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者大师，法号智顗（538—597），俗姓陈，字德安，祖籍颍川（今河南许昌），后迁居荆州华容（今湖北监利西北）。智顗出生之时，中国正处于南北朝分裂时期的末期，南北对峙的政治格局即将被隋朝统一所打破。然而在佛教领域，这个时代却呈现出一派生机勃勃的局面。
南北朝时期（420—589年）是中国佛教发展的黄金时代之一。佛教自两汉之际传入中国以来，经过四百余年的传播与适应，至南北朝时期已完成了从外来宗教到中国本土文化重要组成部分的深刻转型。南北两地由于政治、社会和文化的差异，形成了各具特色的佛教风貌。
南方佛教（南朝）：南朝历宋、齐、梁、陈四朝，以建康（今南京）为佛教中心。南朝佛教以义理探究和学术研究见长，士大夫阶层与僧侣交往密切，谈佛论道成为名士风流的重要组成部分。梁武帝萧衍（464—549）是中国历史上最为崇佛的皇帝之一，曾四次舍身同泰寺为奴，使佛教几乎成为"国教"。南朝佛教重视译经与义解，尤其重视《涅槃经》《成实论》《般若经》等经典的研习，形成了以"涅槃佛性"和"般若空观"为中心的两大思想潮流。寺院经济的发达和佛教教育的普及，为智顗日后创立天台宗提供了丰厚的文化土壤。
北方佛教（北朝）：北朝历北魏、东魏、西魏、北齐、北周诸朝，以洛阳、邺城（今河北临漳）为中心。北方佛教更注重实践修行，禅观与功德（造像、建寺、写经）之风极盛。云冈石窟、龙门石窟等举世瞩目的佛教艺术瑰宝均开凿于北朝时期。然而，北朝佛教经历了两次大规模的"灭佛"事件——北魏太武帝灭佛（446年）和北周武帝灭佛（574年），给佛教带来沉重打击，但也促使佛教内部反思自身的生存与发展策略。北方佛教重视禅定实修和戒律传承，般若学的"实相"思想在北方也有深厚基础，这与南方偏重义理的风气形成了有趣的对比与互补。
智顗出身的陈氏家族是南朝的名门望族。其父陈起祖曾在梁元帝时期为官，任散骑常侍、益阳县侯，是一位颇有声望的士大夫。陈氏家族世代崇信佛教，智顗自幼耳濡目染，对佛教有天然的亲近感。据《智者大师别传》记载，智顗幼年即表现出与众不同的佛教根性——他七岁时便喜欢前往寺院听僧人说经，一见佛像即自然生起恭敬之心，常在家中模仿僧人做佛事。这些记载虽带有传记的宗教神圣化色彩，但反映了智顗早年即深受佛教熏陶的事实。
然而，智顗的少年时代恰逢国破家亡的剧变。梁朝末年，侯景之乱（548—552年）使江南社会经济遭到毁灭性破坏，智顗的父母在战乱中相继去世，家族衰败。十五六岁的智顗便经历了由贵族子弟沦为孤儿的命运转折。这种身世的巨大反差，使智顗对人生的无常有了切身体会，也成为他后来毅然出家、探求佛法真谛的内在动力之一。在《摩诃止观》中，智顗反复强调"无常"观的重要性，提醒修行者时刻念及生命短暂、世事无常，这种深沉的忧患意识与他早年的人生经历是分不开的。
智顗十五岁时，在一尊佛像前长跪发愿："誓作沙门，荷负正法，为众生依止。"——少年智顗在经历家国巨变后，立下了弘法度生的宏大誓愿。这个誓言不是一时冲动，而是贯穿他一生的精神动力。从十五岁到六十岁圆寂，整整四十五年，智顗以惊人的毅力和创造力践行了这一誓言。
公元555年（梁敬帝绍泰元年），十八岁的智顗正式辞别亲友，前往湘州（今湖南长沙）果愿寺，依止法绪法师出家。在果愿寺期间，智顗系统学习了基本的佛教仪轨与戒律。二十岁时，智顗受具足戒，成为一名正式比丘。此后，他随慧旷律师学习律藏，并深入研究《法华经》《金光明经》《大智度论》等经典。
出家初期的智顗以精进好学著称。他不满足于零散的知识积累，而是渴望透彻理解佛法的整体结构与根本宗旨。在当时佛教"师承各别、众说纷纭"的背景下，智顗感到仅仅依靠自学和广泛参学难以获得佛法修行的究竟要领。恰在此时，他听闻光州大苏山（今河南信阳潢川县南）有一位高僧——慧思禅师——正在弘扬佛法，门人众多，法席隆盛。慧思以"一心三观"和"法华三昧"的禅法著名，且兼通义理与禅观，这正是智顗心中理想的老师。于是，二十三岁的智顗毅然北上，投奔慧思门下。
慧思（515—577）是南北朝后期最杰出的禅修大师之一，被后世尊为天台宗的"二祖"（以龙树菩萨为初祖）。慧思早年师从慧文禅师，继承"一心三观"的禅观传统。所谓"一心三观"，即在一念心之中同时观照"空、假、中"三种真理——观诸法为"空"（无自性），观诸法为"假"（如幻如化），观诸法为"中"（空假不二）。这一思想传统可以追溯至印度龙树菩萨的《中论》，经过慧文、慧思的发挥，成为天台宗"一念三千"和"圆融三谛"学说的直接源头。
智顗来到大苏山后，慧思一见到他便说："昔日灵山同听法华，宿缘所追，今复来矣。"——意思是说，你我在释迦牟尼佛时代的灵山法会上就已经结下了法缘，今生的相遇是宿世因缘所致。这番话语既表达了对智顗的器重与期许，也契合了《法华经》"佛以一大事因缘出现于世"的宗旨。慧思将智顗收入门下后，专门为他传授"四安乐行"和"法华三昧"的修法，指导他以《法华经》为根本经典进行实修。
智顗在慧思指导下的修行核心是"法华三昧"——一种以《法华经》为根本所依的禅观法门。这一法门的核心内容是通过诵经、礼拜、忏悔、禅观等修行手段，在深层的禅定状态中亲证《法华经》所揭示的诸法实相。"法华三昧"的实践极大地影响了智顗后来的止观学说——在智顗的著作体系中，"止观"不再是两种分离的修行方法，而是"定慧一体"的圆融实践。
慧思对智顗的影响是多方面的：在教理方面，慧思传授了基于龙树中观学的"一心三观"学说，这是智顗整个哲学体系的逻辑起点；在修行方面，慧思以"法华三昧"统摄禅定与智慧，这种"定慧等持"的精神成为天台宗止观学说的核心；在弘法方面，慧思在北方艰苦环境中坚持传法的精神，深深感染了智顗，使他明白真正的佛法弘扬需要坚韧不拔的意志。慧思晚年曾对智顗说："吾与汝法门，法应尔也。今以付嘱，汝当弘持。"——将佛法的大任交付给了智顗。
公元567年（陈废帝光大元年），三十岁的智顗奉慧思之命离开大苏山，前往南朝陈的都城金陵（今南京）弘法。此时北周武帝灭佛的阴影已经笼罩北方，而南方的陈朝虽然国力已衰，但佛教氛围仍然浓厚。金陵作为南朝二百余年的佛教中心，寺院林立，高僧云集，是当时中国佛教义理探索的最前沿。
智顗初到金陵时，并没有马上崭露头角。他先在金陵的寺院中随众修行、观察时机，同时进一步研习南方的佛教典籍。据记载，智顗初到金陵即感念到南北佛教的巨大差异——北方佛教以禅修实践为主，重视"行"；南方佛教以义理论辩为主，重视"解"。智顗意识到，只有将两者圆融结合，才能创造出真正完整的佛法体系。这种"解行并重"的认识贯穿了智顗此后的全部事业。
公元568年，智顗受金陵瓦官寺的邀请正式开讲《大智度论》和《法华经》。这是一次划时代的佛教盛事。瓦官寺是金陵的名刹，当时汇集了南朝佛教界最杰出的学者和修行者。智顗的讲经不同于一般法师——他不仅逐字逐句解释经文，更善于将经文的义理与禅修实践相结合，使听众既能理解理论，又能把握修行的方法。
智顗在瓦官寺的讲经引起了轰动。《智者大师别传》描述当时的情形说："黑白云集，缁素奔赴，乃至金陵举国若狂。"不仅仅是普通的僧俗信众，连陈朝皇室和朝廷高官也纷纷前来闻法。陈宣帝（陈顼）对智顗推崇备至，赐号"智者"，并敕令在金陵为其建造寺院——这便是"智者大师"一名的由来。值得注意的是，智顗此时只有三十余岁，却已在中国的文化中心金陵获得了如此高度的认可，足见其天赋异禀和学养的深厚。
智顗在瓦官寺讲《大智度论》时，曾有人问他何必师法龙树？智顗答曰："龙树是释迦之使者也，吾即释迦之弟子也，门人传教，何所嫌乎？"——这番话既表明了他对龙树中观传统的继承关系，也展现了他以佛教正统自居的自信。在智顗看来，他不是在创造一种新的学说，而是在"开显"佛法本有的真实义趣。这种以继承而非创新的姿态出现，恰恰是中国佛教宗派形成时期的共同特征。
智顗在瓦官寺讲经前后持续了八年（568—575年），其成果是丰硕的：
瓦官寺时期的智顗，虽然已在金陵声名显赫，但他内心却感到一种深刻的不满足。一方面，金陵作为繁华的大都市，各种应酬和事务消耗了大量时间，使他难以专心修行；另一方面，智顗越来越意识到，真正的佛学体系不是靠几场讲座就能建立的，他需要一个安静的环境来完成思想的系统化。更为重要的是，智顗渐渐感到，金陵的佛教风气过度偏向义理论辩，缺乏实际的禅修体验，"徒有解说而无实证"的流弊甚深。于是，他做出了一生中最重要的决定之一——离开金陵，入山隐修。
智顗的瓦官寺时期，相当于他学术事业的"前期准备阶段"。在这一时期，智顗通过广泛的讲经和论辩活动，系统地梳理了当时中国佛教面临的主要理论问题，也充分展示了他超凡的学识和辩才。更重要的是，通过与南方佛教界精英的交流与交锋，智顗越来越清晰地认识到建立一种融汇南北、统摄诸宗的佛学体系的必要性和紧迫性。可以说，瓦官寺时期的公共学术活动，为智顗此后隐修天台山、进而完成天台宗的理论建构，做了必要的思想准备和人才储备。
公元575年（陈宣帝太建七年），三十八岁的智顗做出了一个令金陵佛教界震惊的决定——他辞别了瓦官寺的法席，带着二十余名弟子离开金陵，前往东南方向的天台山（今浙江省天台县）隐修。金陵的僧俗信众苦苦挽留，甚至有官员上奏陈宣帝请求阻止智顗离开，但智顗去意已决。他在答复陈宣帝的挽留时表示："天台山者，昔僧光、道猷之所栖也，山川秀丽，钟灵毓秀，真修学之所。"——智顗选择天台山，既有地理环境的考量（远离尘嚣、气候适宜），也有佛教传统的因素（天台山是东晋以来著名高僧的隐居修行之地）。
智顗初入天台山时，条件极为艰苦。据记载，他与弟子们在天台山的华顶峰（天台山主峰，海拔约1000米）搭建茅棚居住，以野果野菜充饥，有时甚至断粮数日。智顗在《摩诃止观》中回忆这段时间说："吾在天台山华顶峰，坐禅修行，粮尽则啖草木，水竭则饮泔汁。身被疮痍，都无畏惧。"这种艰苦的修行环境，恰恰与智顗一直以来主张的"头陀行"（苦行）精神相契合。
然而，正是这种艰苦的环境激发了智顗最深的修行体验。在天台山华顶峰上，智顗进行了长达数年的精进禅修。他在禅定中多次获得深刻的宗教体验，对《法华经》的"诸法实相"有了突破性的领悟。智顗后来所创立的"一念三千"学说——即在一念心中具足三千世间的一切法——正是在天台山隐修期间逐渐成型的。这一学说的完成，标志着天台宗哲学体系的核心已经确立。
天台山隐修期间，智顗虽然没有撰写大部头的著作（大部分著作是在后期由灌顶记录整理的），但他在这十年中完成了大量思想笔记和讲授提纲，为后来"三大部"的正式形成做了充分的材料准备。同时，智顗对天台山的自然环境与人文景观的感悟，也深深影响了他的佛学阐释——他常以天台山当地的景物为譬喻来讲说佛法，使深奥的佛理变得亲切可感。
智顗在天台山期间还完成了对僧团制度的初步设计。他为弟子们制定了修行和生活的基本规约，强调"农禅并重"——僧团不仅要修行，还要从事农业生产以自给自足。这一做法后来被禅宗百丈怀海（720—814）的"百丈清规"所继承和发展，成为中国佛教丛林制度的重要传统。
公元589年，隋朝大军南下攻灭陈朝，结束了自西晋末年以来近三百年的分裂局面。隋文帝杨坚和隋炀帝杨广（杨广此时还是晋王）都对佛教采取扶持政策，这为佛教的发展带来了新的历史机遇。智顗作为当时中国佛教界最具影响力的高僧之一，自然成为隋朝皇室重点拉拢的对象。
公元585年（陈后主至德三年），智顗在陈朝即将灭亡之际离开天台山，前往湖南、湖北一带避乱。隋朝统一后，晋王杨广（后来的隋炀帝）多次派遣使者前往智顗的居处，表达对他的崇敬和邀请。智顗对隋朝的态度经历了从观望到合作的转变——作为出身南方的高僧，他对北方政权原本存有戒心，但杨广诚恳的态度以及隋朝对佛教的扶持政策，最终促使智顗接受了杨广的邀请。
公元593年（隋文帝开皇十三年），智顗在杨广的资助下，于湖北荆州当阳县的玉泉山建立了玉泉寺。玉泉寺的建立是天台宗发展史上的重要里程碑——它是天台宗在隋朝政权支持下建立的第一座大规模寺院，标志着天台宗从民间隐修阶段进入官方认可的正统宗派阶段。
玉泉寺依山而建，风景秀丽。据传智顗在玉泉山时，感得关羽与其子关平显灵，请求皈依佛教。智顗为关羽传授五戒，并封关羽为"伽蓝菩萨"（寺院的护法神）。这一故事虽然在历史真实性上存在争议，但它对后世佛教产生了深远影响——关羽从中国民间信仰中的战神，被佛教吸收为伽蓝菩萨（护法神），这一融合儒释道三教的独特现象，正是智顗时代开创的传统。
智顗在玉泉寺期间进行了他一生中最重要的三次开示，这三部开示的记录就是天台宗的"三大部"——《法华玄义》《法华文句》和《摩诃止观》。
智顗在玉泉寺开讲《摩诃止观》时，章安灌顶记载当时的情景说："大师每临讲座，天乐鸣空，紫气盘空，缁素云集，听者数千人。"——虽然这段描述有明显的宗教渲染色彩，但反映了玉泉寺讲座的盛况。值得注意的是，《摩诃止观》并非一般的讲经记录，而是智顗一生修行经验与理论思考的全面总结，代表着中国佛教止观学说的最高成就。
公元591年（隋文帝开皇十一年），智顗在扬州为晋王杨广举行了隆重的菩萨戒授戒仪式。杨广在仪式上正式成为智顗的在家弟子，自称"总持菩萨"，智顗则回赠法名"总持"，师徒关系正式建立。杨广上表称智顗为"智者禅师"，并奉送大量供养。
然而，智顗与杨广的关系并非简单的"君臣—师徒"关系，而是一种微妙的合作与博弈。杨广作为野心勃勃的政治家，尊崇智顗既出于个人的宗教信仰，也有利用智顗的宗教影响力来笼络人心、巩固统治的政治考量。智顗对此并非没有察觉——他曾多次婉拒杨广的挽留，坚持回到天台山。后期他与杨广的关系逐渐紧张，智顗甚至以绝食的方式抗议杨广的过度干预。智顗在生命最后时刻留下的《遗书》中，对杨广进行了严厉的批评和恳切的规劝，展现了一位高僧面对政治权力时的清醒与风骨。
智顗为杨广授菩萨戒，是天台宗发展史上的一个关键事件。从宗教角度看，这意味着天台宗获得了最高统治者的正式认可和支持，一跃成为具有全国性影响力的佛教宗派。从政治角度看，杨广通过接受菩萨戒，将自己塑造成"转轮圣王"式的佛教护法国王形象，为他后来的政治野心提供宗教合法性的支撑。智顗与杨广的师徒关系，可以看作中国佛教史上"政教关系"的一个典型案例——既相互需要，又保持张力。智顗在处理这一关系时表现出的审慎和智慧，为后世佛教僧团处理与政权的关系提供了重要参照。
天台宗的"三大部"，即智顗最为重要的三部著作——《法华玄义》《法华文句》和《摩诃止观》。这三部著作构成了天台宗理论的完整体系，被后世天台宗人尊为"天台三大部"，是天台宗立宗的根本经典。它们均非智顗亲笔书写，而是由弟子章安灌顶在智顗讲说时记录，然后整理而成。这种"弟子记录老师口授"的成书方式，延续了印度佛教经典结集的古老传统。
| 名称 | 简称 | 卷数 | 讲说地点 | 核心内容 |
|---|---|---|---|---|
| 《妙法莲华经玄义》 | 《法华玄义》 | 20卷（或10卷） | 玉泉寺 | 总括《法华经》的玄深义理，建立天台宗的判教体系（五时八教） |
| 《妙法莲华经文句》 | 《法华文句》 | 20卷（或10卷） | 玉泉寺 | 逐句注释《法华经》全文，创立"四释"的经典诠释方法 |
| 《摩诃止观》 | 《止观》 | 20卷（或10卷） | 玉泉寺 | 系统阐述圆顿止观的修行理论和方法，天台宗修行论的总纲 |
《法华玄义》的全称是《妙法莲华经玄义》，是智顗对《法华经》经题"妙法莲华经"五个字的玄妙义理展开的系统阐释。智顗创造性地运用"五重玄义"的方法——即从"释名、辩体、明宗、论用、判教"五个层面，完整地揭示一部经典的深层义理。这一方法后来成为中国佛教经典诠释的标准范式之一。
在《法华玄义》中，智顗提出了天台宗最具理论贡献的判教体系——"五时八教"。所谓"五时"，是将释迦牟尼佛一生的说法分为五个阶段：华严时（佛成道后最初说《华严经》）、阿含时（说四阿含等小乘经典）、方等时（说《维摩经》《金光明经》等大乘经典）、般若时（说《般若经》）、法华涅槃时（说《法华经》和《涅槃经》）。这种划分不是按时间先后机械排列，而是根据佛的教化方式和听众的根机灵活安排的。所谓"八教"，又分为"化仪四教"（顿、渐、秘密、不定——四种说法方式）和"化法四教"（藏、通、别、圆——四种教法内容）。通过这一判教体系，智顗将此前传入中国的所有佛教经典纳入了一个统一的、有机的框架之中，清晰地说明了各类经典的地位、作用和相互关系。
《法华文句》的全称是《妙法莲华经文句》，是智顗对《法华经》全文的逐句注释。在这部著作中，智顗创造性地运用了"四释"的诠释方法——即从"因缘释"（从教化因缘角度解释）、"约教释"（从判教角度解释）、"本迹释"（从本门和迹门角度解释）、"观心释"（从止观修行的角度解释）四个维度，对《法华经》的每一句话进行多层次的解读。
"四释"的方法体现了智顗对经典诠释的深刻理解——在他看来，佛经不是死的文字，而是活生生的教法；每一句经文都可以从不同角度、不同层面进行解读，而每一种解读都有其合理性和实用性。这种开放性的诠释态度，使《法华文句》成为一部"开放的文本"——后世的修行者可以通过"观心释"的维度，将自己当下的修行体验与经文的文字相对照，从而获得活生生的悟解。
如果说《法华玄义》是天台宗的"教相门"（理论体系），《法华文句》是天台宗的"经典门"（经典诠释），那么《摩诃止观》就是天台宗的"观行门"（实践体系）。"摩诃"（Mahā）意为"大"，"止观"意为"止息妄念、观照实相"。《摩诃止观》的全称是《摩诃止观》或《圆顿止观》，是智顗全部修行理论和实践经验的终极总结。
《摩诃止观》的核心内容包括"十乘观法"和"二十五方便"。所谓"十乘观法"，是指十种逐步深化的观行方法：观不思议境、发真正菩提心、善巧安心、破法遍、识通塞、修道品、对治助开、知次位、能安忍、无法爱。这十种观法构成了从凡夫到成佛的完整修行次第。所谓"二十五方便"，是指修习止观之前需要具备的二十五种先决条件，包括持戒清净、衣食具足、闲居静处、息诸缘务、近善知识等五个方面的具体资具和心态准备。
《摩诃止观》中的"一念三千"学说是天台宗哲学的最高表达。所谓"一念三千"，即在一念心中具足三千种世间（十法界互具、十如是、三世间，三者相乘得三千）。这一理论的核心思想是：凡夫当下一念的妄心之中，已经圆具佛、菩萨、缘觉、声闻、天、人、阿修罗、畜生、饿鬼、地狱十法界的一切可能性；修行不是向外求索，而是向内觉悟——认识到当下这一念心本来具足万法，此即"圆教"的"一实相印"。这一思想将佛教的"唯心"传统推向了极致，也展现了智顗卓越的哲学创造性。
除了"三大部"之外，智顗还有一系列重要的著作，被合称为"五小部"（有时也加入其他著作，以"天台八部"统称）。这些著作从不同侧面补充和完善了天台宗的理论体系。
| 著作名称 | 卷数 | 主要内容 |
|---|---|---|
| 《观音玄义》 | 2卷 | 阐释《普门品》的玄义，系统论述观音信仰的教理基础 |
| 《观音义疏》 | 2卷 | 对《普门品》的逐句注疏，与《观音玄义》相辅相成 |
| 《金光明经玄义》 | 2卷 | 阐释《金光明经》的玄深义理，强调忏悔法门 |
| 《金光明经文句》 | 6卷 | 对《金光明经》的逐句注释 |
| 《请观音经疏》 | 1卷 | 对《请观音经》的注释，阐述观音忏法 |
除了上述"五小部"以外，智顗还撰写了多部关于禅修实践的重要著作：
在谈到智顗的著作时，必须提及一个关键人物——章安灌顶（561—632）。灌顶自二十岁左右追随智顗，此后一直陪伴在智顗身边，直到智顗圆寂。智顗的大部分著作都是由灌顶在智顗讲经时现场记录，然后加以整理、编辑而成。灌顶不仅是智顗著作的"记录者"，更是天台宗早期传承的"守护者"。在智顗圆寂后，灌顶耗时数十年，将智顗的讲经记录整理成完整的著作体系，并亲自撰写序言，确保智顗的思想能够准确无误地传承给后世。
灌顶著有《天台八教大意》一卷，以简洁的文字概括智顗的判教思想，为天台宗的理论传播做出了重要贡献。灌顶之后，天台宗的法脉传承依次为智威、慧威、玄朗、湛然。其中湛然（711—782）的贡献尤为突出，他撰写了多部对智顗著作的注释书，有力地推动了中唐时期天台宗的复兴。但无论如何，天台宗的一切思想成就都根源于智顗——他是天台宗不可动摇的"实际创立者"。
章安灌顶在《摩诃止观》序言中写道："智者大师，天纵之圣，神解超伦。禀慧思之一心三观，承龙树之中观义，开天台之圆宗，立止观之正轨。其学贯群经，其智包万象，其行彻三昧，其化洽九州。"——灌顶用极其精炼的语言，概括了智顗的思想渊源和伟大贡献，字字千钧，是对智者大师一生事业的最精当的评语。
智顗对中国佛教最重要的理论贡献之一，是创立了"五时八教"的判教体系。"判教"（教相判释）就是将佛教传入中国的各类经典按照一定的标准进行分类、排序和评价，以解决不同经典之间在义理上可能存在的矛盾，并为修行者提供一条由浅入深的学习路径。
在智顗之前，南北朝时期已有多种判教学说，比较著名的有"南三北七"（南方三家、北方七家）的说法。但这些判教体系各有局限：要么标准不统一，要么对不同经典的定位不够合理，要么缺乏实践的指导意义。智顗的"五时八教"体系在吸收前人成果的基础上，实现了全面的超越：
"止观"（Śamatha-Vipaśyanā）原本是印度佛教中两种基本的修行方法——"止"指止息妄念、令心专注一境；"观"指以智慧观照诸法实相。在印度佛教中，"止"和"观"虽然有并重的要求，但并未形成系统的、圆融的理论。智顗的杰出贡献在于：
智顗的止观学说具有鲜明的中国本土特色。印度佛教的止观传统较为零散分散在不同经典中，智顗首次将其系统化、理论化，使其成为一门独立而完整的宗教学问。更为重要的是，智顗将止观从"冥想技巧"提升到了"哲学智慧"的高度——止观不仅是修行方法，更是对宇宙人生实相的全方位洞察。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智顗是中国佛教"止观学"的创立者，其止观学说深刻地影响了此后中国佛教各宗派的修行理论与实践。
智顗最重要的历史贡献，是创立了中国佛教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的成熟宗派——天台宗。在中国佛教史上，虽然此前已有各种学派（如成实师、涅槃师、地论师等），但这些只是围绕某一部经典或某一学说而形成的研究团体，缺乏完整的宗派意识。智顗的天台宗则具备了现代意义上的"宗派"所应有的全部要素：
公元597年（隋文帝开皇十七年），智顗六旬高龄。这一年，晋王杨广（已立为太子）多次派遣使者催促智顗前往扬州。智顗虽然身体已经极度虚弱，但仍不得不踏上旅途。据记载，智顗在出发前已经预感到了自己的生命即将结束，他对弟子们说："吾当还乡，以终余年。"
在从天台山前往扬州的途中，智顗的病情急剧恶化。行至石城（今浙江绍兴新昌县）时，他再也无法继续前行。智顗在石城寺（今新昌大佛寺）安顿下来，给弟子们留下最后的教诲。据《智者大师别传》记载，智顗临终前"右胁而卧，如入禅定"，面貌安详，于597年十一月二十四日圆寂，世寿六十，僧腊四十二。一代佛教大师就此长眠。
智顗圆寂后，遗体依其遗愿归葬天台山。隋炀帝杨广（当时已登基）闻讯后极为悲痛，亲自撰写祭文，并赐赠大量财物用于天台山寺院的建设。智顗的弟子们将他的遗骨安奉于天台山佛陇，至今仍是天台宗信众朝拜的圣地。
智顗圆寂后，他的声名不但没有消减，反而随着天台宗的持续发展而日益隆盛。在隋唐时期，天台宗成为最受尊崇的佛教宗派之一，智顗也被佛教界尊为"东土释迦"（东方的释迦牟尼佛）。这一称号的分量是极为沉重的——在中国佛教史上，能被如此尊称的只有智顗一人。
"东土释迦"这一尊号的形成，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原因：
唐代著名文学家、佛教居士梁肃在《天台禅林寺碑》中高度评价智顗说："天台大师，传佛心印，为世导师。以《法华》为宗骨，以《智论》为观门，以《涅槃》为扶疏，以《大品》为观法。教门之妙，观道之深，巍巍乎其不可及也。"——梁肃以"传佛心印"来定义智顗的贡献，认为智顗不是另立新说，而是直接继承了释迦牟尼佛的心法。这正是"东土释迦"的题中应有之义。
智顗的影响远远超出了天台宗的范围，辐射到整个东亚佛教世界：
从今天的学术视角来看，智顗的历史地位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理解：
538年—— 智顗出生于荆州华容（今湖北监利），俗姓陈
555年（18岁）—— 在湘州果愿寺出家，师从法绪法师
560年（23岁）—— 赴光州大苏山拜慧思为师，修习法华三昧
567年（30岁）—— 奉师命赴金陵弘法，住瓦官寺讲《大智度论》《法华经》
575年（38岁）—— 离开金陵入天台山隐修，长达十年
585年（48岁）—— 离天台山赴荆湘避乱
591年（54岁）—— 为晋王杨广授菩萨戒
593年（56岁）—— 建玉泉寺，讲说《法华玄义》《法华文句》《摩诃止观》
597年（60岁）—— 圆寂于石城寺，归葬天台山
智顗在《摩诃止观》中有一段著名的开示，可以说是他一生修行心得的精华："若人欲得智慧，当修止观。止乃伏结之初门，观乃断惑之正要；止乃爱养心识之善资，观乃策发神解之妙术；止乃禅定之胜因，观乃智慧之由藉。若人成就定慧二法，斯乃自利利人，法皆具足。"——止观双修、定慧等持，这正是天台宗修行论的核心精神，也是智顗对中国佛教修行理论的最重要贡献。千载之下，这段话仍然散发着智慧的光芒，指引着一代又一代的修行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