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景岳（公元1563-1640年），名介宾，字惠卿，号景岳，明代会稽（今浙江绍兴）人。他是一位极具传奇色彩的医学大师——早年习儒，壮年从军，四十岁后才潜心医学，最终成为温补学派的集大成者。面对明代中后期医界盛行的寒凉时弊（医家动辄使用寒凉攻伐之药），张景岳力倡温补学说，强调阳气对人体的至关重要性，对金元以来的苦寒流弊进行了系统而深刻的批评。他的学术思想对后世临证医学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八纲辨证更是奠定了中医诊断学的基本框架。
张景岳自幼聪颖好学，14岁随父进京，拜名医金英（字梦石）为师，尽得师传。他博览群书，不仅精通医理，还通晓天文、地理、兵法、术数之学。青年时期，他胸怀建功立业之志，投笔从戎，赴北方边关从军参军幕。在游历河北、辽宁等地的过程中，他深入观察了北方人的生活习性和体质特点，发现"北方之人禀赋雄壮，与南方人不同"，这一经历为他日后创立温补学说积累了宝贵的一手经验。
中年以后，张景岳认识到"不为良相，便为良医"的道理，遂归隐林下，潜心研究医学四十余年。自40岁起，他以毕生精力投入到医学理论和临床的研究之中。他生活的时代正值明代中后期，医界受金元四大家尤其是刘完素"火热论"、朱丹溪"阳有余阴不足论"的影响，医家动辄使用寒凉苦寒之药。张景岳观察到这种"寒凉时弊"给患者带来的伤害，认为滥用寒凉攻伐"损人阳气、削人性命"，于是从《黄帝内经》中重新发掘阳气之于生命的重要意义，系统构建了自己的温补学说体系。
朱丹溪提出"阳常有余，阴常不足"论，主张滋阴降火，对后世影响极大。但张景岳从临床实际出发，提出了截然不同的观点。他认为"阳非有余"——人体的阳气绝非有余，恰恰相反，"天之大宝只此一丸红日，人之大宝只此一息真阳"，阳气是生命活动的根本动力，不可轻易攻伐。他进一步指出："凡阳气不充，则生意不广"，许多疾病的发生发展都与阳气不足有关。这一学术主张在寒凉时弊盛行的时代背景下具有重要的纠偏意义，引发了中医学术史上著名的"阴阳大论战"。
"天之大宝只此一丸红日，人之大宝只此一息真阳。"张景岳将人体阳气比作天上的太阳，认为阳气是生命之本。他强调在临床治疗中应当"以阳气为先"，慎用苦寒攻伐之品。
张景岳发展了《难经》以来的命门学说，提出命门是"五脏六腑之根本、十二经脉之根"，命门之中包含"真阴"和"真阳"两种根本物质。他在《景岳全书》中写道："命门者，为水火之府，为阴阳之宅，为精气之海，为死生之窦。"他认为，命门之水火既济、阴阳平衡，则人体健康；命门虚损则百病丛生。基于这一理论，他创制了左归丸（补真阴）、右归丸（补真阳）等补肾名方，成为后世补肾法的经典代表。
张景岳在《景岳全书·传忠录》中系统总结了辨证论治的基本方法，提出以"阴阳"为总纲，"表里、寒热、虚实"为六变的辨证体系。他在书中写道："凡诊病施治，必须先审阴阳。阴阳无谬，治焉有差？医道虽繁，可一言以蔽之者，曰阴阳而已。"这一思想经后世医家的补充和发展，最终形成了"阴阳、表里、寒热、虚实"的八纲辨证体系，成为中医临床诊断学的基础性框架。可以说，张景岳是八纲辨证理论的重要奠基人。
张景岳在临床上以擅用温补药物著称，尤其喜用熟地黄。他认为"熟地大补血衰，滋培肾水"，是"治虚劳之圣药"。他创制的方剂中，熟地黄使用的频率极高。他还特别重视人参、熟地、附子、肉桂等温补药物的配伍应用。在用药理论上，他提出了"善补阳者，必于阴中求阳；善补阴者，必于阳中求阴"的著名论断，深刻揭示了阴阳互根的辩证关系。他提出"补、和、功、散、寒、热、固、因"的"新方八阵"分类法，将方剂系统化、条理化。
"善补阳者，必于阴中求阳，则阳得阴助而生化无穷；善补阴者，必于阳中求阴，则阴得阳升而泉源不竭。"——张景岳《景岳全书》关于阴阳互根的经典论述。
成书时间：明崇祯九年（1636年）
主要内容：张景岳晚年集大成之作，涵盖中医基础理论（《传忠录》）、各科临床（《伤寒典》《杂证谟》《妇人规》《小儿则》《痘疹诠》《外科钤》等）、方剂药物（《本草正》《新方八阵》《古方八阵》）。全书体系完备，从理论到临床无所不包。
学术价值：是明代最大的一部综合性医学著作，也是温补学派最系统的理论总结。该书对后世中医临床各科都产生了深远影响，是研究中医辨证论治和方剂学的必读经典。
成书时间：明天启四年（1624年）
主要内容：张景岳将《黄帝内经》中的《素问》《灵枢》内容重新分类编纂，分为摄生、阴阳、藏象、脉色、经络、标本、气味、论治、疾病、针刺、运气、会通等12大类，并逐篇加以注释。
学术价值：《类经》是对《黄帝内经》最重要的分类研究之一，其分类合理、注释精当，至今仍是学习《内经》的重要参考著作。张景岳在注释中多有独到见解，对后世《内经》研究影响深远。
成书时间：明末（具体年代不详）
主要内容：对金元以来医家中存在的各种学术观点和临床误区进行质疑和辨析，提出了许多独到见解。
学术价值：展现了张景岳敢于质疑权威、勇于创新的学术精神。该书对纠正当时医界的时弊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张景岳在《景岳全书·传忠录》中提出了以"阴阳"为总纲的辨证思想。他将疾病归纳为"表里、寒热、虚实"六种基本类型，形成了"二纲六变"的八纲辨证雏形。他在书中系统阐述道："表证者，邪气从外而入也；里证者，病在脏腑也；寒者，阴胜也；热者，阳胜也；虚者，正气不足也；实者，邪气有余也。"这一框架在清代经程钟龄等医家的完善后，最终形成了完整的"八纲辨证"体系，成为中医诊断学的基础框架，至今仍然是中医临床辨证的核心方法。
基于"命门水火"理论，张景岳创制了一系列补肾名方。左归丸（熟地、山药、枸杞、山茱萸、川牛膝、菟丝子、鹿胶、龟胶）专补真阴；右归丸（熟地、山药、山茱萸、枸杞、菟丝子、鹿角胶、杜仲、肉桂、当归、制附子）专补真阳。他还在《景岳全书》中提出了"补方八阵"的分类思想，将多种补益方剂系统化整理。左归丸和右归丸至今仍是临床上补肾最常用的方剂之一，广泛应用于肾虚所致各种疾病的治疗。
张景岳创制了许多至今仍被广泛使用的名方。柴胡疏肝散（柴胡、香附、川芎、枳壳、芍药、甘草）是疏肝解郁的代表方，现代常用于治疗肝胆疾病、抑郁症、神经官能症等。玉女煎（石膏、熟地、麦冬、知母、牛膝）是清胃滋阴的名方，常用于治疗口腔溃疡、牙痛、糖尿病等属胃热阴虚者。保阴煎（生地、熟地、芍药、山药、续断、黄芩、黄柏、甘草）是清热固经的代表方，广泛用于妇科血证。这些方剂至今仍是中医临床的常用方。
张景岳在《景岳全书》中提出了"新方八阵"的方剂分类体系，将方剂分为补、和、攻、散、寒、热、固、因八类，每类之下又设若干具体方剂。他还提出"古方八阵"的分类体系，对古代方剂进行了系统整理。这种分类方法使方剂学更加条理化和系统化，对后世方剂学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他的补阵中强调"补虚以治本"，攻阵中强调"攻邪当顾正"，处处体现了温补学派的临证特色。
据《景岳全书》记载，有一患者"年四十余，患伤寒十余日，身热不退，烦躁不眠，脉数而无力，舌苔黄燥"。前医认为属阳明热证，用白虎汤、承气汤之类，热不退反增，病情恶化。张景岳诊后细辨脉证，认为此乃"真寒假热"之证——外有热象，内实虚寒（阳气虚衰，阴盛格阳）。他果断用大剂附子理中汤加人参，配合熟地黄、当归等温补之品。患者服药后不久即安睡，次日身热退去，再调理数日而愈。此案充分体现了张景岳"辨证求本、不惑于表象"的学术风格。
张景岳的人生经历在历代医家中堪称独树一帜。40岁左右，他并未像大多数读书人那样安于书斋，而是做出了一个令人意外的决定——投笔从戎，北上边关参军幕。他游历了河北、辽宁、山西等地，饱览塞外风光，也亲历了边关的严酷环境。这段从军经历对他后来的医学思想产生了深刻影响。他在北方观察到，当地人体格壮硕、饮食粗粝、气候寒冷，发病特点与南方人迥然不同，治疗上如果照搬南方医家的清凉之法，往往会出问题。他说："余尝历南北，见北方之人禀赋雄壮，与南方迥异，而人之议论则必曰东南湿热，西北高燥，此实一偏之见。"正是这段经历，使他深刻认识到地域差异对疾病的影响，也坚定了他反对滥用寒凉药物的学术立场。他还将军事战略思维融入医学，在《景岳全书》中常以兵法喻医理，如"用药如用兵"、"攻补如攻守"的比喻，是其独特的学术风格。
张景岳在临床用药上最鲜明的特色就是喜用、擅用熟地黄。他认为熟地黄"味甘微苦，味厚气薄，沉也，阴中之阳……大补血衰，滋培肾水，填骨髓，益真阴"，是虚劳诸证的要药。他在《景岳全书·本草正》中盛赞熟地："阴虚而神散者，非熟地之守不足以聚之；阴虚而火升者，非熟地之重不足以降之；阴虚而躁动者，非熟地之静不足以镇之。"据统计，张景岳所创制的方剂中，用到熟地者占很大比例。他所制左归丸、右归丸、玉女煎、贞元饮等方皆以熟地为君药或重要配伍。因为这种独特偏好，时人送他一个响亮的雅号——"张熟地"。这个雅号既是对他用药风格的概括，也从侧面反映了他在温补学说上的坚定立场。有趣的是，这种重用地黄的做法在当时引起了很大争议，反对者认为他"但知补阴，不晓通变"，但张景岳始终坚持自己的学术主张，以大量临床疗效回应了质疑。
张景岳与朱丹溪之间虽然相隔了二百多年，但两人的学术论争堪称中医史上最著名的"隔空论战"。元代朱丹溪提出"阳常有余、阴常不足"论，认为人体"阴精难成易亏"，主张滋阴降火、慎用温补。这一观点在金元明时期影响极大，医家多喜用寒凉药物。张景岳则针锋相对地提出"阳非有余、阴常不足"——他并不否认阴精重要，但强调"阳气"更为根本。他在《景岳全书》中专门撰写了"大宝论""真阴论"等篇章系统阐发自己的观点，明确指出"天之大宝只此一丸红日，人之大宝只此一息真阳"，对丹溪学说进行了激烈的批评。这场论战持续了数百年，支持和反对双方的医家各执一词，极大地推动了中医学术思想的发展。今天中医界普遍认为，朱丹溪的滋阴学说和张景岳的温补学说并非对立不可调和，而是针对不同体质、不同病证各有适用，二者相辅相成，共同构成了中医学的完整画面。
"张景岳之学，温补为主，而八阵之法，纲举目张。其《景岳全书》一书，于阴阳攻补之理，阐发无遗，堪称一代大家。"——清代医家 徐灵胎
张景岳是温补学派的集大成者，其学术思想对明清以降的中医学产生了深远影响。他的八纲辨证思想在清代经程钟龄《医学心悟》的发挥，形成了影响至今的"八纲辨证"体系。他所创制的左归丸、右归丸、柴胡疏肝散、玉女煎、保阴煎等方剂，至今仍是临床常用方，被收录入全国高等中医院校教材。张景岳对《黄帝内经》的整理研究（《类经》）也是后世学习研究《内经》的重要参考文献。他的"阳非有余"观点在当代滥用抗生素和寒凉药物的背景下，尤其具有警示和启发意义。
张景岳的学术传承主要通过其著作流传。清代温补学派的医家如高鼓峰、吕留良、张璐等都深受张景岳影响。清代医家叶天士在创立温病学说时，也吸收了张景岳关于"阴阳"和"精气"的某些观点。近代以来，张景岳的方剂在中医临床各科得到广泛应用，尤其在肾虚相关疾病、妇科疾病、老年病等领域发挥着重要作用。左归丸和右归丸已成为中药现代化的代表方剂，有多种剂型（丸剂、胶囊等）在市场上销售。
清代医家陈修园对张景岳评价甚高，认为"景岳之学，博大精深，读其书如入武库，琳琅满目"。但也有人对张景岳的温补倾向提出批评，如清代温病学家吴鞠通认为"景岳好用温补，未免偏执"。但总体来看，张景岳作为明代最杰出的医学家之一，其学术贡献是学术界公认的。当代中医学界普遍认为，张景岳的温补学说与朱丹溪的滋阴学说一样，是中医学不可偏废的重要学术遗产。
张景岳的学术思想在现代医学语境下仍然具有重要的现实价值。当代社会中，由于抗生素的滥用、生活方式的不规律、工作压力的增大，阳虚体质的人群日益增多。张景岳强调"阳气"的重要性，其温补学说对现代人的健康管理具有直接指导意义。八纲辨证作为中医诊断的核心框架，在当前中西医结合诊疗中依然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张景岳"辨证求本""不惑于表象"的临证思维，也值得现代临床医生学习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