即处理好父子、兄弟、夫妇等伦理关系；"尽分"即尽到自己在社会中的职责。在此基础上，再以"闲邪存诚"的功夫净化心灵，为往生净土积聚资粮。
（二）"老实念佛"：印光大师反对参杂名利心的修行，强调念佛要老老实实，不求神通，不慕玄妙，但以真信切愿持名念佛，必定得生西方。
（三）融通儒佛：印光大师善于将儒家伦理与佛教净土教义相结合，以"因果报应"和"孝亲尊师"为接引大众的方便法门。
印光大师虽在寺院闭关修行，但其影响力却遍及全社会。他通过书信与各界人士广泛交流，包括政府官员、知识分子和普通百姓。他的《印光法师文钞》正续编共数百万字，内容涵盖佛法修持、因果教育、家庭教育、社会道德等各个方面。
印光大师还积极推动慈善事业，多次组织募捐赈灾。1936年，全国灾情严重，印光大师将信众供养的香敬全部用于赈灾，自己却过着极其俭朴的生活。他的慈悲言行感动了无数人，使净土法门在近代社会中获得了空前的普及。
印光大师在苏州创办弘化社，大量印赠佛教经典和善书，免费流通。弘化社的出版规模在近代佛教出版机构中首屈一指，其所印行的《了凡四训》《安士全书》《印光法师文钞》等书籍，流传极广，影响深远。
弘一大师（1880-1942），俗名李叔同，法名演音，号弘一，天津人。他是近代中国文化史上的一位传奇人物，前半生在文艺领域成就斐然，后半生精严持戒，成为中兴南山律宗的一代高僧。
李叔同是中国近代文化史上罕见的通才。他是中国最早的话剧活动家之一，曾创办春柳社，演出《茶花女》等话剧；他是杰出的音乐家，创作了《送别》《春游》等传世名曲；他在美术领域亦成就卓著，是中国最早引入西洋绘画技法的画家之一；同时他还精通书法、篆刻、诗词等多种艺术形式。他的前半生代表了近代中国知识分子在文化艺术领域探索和创新的最高成就。
1918年，39岁的李叔同在杭州虎跑寺剃度出家，这一事件在当时的文化界引起了巨大震动。出家后，弘一大师选择了佛教各宗派中最为艰苦的律宗作为专修法门。律宗以精严持戒著称，自南宋以后在中国几近失传。弘一大师发愿复兴律宗，以"誓作佛门栋梁，挽回律学颓风"为己任。
"律学是佛法的根本。戒律存在，正法就存在；戒律废弛，正法就灭亡。中兴律宗，是我的本愿。"
弘一大师对律宗复兴的主要贡献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弘一大师选择在文艺事业如日中天之时毅然出家，并以最严格的律宗为修行法门，这一选择本身就是对佛教信仰力量的生动证明。他的一生展现了佛教"放下"与"承担"的深刻内涵——放下世间的名利荣华，承担起续佛慧命的历史责任。弘一大师对律宗的复兴，弥补了近代佛教复兴运动中戒律维度的缺失，使整个复兴运动更加完整和均衡。
近代佛教复兴运动不仅是传统的回归，更是佛教面对现代社会的自我革新和自我调整。在现代化和国际化的双重维度上，近代佛教复兴呈现出丰富而深远的意义。
近代佛教复兴运动最突出的成就之一，是佛教教育的现代化转型。从太虚大师创办武昌佛学院开始，佛学院这一新的教育模式逐渐取代了传统的师徒授受制度。佛学院的课程设置涵盖了佛学经典、佛教历史、哲学比较、外语学习、社会人文等多个领域，培养了一批既精通佛学又具备现代知识的僧才。这种教育模式的转变，为佛教在当代社会中的持续发展储备了人才基础。
面对近代科学的冲击，佛教界不再采取回避或排斥的态度，而是积极寻求与科学对话的可能性。唯识学的心识理论与近代心理学的对话、佛教宇宙观与天文学的对比、禅修实践与身心医学的结合等议题，都成为近代佛教学者关注的重点。这种对话不仅回应了科学主义的挑战，也拓展了佛教思想的现代阐释空间。
近代佛教复兴中的一个重要命题是：佛教不是与科学对立的"迷信"，而是可以与之对话的"智慧传统"。太虚大师曾言："佛教是科学的宗教"——这里的"科学"并非指佛教可以还原为科学，而是指佛教具有理性、实证和批判的精神特质。这一观点对当代佛教的传播仍然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近代佛教复兴运动从一开始就具有国际化的维度。杨文会与日本佛教学者的交流、太虚大师的欧美弘法之旅、欧阳竟无与印度学者的学术对话，都表明近代佛教复兴不是封闭的民族主义运动，而是开放的、具有世界眼光的文化复兴。
佛教的国际化还体现在：中国僧人到海外留学、各国佛教学者到中国参访、佛经的翻译和传播跨越国界等方面。这种国际交流不仅促进了佛教在不同文化语境中的传播，也为中国佛教的自我更新提供了新的思想资源。
近代佛教复兴运动始终与民族救亡的历史主题紧密交织。在抗日战争期间，佛教界积极投身抗战救国运动：僧人们组织救护队、开办难民收容所、为抗战募捐。太虚大师提出"国难中的佛教"思想，号召佛教徒为国家存亡而奋斗。佛教不再是远离社会的"出世"宗教，而是与国家命运紧密相连的精神力量。
近代佛教复兴运动始于清末佛教的全面衰落，经由杨文会、太虚大师、欧阳竟无、虚云老和尚、印光大师、弘一大师等杰出僧俗人士的努力，在经典流通、僧伽教育、宗派复兴、学术研究和现代化转型等各个层面取得了卓越成就。这一运动不仅挽救了佛教在近代社会的生存危机，更为佛教在当代的发展开辟了新的方向。
| 人物 | 核心贡献 | 历史定位 |
|---|---|---|
| 杨文会 | 创办金陵刻经处，收集整理佛教经典，从日本寻回唯识宗佚籍 | 近代佛教复兴之父 |
| 太虚大师 | 倡导人间佛教，提出三大革命，创办佛学院，推动佛教教育现代化 | 佛教改革先驱 |
| 欧阳竟无 | 创办支那内学院，复兴唯识学，推动佛教学术化 | 近代唯识学泰斗 |
| 虚云老和尚 | 重兴禅宗祖庭（鸡足山、南华寺、云居山），延续禅宗五家法脉 | 禅宗泰斗 |
| 印光大师 | 弘扬净土法门，著《印光法师文钞》，创办弘化社，推动佛教大众化 | 净土宗第十三祖 |
| 弘一大师 | 中兴南山律宗，整理律学典籍，以严格的持戒实践树立典范 | 律宗中兴祖师 |
第一，传统与创新的辩证统一。近代佛教复兴的成功经验表明，传统文化的生命力在于既有深厚的根基，又有开放的创新。太虚大师的人间佛教之所以影响深远，正是因为他既深植于大乘佛教的菩萨道精神，又以现代社会的需求为导向进行了创造性的阐释。
第二，信仰与实践的紧密结合。近代佛教复兴运动的推动者，不仅是思想家和学者，更是身体力行的实践者。虚云老和尚的艰苦修行、弘一大师的精严持戒、印光大师的"老实念佛"，都体现了知行合一的精神。
第三，个人修证与社会责任的统一。近代佛教复兴运动打破了"出世"与"入世"的二元对立，证明了佛教徒既可以是精进修行的个人，也可以是服务社会的积极力量。这种"自利利他、自觉觉他"的精神，是佛教对当代社会最重要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