鸠摩罗什（344–413年），又译鸠摩罗什婆，意译"童寿"，其父为天竺人，母为龟兹王妹。罗什自幼出家，先学小乘，后习大乘，成为西域一代佛学宗师。前秦苻坚为迎请罗什，遣吕光率七万大军远征龟兹。后秦姚兴于弘始三年（401年）迎罗什至长安，尊为国师，主持译经事业。
鸠摩罗什在长安十余年间，共译出经论七十四部，三百八十四卷，涵盖般若、中观、净土、禅法等诸多领域。重要译作包括：
"什每至讲说，常先自说譬喻，如摩尼珠，随方变色；说法之人，亦复如是。"——《出三藏记集》记载罗什说法之善巧
鸠摩罗什与唐代玄奘并称为中国佛教译经史上的两大高峰。如果说玄奘代表了译经"精确性"的极致，那么罗什则代表了译经"文学性"与"可读性"的巅峰。罗什所译经典至今仍是中国佛教徒诵读的主要版本，其影响之深远，无与伦比。
僧肇（384–414年），京兆（今陕西西安）人，鸠摩罗什的四大弟子之一，被誉为"东土解空第一人"。僧肇原为老庄学者，后读《维摩诘经》而出家，师从罗什参与译经，深得般若中观之精髓。其代表作《肇论》是中国佛教哲学史上第一部系统的理论著作，标志着佛教中国化哲学的成熟。
僧肇在《不真空论》中批评了当时般若学"六家七宗"中的三种偏误：
僧肇提出"不真空"的究竟义：万物并非不存在，而是"假有"——即虽有而不实，虽空而非无。此即龙树中观的"缘起性空"之正见，既破有执，亦破空执，行于中道。
"欲言其有，有非真生；欲言其无，事象既形。象形不即无，非真非实有。然则不真空义，显于兹矣。"——僧肇《不真空论》
僧肇以"昔物不至今"论证事物在时间上的"不迁"（不动）：过去的事物只存在于过去，不会来到现在；现在的事物也只存在于现在，不会去到未来。因此，"动"与"静"并非矛盾，而是同一实在的两个面向。动静一如，即是中道。
汤用彤先生评价僧肇："肇公之学说，盖有会于庄生之旨，而深契于龙树之道。"僧肇将印度中观哲学与中国老庄思想深度融合，创造了具有中国特色的佛学理论。其思想对后来三论宗、天台宗、禅宗都产生了深远影响，尤其是对六祖惠能的"无念、无相、无住"思想有明显的启发作用。
慧远（334–416年），雁门楼烦（今山西宁武）人，东晋著名高僧。早年博通六经，尤善老庄，后听闻道安讲《般若经》而出家，成为道安的杰出弟子。慧远南下庐山，驻锡东林寺三十余年，"影不出山，迹不入俗"，成为南方佛教的精神领袖。
"夫缘化之理既明，则三世之传显矣；迁感之数既符，则善恶之报必矣……推此以观，则形尽神不灭之义，可知矣。"——慧远《沙门不敬王者论》
慧远虽隐居庐山，但与长安的鸠摩罗什保持密切的书信往来（即《大乘大义章》），探讨法身、空性、佛性等深奥问题。这些书信是中国佛教思想交流史上的珍贵文献，反映了当时南北佛教思想的差异与碰撞。慧远倾向于实在论的法身观念，而罗什则坚持中观的空性立场，二人的讨论推动了佛教中国化理论的深化。
慧远是中国佛教史上最早将印度佛教戒律、禅法、净土信仰与中国士大夫文化有机结合的高僧。他使佛教真正进入了中国知识分子的精神世界，确立了佛教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对话基础。庐山也由此成为南方佛教的中心，与长安的鸠摩罗什译场遥相呼应，形成了南北佛教双峰并峙的格局。
法显（约337–422年），平阳武阳（今山西襄垣）人，中国佛教史上第一位从陆路西行天竺、由海路归国的求法僧，也是第一位留下完整西行游记的汉地僧人。
"顾寻所经，不觉心动汗流！所以乘危履险，不惜此身者，盖是志有所存，专其愚直……故不得不令其至诚，通于神明。"——法显《佛国记》自述西行动机
法显的西行求法开创了汉地僧人西行取经的传统，直接影响了此后玄奘、义净等求法僧。法显携归的《大般泥洹经》译出后，引发了中国佛教界对"佛性"问题的大讨论，直接促进了道生"阐提成佛"说的提出。此外，《佛国记》对印度佛教黄金时代（笈多王朝）的记录，成为近代印度考古学重建佛教圣地的关键线索。
南北朝时期是中国佛教石窟艺术的黄金时代，其中以云冈石窟和龙门石窟最具代表性，分别代表了北魏时期佛教艺术的两种风格。
云冈石窟位于北魏都城平城（今山西大同）西郊武州山南麓，始凿于北魏文成帝和平年间（460–465年），由著名高僧昙曜主持开凿。主要洞窟分为三期：
龙门石窟位于北魏新都洛阳城南伊水两岸的峭壁上，始凿于北魏孝文帝迁都洛阳（493年）之后，历经东魏、西魏、北齐、隋、唐、北宋历代营造。南北朝时期的代表性洞窟包括：
从云冈到龙门的风格变化，反映了佛教艺术中国化的历程：云冈佛像面相方硕、体格雄健，仍有西域余风；龙门北魏造像面相清秀、身材修长、衣纹流畅，体现了南朝士大夫的审美趣味，形成了中国式的"秀骨清像"风格。这一转变与北魏孝文帝推行汉化政策、迁都洛阳密切相关。
"雕饰奇伟，冠于一世。"——郦道元《水经注》对云冈石窟的赞叹
魏晋南北朝时期，佛教在中国迅速发展的同时，也与本土的道教、儒家发生了激烈的文化冲突。北魏太武帝灭佛事件的爆发，揭开了中国历史上"三武一宗"灭佛运动的序幕。
太武帝拓跋焘初期信奉佛教，后受道士寇谦之和宰相崔浩的影响，于太平真君七年（446年）下令灭佛：
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的官方灭佛运动。不过太子拓跋晃暗中保护了一些僧人和经像，为佛教保留了种子。太武帝晚年对灭佛有所悔悟，加之崔浩失势被诛，灭佛运动逐渐平息。文成帝即位后立即恢复佛教，开凿云冈石窟以赎前愆。
"虽复遭虐，不能毁灭。"——《魏书·释老志》评太武帝灭佛后佛教迅速复兴
北周武帝宇文邕为富国强兵，在建德三年（574年）下令灭佛：
与前次灭佛不同，周武帝这次是佛道二教一并废除。他多次召集儒释道三教辩论，最终以儒家为正统，认为佛道"无益于政"。然而周武帝并未杀戮僧侣，而是令其还俗为民，从事生产。灭佛使北方佛教受到重创，但也为隋唐时期的国家控制宗教管理模式提供了先例。
南北朝时期已开启了前两次灭佛，深刻体现了佛教与中国政治之间的复杂张力。
佛道之争表面上是宗教之间的冲突，实质上反映了中国文化在外来宗教冲击下的调适与整合过程。每一次冲突之后，佛教都通过自我调整（如僧制改革、适应儒家伦理、参与国家治理）来巩固自己的地位。这种"冲突—融合—再冲突—再融合"的循环，最终使佛教真正融入了中国文化的血脉之中。
南北朝时期（420–589年）长达一百七十年的分裂局面，使南北方的佛教形成了明显不同的风格和特点。
| 对比维度 | 南方佛教（南朝） | 北方佛教（北朝） |
|---|---|---|
| 思想倾向 | 重义理，尚玄谈，偏重般若学、涅槃佛性论的哲学探讨 | 重实践，尚修行，偏重禅定、戒律、功德事业 |
| 经典重点 | 《般若经》《涅槃经》《维摩诘经》等哲学性较强的经典 | 《华严经》《法华经》《金光明经》等重视修行与功德的经典 |
| 佛教与政权关系 | 佛教与士大夫文化交融，"沙门不敬王者"观念较为强势，保持一定独立性 | 佛教受国家控制较强，"皇帝即如来"的观念下佛教成为政权工具 |
| 佛教艺术 | 以寺庙建筑、金铜佛像、佛教绘画为主，风格精致秀美 | 以石窟造像为主，规模宏大，气势雄浑（云冈、龙门、麦积山等） |
| 代表人物 | 慧远、道生、僧肇（早期在北方，后期影响南方） | 道安（前秦）、鸠摩罗什（后秦）、昙曜（北魏） |
| 佛教学派 | 涅槃学派、成实学派、三论学派的萌芽 | 地论学派、摄论学派、毗昙学派 |
| 僧团组织 | 分散于山林寺院，与文人士大夫交往密切 | 集中于都城大寺，受国家僧官制度管理 |
| 外交交流 | 主要通过海路与天竺、南海诸国交流 | 主要通过陆路丝绸之路与西域、天竺交流 |
南北朝佛教的南北差异，在隋唐大一统之后实现了融合。南方重视义理的传统催生了天台宗、三论宗等中国佛教宗派；北方重视实践的传统为禅宗、净土宗的兴起奠定了根基。南北佛教的互补性，使隋唐佛教既具理论深度，又有实践广度，最终实现了佛教中国化的伟大成就。可以说，没有南北朝佛教的多元探索，就没有隋唐佛教的辉煌鼎盛。
鸠摩罗什在长安逍遥园设立译场，开创了中国佛教集体译经的制度和"意译为主"的译风，准确传达了般若中观的精髓，所译经典至今仍是中国佛教徒诵读的主要文本。其弟子僧肇、道生等成为推动佛教中国化的中坚力量。
僧肇《肇论》将印度中观哲学与中国老庄思想深度融合，建立了中国佛教哲学的第一座高峰。其"不真空""物不迁"等思想为后世三论宗、天台宗、禅宗提供了理论源头。慧远则将佛教业报轮回说与中国传统的"形神之辨"相结合，确立了"神不灭论"的中国式佛教人生观。
慧远在庐山创立莲社，率众共期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开创了中国净土信仰的先河。其念佛三昧的修行方法影响了后世禅净双修的格局，庐山东林寺也因此被尊为净土宗祖庭。
法显以六十二岁高龄西行求法，历尽艰险往返十四年，开创了汉地僧人西行取经的传统。其《佛国记》不仅是珍贵的宗教文献，也是研究五世纪亚洲历史地理的宝库。法显的精神激励了后来玄奘、义净等一代代求法僧。
云冈石窟的雄浑壮丽与龙门石窟的精美秀雅，代表了北魏佛教艺术的最高成就。从云冈到龙门的风格演变，生动见证了佛教艺术从西域风格到中国风格的转化过程。石窟艺术不仅承载了宗教信仰，也创造了举世瞩目的文化遗产。
北魏太武帝灭佛和北周武帝灭佛（三武一宗的前两次）深刻揭示了佛教与中国政治之间的复杂张力。灭佛运动虽然给佛教带来了巨大打击，但也促使佛教进行自我改革和调整，最终形成了政教既相依赖又相制约的中国模式。佛道之争的实质，是外来文化与中国本土文化的深度碰撞与整合。
南方佛教重义理、重玄谈，与士大夫文化深度交融；北方佛教重实践、重功德，与皇权政治紧密结合。这种南北差异在隋唐统一后实现了融合与升华，为中国佛教的全面繁荣奠定了坚实基础。南北朝佛教的多元探索，是中国佛教史上最具创造力的时期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