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将军之妻病重，请华佗诊脉。华佗诊断为"伤身而胎不去"——即妊娠期间受外伤，但胎儿并未如常人所想已顺利产下。李将军认为妻子确实受过伤，但胎儿已经产出了。华佗坚持自己的脉诊判断，认为胎儿并未娩出。双方各执一词，华佗只得离去。
此后李将军妻的病情确实稍有好转，但百余日后复发加重，再次延请华佗。华佗诊脉后解释说：根据脉象，原本是双胎妊娠。前次分娩时，一子先出，出血过多，导致第二个胎儿未能及时娩出。产妇自己未察觉，接生者也不明所以，未继续助产，致使第二个胎儿死于腹中。死胎因血脉不再供养，干燥萎缩，粘连附着于母体脊背部位，因此导致患者持续背痛。华佗给予汤药内服，并针刺一处穴位，死胎应手而出——竟然是一个手足俱全的男性死胎。
这一案例充分展现了华佗在脉诊学、妇科学方面的深厚造诣。他能够通过脉象辨别出双胎妊娠中一胎已出一胎滞留的罕见情况，并判断出死胎已经干燥附着于脊柱，这在1800年前没有B超等影像技术的条件下，堪称奇迹。此案也体现了华佗敢于坚持诊断结论、不盲从患者及家属主观判断的严谨医学态度。
李将军妻病甚，呼佗视脉，曰："伤身而胎不去。"将军言："闻实伤身，胎已去矣。"佗曰："案脉，胎未去也。"将军以为不然。佗遂去，妇稍小差。百余日复动，更呼佗。佗曰："此脉故事有胎。前当生两儿，一儿先出，血出甚多，后儿不及生。母不自觉，旁人亦不寤，不复迎，遂不得生。胎死，血脉不复归，必燥著母脊，故使多脊痛。今当与汤，并针一处，此死胎必出。"
汤针既加，妇痛急如欲生者。佗曰："此死胎久枯，不能自出，宜使人探之。"果得一死男，手足完具，色黑，长可尺许。
——节选自《三国志·魏书·华佗传》（陈寿撰，裴松之注）
李将军的妻子病得厉害，派人请华佗前来诊脉。华佗诊脉后说："这是妊娠期间受了伤，但胎儿并未产下来。"李将军说："确实受了伤，但胎儿已经产下来了。"华佗说："根据脉象判断，胎儿并没有产下来。"李将军不以为然。华佗只得离开，李将军妻的病也稍微好转了一些。
然而过了一百多天，病情再次发作，家人只好再次请华佗前来。华佗诊脉后解释说："从脉象来看，确实有胎儿的征象。之前应该是双胎妊娠，一个孩子先生了出来，出血太多，第二个孩子来不及分娩。产妇自己没有察觉，旁边的人也不了解情况，没有再继续接生，所以第二个孩子没能生下来。这个胎儿死在腹中，血脉不再供应给它，一定会干燥萎缩，附着在母亲的脊柱上，所以导致母亲经常背痛。现在应当给她服用汤药，同时针刺一个穴位，这个死胎一定会产出来。"
汤药和针刺治疗之后，产妇腹痛剧烈，像是要生产的样子。华佗说："这个死胎已经干枯很久了，不能自己出来，应该让人取出来。"果然取出一个男性死胎，手足都完整无缺，颜色发黑，大约一尺来长。
这段记载笔触平实却令人震撼。华佗在没有现代影像技术的情况下，仅凭脉诊就判断出双胎妊娠、一胎滞留、死胎干燥着脊等一系列复杂情况，其医学造诣令人叹为观止。而"手足完具，色黑，长可尺许"的细节描述，更让人仿佛亲眼目睹了这一古老的医学奇迹。
华佗的初始诊断"伤身而胎不去"包含了两个层面的判断：第一，"伤身"——确认患者在妊娠期间遭受了外伤，这可能是跌倒、撞击或用力不当等导致的腹部损伤；第二，"胎不去"——尽管有外伤和产兆，但胎儿并未真正娩出。这一诊断看似简单，实则极不寻常。在当时的医学条件下，人们普遍认知是"受伤即流产"，李将军也持此观点。华佗却能突破这一惯性思维，仅凭脉诊就判断胎儿尚在腹中，体现了他在妇产科领域的深刻造诣。从现代医学角度看，这可能是一种胎盘早剥伴宫腔积血——外伤导致胎盘部分剥离，引起出血和腹痛，但胎儿并未完全排出，滞留宫腔形成复杂的病理状态。
华佗在二次诊脉时说"此脉故事有胎。前当生两儿"——这是本案最精彩的部分。华佗不仅断定有胎，还能判断出原本是双胎，并且分辨出"一儿先出，血出甚多，后儿不及生"的具体过程。这意味着华佗能够通过脉象感知到：①子宫内曾有两个胎儿；②其中一个已经娩出（子宫体积减小但仍异常）；③另一个滞留未出（脉象上仍可感知到胎儿的阻滞感）。在缺乏超声等影像技术的汉代，这种诊断能力建立在对妊娠脉象极其精细的体察之上。中医脉学中"妊娠脉"（滑脉如珠走盘）、"死胎脉"（脉涩而不流利）等理论在此案中都有具体体现。华佗之所以敢于坚持己见，正是因为他对脉象的变化有着超乎常人的把握。
"胎死，血脉不复归，必燥著母脊"——华佗精准描述了死胎滞留后的病理变化。胎儿死亡后，子宫不再向死胎供应血液（"血脉不复归"），死胎组织脱水萎缩（"燥"），由于重力作用和子宫收缩，死胎逐渐贴附于母体脊柱后侧（"著母脊"）。这种状态下，死胎与子宫壁部分粘连，无法自然排出，同时持续刺激脊柱周围的神经，引起顽固性背痛（"故使多脊痛"）。华佗对这一病理过程的描述完全符合现代医学中稽留流产伴胎儿组织机化的病理特征。在稽留流产中，死亡的胚胎组织被周围组织包裹、机化，陈旧的组织颜色变深、质地变硬，与华佗描述的"色黑""枯"完全吻合。
华佗采取了"先汤药、后针刺"的综合治疗方案。"今当与汤，并针一处"——先用汤药内服以活血化瘀、促进宫缩、软化粘连，再用针刺特定穴位以激发经气、增强子宫排异反应。这种针药并用的治疗思路，体现了华佗"内外兼治"的医学理念。与现代医学处理稽留流产先用药物软化宫颈、再行清宫术的思路，有异曲同工之妙。治疗之后"妇痛急如欲生者"，说明药物和针刺激发了有效的子宫收缩反应。但死胎已经干枯多年，"不能自出"，因此华佗进一步采取了手法取出的措施（"宜使人探之"）。整个治疗过程层次分明：先用药物和针刺激发机体自身的排出反应，若无效再进行人工干预——这是一种非常科学的阶梯式治疗策略。
本案例的核心亮点在于华佗对脉诊的出神入化运用。第一次诊脉，他从脉象中读出了"伤身而胎不去"——这不仅需要感知到滑脉（妊娠脉），还要分辨出涩滞不畅的异常脉象（提示胎死或胎位异常）。第二次诊脉，他更进一步从脉象中分辨出双胎的历史（"此脉故事有胎"）以及"一儿先出、一儿未出"的具体过程。脉诊是华佗最核心的诊断手段，在没有任何辅助检查手段的汉代，他仅凭三根手指的触觉就能做出如此精准的判断，可谓"脉理精微，其体难辨"（《脉经》语）的最佳注脚。
华佗在二次诊断时详细追问了生产经过，了解到"一儿先出，血出甚多"的历史。这说明华佗非常重视病史采集，不是仅凭脉象就下结论，而是将脉诊结果与病史信息互相验证。通过综合分析出血量、分娩过程、产后恢复情况等细节，他得出了双胎妊娠中一胎已出一胎滞留的完整判断。这种"脉证合参"的诊断方法，至今仍是中医临床诊断的基本原则。
华佗将患者的主诉症状——背痛（"多脊痛"）——与死胎滞留的病理机制联系起来。他指出死胎"燥著母脊"是背痛的直接原因，这与现代解剖学中子宫后壁与脊柱毗邻的解剖关系高度吻合。死胎附着于子宫后壁，刺激骶前神经丛，确实会引起顽固性腰背痛。这一对应分析体现了华佗将解剖知识与临床表现相结合的诊断思路。此外，"妇稍小差"（产后暂时好转）但"百余日复动"（百余日后症状复发）的病程变化，也提示了死胎滞留导致病情迁延反复的临床特征——产后症状减轻是因为一胎已出、子宫体积减小，但死胎仍在宫中，所以病情并未根本解决。
诊断综合分析：华佗在此案中展示了完整的诊断流程——脉诊初判 → 病史追问 → 症状分析 → 病理推演 → 治疗验证。这一流程涵盖了现代临床诊断的核心要素：采集数据（脉象、病史）→ 综合分析 → 形成诊断假设 → 治疗验证。特别是"汤针既加，妇痛急如欲生者"这一治疗验证环节，用治疗效果反过来证实了诊断的正确性。
华佗给予的汤药虽未明确记载具体方剂，但从治疗目的可以推断其主要功效方向：
值得注意的是，华佗在给药时考虑到了死胎"久枯"的特点，药物需要足够的作用时间使死胎与子宫壁的粘连充分松解，因此"汤针既加"后产妇出现腹部剧痛，说明药物已开始发挥作用。
华佗"针一处"虽未明确记载具体穴位，但根据妇科下胎的传统用穴和临床经验，可能的穴位选择是：
从"并针一处"的表述推测，华佗可能只选了一个最关键的穴位（很可能就是合谷），配合汤药即达到激发宫缩的效果。这种精简用穴的思路，体现了华佗"穴位不在多而在精"的针灸理念。
在药力和针力激发宫缩后，死胎仍未自行排出。华佗判断"此死胎久枯，不能自出"，因此采取了手法取出的措施（"宜使人探之"）。这种手法操作需要极高的技巧：一方面要避免损伤产妇的产道和子宫，另一方面要将已经干枯粘连的死胎完整取出。最终取出的死胎"手足完具，色黑，长可尺许"，说明操作非常成功。这种手法取出的操作，与现代妇产科学中的钳刮术和清宫术有相似之处，都是通过器械（或手法）直接清除宫腔内的滞留物。在1800年前的汉代，能够实施这样的操作，其技术水平远超同时代的医学发展。
从现代医学角度看，华佗在此案中所使用的脉诊技术堪称奇迹。在没有超声、X光、MRI等影像技术的汉代，他仅凭指下触觉就做出了双胎妊娠、死胎滞留、死胎干燥着脊等一系列精确诊断。现代研究认为，妊娠脉（滑脉）的形成与妊娠期血容量增加、心输出量增加、外周血管阻力下降等血流动力学变化有关。而死胎滞留时，由于胎盘功能丧失、血液循环终止，脉象会出现相应的涩滞变化。华佗之所以能分辨出"一儿先出"的脉象，可能是因为他感受到了宫腔内压力变化、血流动力学改变在寸口脉上的微妙反映。虽然现代医学有了更先进的诊断手段，但脉诊作为无创、便捷、可重复的诊断方法，在妇产科等领域的辅助诊断价值仍有待深入研究。华佗这一案例提醒我们，人体的脉象信息远比我们目前认知的更加丰富和精确。
李将军妻案在中医妇科学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首先，它是中医史上最早明确记载的双胎妊娠并发症案例，揭示了双胎妊娠的风险（产时出血多、第二胎娩出困难）。其次，它首次系统描述了稽留流产的临床表现和病理机制（胎死→血脉不复归→干燥着脊→多脊痛）。第三，它展示了完整的针药并用治疗方案，为后世处理死胎不下提供了范式。唐代《千金要方》和《外台秘要》中治疗死胎不下的方剂，宋代《妇人大全良方》中关于死胎的诊断方法，均可在此案中找到源头。可以说，华佗这一案例奠定了中医产科学中"死胎不下"病证的诊疗基础。
此案还有一个值得深思的侧面——医患关系。第一次就诊时，李将军对华佗的诊断持怀疑态度（"将军以为不然"），华佗并未强行辩解或强行治疗，而是"舍去"（离去）。这种处理方式既体现了对患者家属意见的尊重，也避免在医患意见不统一时强行施治可能导致的医疗纠纷。第二次就诊时，经过百余日的验证，李将军对华佗的诊断不再有异议，医患之间建立了信任基础。这种以事实和疗效说话、在尊重中坚持专业判断的医患沟通方式，即使在今天也极具借鉴意义。同时，华佗在治疗过程中展现出的专业自信——"此死胎必出"——也体现了医者在充分把握病情基础上应有的决断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