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伤寒论》为东汉末年著名医学家张仲景（约150—219年）所著《伤寒杂病论》中论治外感热病的重要组成部分。仲景生活于汉末乱世，战火连绵，疫疠横行，其家族二百余口，未及十年，死亡者三分有二，伤寒十居其七。仲景"感往昔之沦丧，伤横夭之莫救"，遂"勤求古训，博采众方"，撰用《素问》《九卷》《八十一难》《阴阳大论》《胎胪药录》等古典医籍，并平脉辨证，结合自身临床实践，最终完成了这部垂范千古的不朽巨著——《伤寒杂病论》。这是中国医学史上第一部理、法、方、药高度完备的临床经典，奠定了中医辨证论治的基石。
然而，原书问世不久，即逢三国纷争、两晋动荡，原著十六卷旋即散佚于兵燹之中。幸有西晋太医令王叔和，深惧医道沦丧，倾力搜集残卷，将原书中对外感热病的论述单独编次整理为《伤寒论》十卷，使这部旷世经典得以初步保存。王叔和的工作具有极重要的历史价值，他不仅整理了条文，还增入《辨脉法》《平脉法》《伤寒例》等内容，为后世研究伤寒学说提供了最早的版本基础。尽管后世对王叔和颇有微词，认为其编次有失仲景原貌，但若没有王叔和，仲景之学恐早已湮没于历史长河。
时至北宋，国家设立校正医书局，林亿、高保衡、孙奇等奉旨校定医籍。他们以开宝年间节度使高继冲进献的《伤寒论》为底本，参校诸本，正讹补阙，于治平二年（1065年）刊行《伤寒论》十卷，共二十二篇，计三百九十七条，一百一十三方，世称"宋本伤寒论"。宋本的颁行使《伤寒论》得以广泛流传，成为后世研究伤寒学说的标准版本。现存主要版本系统包括：明万历年间赵开美翻刻的宋本（世称"赵刻本"或"宋本伤寒论"）、金代成无己《注解伤寒论》（世称"成本"或"成注本"）、日本康平年间传抄的《康平伤寒论》，以及敦煌石室出土的《伤寒论》残卷等多种版本。其中日本流传的古传本系统（如《康平本》《康治本》）与通行宋本在条文编排和文字内容上存在差异，为考证仲景原貌提供了珍贵的异文材料。
六经辨证是张仲景在《素问·热论》六经分证基础上，结合临床实际而创立的辨证纲领。《素问·热论》曰："伤寒一日，巨阳受之，故头项痛，腰脊强。二日阳明受之，阳明主肉，其脉侠鼻络于目，故身热目疼而鼻干，不得卧也。三日少阳受之……"但仲景六经的内涵远较《内经》丰富。仲景将经络、脏腑、气化三要素统摄于六经之下，形成了以太阳、阳明、少阳（三阳）和太阴、少阴、厥阴（三阴）为主体的有机辨证体系，使六经既是经络循行之通路，又是脏腑功能之体现，更是气化运动之反映。
六经的生理基础可以从三个维度加以理解：从经络角度看，足太阳膀胱经行于背，统摄一身之表；足阳明胃经行于前，主里实热证；足少阳胆经行于侧，主半表半里。从脏腑角度看，太阳内应膀胱与小肠，主气化津液；阳明内应胃与大肠，主传导化物；少阳内应胆与三焦，主枢机转输；太阴内应脾与肺，主运化输布；少阴内应心与肾，主水火既济；厥阴内应肝与心包，主阴尽阳生。从气化角度看，六经各有开阖枢之机：太阳为开，阳明为阖，少阳为枢；太阴为开，厥阴为阖，少阴为枢。三者协调有序，维持着人体的正常生理活动。
六经辨证与八纲辨证（阴阳、表里、寒热、虚实）有着密切的内在联系。六经辨证实际上是以阴阳为总纲，将疾病按表里层次划分为六大类证，同时每一经病又各有寒热虚实之辨。三阳病多属表、热、实证，但太阳病亦有寒虚一面；三阴病多属里、寒、虚证，但少阴病有热化证，厥阴病有寒热错杂证。因此，六经辨证是八纲辨证的具体化和系统化，八纲辨证则是六经辨证的理论升华，二者相辅相成，不可偏废。
关于六经传变规律，仲景在《伤寒论》中描绘了多种传变路径：循经传即按照太阳→阳明→少阳→太阴→少阴→厥阴的顺序依次传变；越经传为不按循经顺序，跨越一经或数经而传；表里传指在互为表里的两经之间传变，如太阳传少阴、阳明传太阴、少阳传厥阴；直中则为病邪不经三阳直接侵入三阴，多见于素体阳虚之人。此外还有合病（两经或三经同时发病）和并病（一经未罢，一经又起）两种特殊传变形式。这些传变规律揭示了外感热病发生发展过程中的一般规律，是仲景建立在大量临床观察基础上的深刻洞见。
太阳病为六经病之首，是外感热病的初始阶段。太阳经主一身之表，统营卫而固护于外，故外邪侵袭，太阳首当其冲。《伤寒论》第1条开宗明义："太阳之为病，脉浮，头项强痛而恶寒。"此十四条为太阳病之总纲，脉浮主邪在表，头项强痛为太阳经气不利，恶寒为卫气被郁。凡符合此三项者，即为太阳病。
太阳病按体质差异和邪正反应不同，主要分为中风与伤寒两大类型。中风证（第12条）为风邪袭表，卫强营弱，症见发热、汗出、恶风、脉浮缓，治以桂枝汤，调和营卫，解肌祛风。桂枝汤由桂枝、白芍、甘草、生姜、大枣五味药组成，方中桂枝配白芍，一散一收，刚柔相济；生姜助桂枝以散邪，大枣助白芍以和营，炙甘草调和诸药，合奏"群方之冠"之美誉。后世衍生出桂枝加葛根汤、桂枝加厚朴杏子汤、桂枝加附子汤等数十首类方，应用范围远超外感表证。
伤寒证（第35条）为寒邪束表，卫阳被遏，营阴郁滞，症见发热恶寒、无汗而喘、身痛腰痛骨节疼痛、脉浮紧，治以麻黄汤，发汗解表，宣肺平喘。麻黄汤由麻黄、桂枝、杏仁、甘草四味药组成，麻黄开腠发汗，桂枝解肌通阳，杏仁宣降肺气，甘草和中护正，合力表散寒邪。麻黄汤类方包括大青龙汤（麻黄汤加石膏、生姜、大枣）、小青龙汤（麻桂合方加干姜、细辛、五味子、半夏）等，针对不同的兼夹证而设。
太阳病尚有蓄水证和蓄血证两大变证。蓄水证（第71条）为太阳表邪不解，随经入腑，影响膀胱气化，致水蓄下焦，症见发热、口渴、小便不利、脉浮数，治以五苓散（猪苓、泽泻、白术、茯苓、桂枝），化气行水，解表散邪。蓄血证则有轻重之分：轻证（第106条）为热结下焦，瘀热互结，症见少腹急结、小便自利、如狂，治以桃核承气汤；重证（第124、126条）为瘀热深入，症见少腹硬满、小便自利、发狂，治以抵当汤或抵当丸（水蛭、虻虫、桃仁、大黄），破血逐瘀。两证的鉴别要点在于小便通利与否及神志异常的程度。
太阳病误治（误汗、误下、火逆等）可产生大量变证，仲景为这些变证制定了完善的救逆法则。如误汗伤阳致心下悸、叉手自冒心者，用桂枝甘草汤；误汗伤阳致奔豚者，用桂枝加桂汤；误下邪陷致心下痞满者，分用大黄黄连泻心汤、附子泻心汤、半夏泻心汤、甘草泻心汤、生姜泻心汤等泻心汤类方，开"辛开苦降"治法之先河。太阳病篇共占《伤寒论》全书篇幅的三分之一以上，是六经辨证中最丰富、最复杂的篇章。
阳明病是外感热病过程中邪气入里化热、胃肠燥实的阶段，属于里热实证的集中体现。《伤寒论》第180条提出阳明病提纲："阳明之为病，胃家实是也。"所谓"胃家"，统指胃与大肠；"实"者，既指燥热之邪盛，亦指有形之积滞。阳明病的成因有三：一为太阳病误治失治，耗伤津液，邪传阳明，谓之"太阳阳明"；二为少阳病误发汗利小便，伤津化燥转属阳明，谓之"少阳阳明"；三为素体阳盛，外邪直犯阳明，谓之"正阳阳明"。
阳明病分为经证和腑证两大类型。经证为邪热弥漫阳明经表，肠道尚未成实，症见身大热、汗大出、口大渴、脉洪大，即"四大症"，治以白虎汤（石膏、知母、炙甘草、粳米），辛寒清热。若热盛伤及气阴，兼见背微恶寒、时时恶风、大烦渴不解，则用白虎加人参汤（白虎汤加人参），益气生津。柯韵伯赞白虎汤为"夏令之神剂"，足见其在清热方剂中的重要地位。
腑证为邪热与肠中糟粕相结，燥实内阻，腑气不通，症见潮热、谵语、腹满硬痛、大便不通、脉沉实有力，舌苔黄燥焦裂。仲景针对燥结程度的不同，巧妙设计了三个层次的攻下方剂，即后世所称的三承气汤：调胃承气汤（大黄、芒硝、甘草）主治燥实内结而痞满不甚，以通便泻热为主，兼护胃气；小承气汤（大黄、厚朴、枳实）主治痞满实三证皆轻，以行气通腑为主；大承气汤（大黄、厚朴、枳实、芒硝）主治痞、满、燥、实、坚五证俱全，为攻下之峻剂。仲景尤以大承气汤的运用最为审慎，必待潮热、谵语、腹满硬痛、手足濈然汗出、脉沉实等燥屎已成的确证之后方可用之，并特别指出"阳明病，潮热，大便微硬者，可与大承气汤；不硬者，不可与之"（第208条），充分体现了"下不厌迟"的审慎精神。
阳明湿热发黄证是阳明病的另一重要内容。湿热郁蒸，熏灼肝胆，致胆汁外溢，身目俱黄，其色鲜明如橘子色，伴小便不利、腹微满、渴饮水浆。仲景立茵陈蒿汤（茵陈、栀子、大黄）为治阳黄之主方，以茵陈为君清热利湿退黄，栀子为臣清泄三焦，大黄为佐通腑逐瘀。另有栀子柏皮汤（栀子、黄柏、炙甘草）治身黄发热而无腹满便秘者，以及麻黄连轺赤小豆汤治湿热兼表者，开后世"汗、下、清、利、温、补、消、吐"治黄八法之先声。
少阳病是外邪由表入里的过渡阶段，病位在半表半里之间。少阳经属胆与三焦，内联心包而络肝，外循胸胁而行身之两侧，主枢机之转输，为气机升降出入之枢纽。《伤寒论》第263条云："少阳之为病，口苦、咽干、目眩也。"此三症反映了少阳郁火上炎的病机特点：胆热上蒸则口苦，热耗津液则咽干，风火上扰清窍则目眩。少阳病既不同于太阳之表，也不同于阳明之里，故治有特殊性。
小柴胡汤是少阳病的主方，也是仲景用得最活、发挥最多的方剂之一。《伤寒论》第96条详列小柴胡汤证："伤寒五六日，中风，往来寒热，胸胁苦满，默默不欲饮食，心烦喜呕，或胸中烦而不呕，或渴，或腹中痛，或胁下痞硬，或心下悸，小便不利，或不渴，身有微热，或咳者，小柴胡汤主之。"小柴胡汤方由柴胡、黄芩、半夏、人参、甘草、生姜、大枣七味药组成，柴胡配黄芩疏泄少阳郁热，半夏配生姜降逆和胃，人参、甘草、大枣益气和中，扶正祛邪。全方寒温并用，攻补兼施，升降协调，被后世誉为"和解第一方"。
仲景在少阳病的诊治中提出了一条重要原则——"但见一证便是，不必悉具"（第101条）。这句话的意义极为深远：临床之际不必等待所有少阳证候全部出现，只要见到往来寒热、胸胁苦满等少阳病特征性证候之一，即可运用小柴胡汤。这正是仲景"有是证用是方"思维的生动体现，也是对临床医生敏锐把握病机的高层次要求。
少阳病常兼夹其他经病证，仲景创制了一系列兼证方剂：柴胡桂枝汤（小柴胡汤与桂枝汤各半合方）治少阳兼太阳表证；大柴胡汤（小柴胡汤去人参、甘草，加枳实、芍药、大黄）治少阳兼阳明里实证；柴胡加芒硝汤（小柴胡汤加芒硝）治少阳兼阳明燥结轻证；柴胡桂枝干姜汤治少阳兼水饮内停；柴胡加龙骨牡蛎汤治少阳兼烦惊谵语。这些方剂极大地丰富了少阳病的治疗体系。
少阳病的治疗有三禁之说，即禁汗、禁吐、禁下。少阳不在表，故汗之无益反伤津液；少阳不在上，故吐之无益反耗正气；少阳不在里，故下之无益反损脾胃。误用汗、吐、下三法，均可导致邪陷心包或内传三阴。但三禁并非绝对禁忌，若有兼表、兼里之证，则桂枝柴胡合用、柴胡承气同施，这正是仲景辨证论治的圆机活法所在。
太阴病是太阴脾脏虚寒、运化失职所致的病证，属三阴病之始。太阴与阳明同居中州，互为表里，阳明主燥而太阴主湿，阳明主纳而太阴主运，阳明主降而太阴主升，二者相反相成，共同完成水谷的受纳、运化和输布。《伤寒论》第273条提纲云："太阴之为病，腹满而吐，食不下，自利益甚，时腹自痛。若下之，必胸下结硬。"此条揭示了太阴病脾阳虚衰、寒湿内盛的本质：中阳不足，运化无力则腹满；胃气上逆则吐；纳运失司则食不下；清阳不升而下陷则自利；寒凝气滞则时腹自痛。
太阴病的主治方剂是理中丸（人参、干姜、白术、炙甘草），亦作汤剂服之。理中者，调理中焦之谓也。方中干姜温中散寒，白术健脾燥湿，人参补气益脾，甘草和中缓急，四药合用，温补并行，使中阳复而寒湿去，脾运健而升降调。后世在此基础上衍生出附子理中丸（加附子）、桂附理中丸（加肉桂、附子）、枳实理中丸（加枳实、茯苓）等诸多变方，成为温补脾胃的代表方向。
除理中丸外，仲景还提出了"当温之，宜四逆辈"（第277条）的治则。"四逆辈"包括四逆汤、通脉四逆汤、白通汤等，提示太阴重证若病情进一步恶化，脾阳虚衰累及肾阳，出现"四逆辈"证候时，则应果断使用少阴病方药温补元阳。这一"辈"字的运用极具深意，揭示了疾病传变过程中六经之间的内在联系和治疗思路的灵活转换。
太阴病的预后转归中有一个极为重要的命题——"实则阳明，虚则太阴"。同样是从外感病而来，若患者阳气亢盛，则邪从热化、燥化，病入阳明，表现为里热实证；若患者阳气不足，则邪从寒化、湿化，病入太阴，表现为里寒虚证。这一规律揭示了疾病传变方向与患者体质之间的密切关系，是仲景"体质辨证"思想的深刻体现。太阴病若治疗得当，中阳恢复，亦可由虚转实，由阴出阳，呈现"太阴病转阳明"的向愈趋势，如第278条所述"至七八日，虽暴烦下利日十余行，必自止，以脾家实，腐秽当去故也"。
少阴病是六经病中病情最为危重的阶段。少阴经属心肾二脏，心主火而主血脉，肾主水而主藏精，心肾相交，水火既济，为人体生命活动的根本动力所在。一旦病入少阴，则心肾阳气衰微，阴寒内盛，或阴血亏虚，虚热内生，呈现出全身性的虚衰危候。《伤寒论》第281条提纲曰："少阴之为病，脉微细，但欲寐也。"脉微为阳气衰微，鼓动无力；脉细为阴血不足，脉道不充；但欲寐则形容精神极度萎靡、似睡非睡、昏昏欲沉的危重状态。区区九字，将少阴病阴阳俱虚的病理本质刻画入微。
少阴病主要分为寒化证与热化证两大证型。寒化证为心肾阳气衰微、阴寒内盛之证，是少阴病的主体。其核心方剂为四逆汤（附子、干姜、炙甘草），方中附子大辛大热，温壮元阳而逐寒；干姜温中散寒以助附子；炙甘草和中缓急以调药性。三药合用，力专效宏，为回阳救逆之首方。若阴寒极盛、格阳于外，症见里真寒而外假热（身热反不恶寒、面赤），则用通脉四逆汤（四逆汤倍干姜、加大附子用量），破阴回阳，通达内外。若阴盛阳郁，下利肢厥而面赤，则用白通汤（附子、干姜、葱白），通阳散寒，宣通上下。若阳虚水泛，症见心悸头眩、身瞤动、振振欲擗地（即身体震颤欲倒），或腹痛小便不利、四肢沉重疼痛而下利，则用真武汤（附子、白术、茯苓、生姜、芍药），温阳利水。
热化证则相对较少，为少阴阴虚火旺、虚热内扰之证。代表方为黄连阿胶汤（黄连、黄芩、芍药、阿胶、鸡子黄），治少阴病心中烦、不得卧，方中用黄连、黄芩清热泻火，芍药、阿胶、鸡子黄滋阴养血，清补兼施，使水火既济、心肾相交。另一热化证方为猪苓汤（猪苓、茯苓、泽泻、阿胶、滑石），治少阴病下利六七日、咳而呕渴、心烦不得眠，为阴虚水热互结之证，利水而不伤阴，清热而不碍湿。
少阴病中还有一个极为特殊的部分——少阴三急下证（第320—322条）。条文指出少阴病出现口燥咽干、腹满不大便、或自利清水色纯青心下痛等症时，当急用大承气汤攻下。这三条看似矛盾——少阴本为虚证，何以用苦寒攻下？实则此处少阴证为假象，阳明燥实内结，真阴将竭，非急下不足以存阴。此即"急下存阴"之法，体现了仲景在危重证中善于透过现象看本质的高超医术。
厥阴病为六经病之末，是伤寒病发展的最后阶段。厥阴经属肝与心包络，肝主疏泄而藏血，心包代心行令而主血脉。厥阴为两阴交尽、阴尽阳生之经，故病至厥阴，往往呈现阴阳对峙、寒热错杂的复杂局面。《伤寒论》第326条提纲曰："厥阴之为病，消渴，气上撞心，心中疼热，饥而不欲食，食则吐蛔，下之利不止。"此条描绘了一幅水火不交、上热下寒的病理图景：消渴为热盛津伤，气上撞心、心中疼热为肝气挟热上逆，饥而不欲食为上热下寒之矛盾表现，吐蛔为素有蛔虫而因寒被扰。
厥阴病的代表方剂是乌梅丸（乌梅、细辛、干姜、黄连、当归、附子、蜀椒、桂枝、人参、黄柏），原为治蛔厥（第338条）而设，实则统治厥阴病寒热错杂之证。乌梅丸的组方构思极为精巧：重用乌梅（三百枚）之酸以安蛔止痛，更以醋浸增强酸性；蜀椒、细辛、干姜、附子、桂枝等大队辛热药温脏散寒；黄连、黄柏苦寒清热燥湿；人参、当归益气养血以扶正。全方酸、辛、苦、甘四味俱全，寒热并用，攻补兼施，被后世推为"厥阴病主方"。清人柯韵伯赞之曰："乌梅丸为厥阴主方，非只为蛔厥之剂矣。"
厥阴病中的厥证辨析是仲景辨证思维的重要体现。《伤寒论》中"厥"指手足逆冷，厥阴篇对多种厥证进行了细致的鉴别诊断：蛔厥（第338条）因蛔虫扰动，气机逆乱，其证时作时止，得食而呕又烦，以乌梅丸主之；脏厥（第338条）为真阳衰微、脏腑冰冷，其证肤冷、躁无暂安时，病情危笃；寒厥（第353条）为阴寒内盛、阳气不达四末，以四逆汤主之；热厥（第335条）为热邪深伏、阳气郁遏不能外达四肢，其证厥深者热亦深、厥微者热亦微，治宜白虎汤或承气汤之类。仲景在厥证中特别强调"热厥"与"寒厥"的鉴别，因为两者均可见手足逆冷，但一属热闭、一属寒凝，治法寒温迥异，稍有差失，生死立判。
厥阴病的预后判断也是仲景学术的精粹。厥阴篇大量运用胃气盛衰来判断病人的生死预后。如第332条："伤寒始发热六日，厥反九日而利。凡厥利者，当不能食；今反能食者，恐为除中。"所谓"除中"是指胃气将绝之前的回光返照现象——病人本应不能食却突然能食，是胃气败绝的信号，预后极差。反之，若厥利后"能食而不呕"，或"热不除者"，则为阳气来复之佳兆。仲景通过观察饮食、脉象、发热与否等细微变化来判断正邪消长，体现了其"见微知著"的高深医理。
方证对应是《伤寒论》最具特色的学术思想，也是经方临床应用的核心逻辑。"方证"一词，意指某一方剂所对应的特定证候群。仲景在《伤寒论》中的行文方式，大多是先叙述一组脉症，然后直接给出主治方剂，如"太阳病，头痛，发热，汗出，恶风，桂枝汤主之"，"伤寒，脉浮紧，不发汗，因致衄者，麻黄汤主之"等等。这种"某某汤主之"的句式，本身就是方证对应思维的直观表达。其核心思想可以概括为一句话——"有是证用是方"，即临床出现了某一方的适应证，就用该方进行治疗，而不以病名或病因作为选方依据。
方证对应的临床逻辑是基于仲景对"证"的深刻把握。每一个"证"都是疾病在某一特定阶段的病理本质的外在反映，而每一首"方"则是针对这种证候的药效组合。方与证之间存在着一种客观的、必然的对应关系。例如，桂枝汤证对应的是"太阳病，头痛，发热，汗出，恶风，脉浮缓"这一特定证候群，凡见此证，不论其病因是外感还是内伤，不论病种是感冒还是皮肤病、过敏性鼻炎、慢性胃炎，均可运用桂枝汤。这就是"异病同治"的理论依据。反之，同一疾病在不同阶段出现不同的证候，则用不同的方剂，这就是"同病异治"。方证对应原则使中医临床从病因推理走向了"证候—方剂"的直接对应，极大提高了临床处方的准确性和可操作性。
经方的剂量与煎服法是方证对应的重要组成部分，不可轻忽。仲景在一首方剂中，不仅规定了药物及其比例，还对煎煮方法、溶媒选择、服用次数、服药后反应及调护做出了详细规定。以桂枝汤为例，其方后注要求"以水七升，微火煮取三升，去滓，适寒温，服一升"，服药后"须臾，啜热稀粥一升余，以助药力"，并"温覆令一时许，遍身漐漐微似有汗者益佳"，若"一服汗出病差，停后服，不必尽剂"，若不汗则"更服，依前法"，又不汗则"后服小促其间，半日许令三服尽"。这一系列煎服法涵盖了煎药火候、药液温度、辅助调养、护理休养、剂量调整、服药间隔等各个环节，环环相扣，严谨周密。现代临床应用经方时，往往只关注药物组合而忽视了煎服法，导致疗效大打折扣，这是值得深刻反思的。
方后注是《伤寒论》中的一项特殊体例，集中体现了仲景的临床思维。这些方后注内容极为丰富，常包含以下几个方面：煎药细节（如麻黄汤要求"先煮麻黄减二升，去上沫"以去其烈性）、服药方法（如大承气汤"得下，余勿服"的"中病即止"原则）、药后反应（如十枣汤"得快下利后，糜粥自养"）、禁忌事项（如桂枝汤"禁生冷、粘滑、肉面、五辛、酒酪、臭恶等物"）。这些方后注是理解经方运用精髓的第一手资料，也是方证对应原则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研读《伤寒论》，不仅要读正文，更要读方后注，方后注中常常蕴含着仲景最精妙的临床心法。
《伤寒论》作为中医经典之首，历经一千八百余年而历久弥新。进入现代以来，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和中西医交流的深入，《伤寒论》研究进入了新的历史阶段，呈现出多学科交叉、多维度融合的研究态势。在经方药理研究领域，现代药理学对《伤寒论》中的经典方剂进行了大量的实验研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以桂枝汤为例，现代药理研究发现其具有解热、镇痛、抗炎、镇静、调节免疫功能、调节胃肠运动、抗病毒等多种药理作用。
小柴胡汤的研究则更为深入，日本汉方医学界对小柴胡汤进行了系统的药理学研究，发现其具有显著的保肝、免疫调节、抗炎、抗肿瘤等作用。然而，1990年代日本出现的小柴胡汤"间质性肺炎"事件，也促使学界重新反思"方证对应"在现代临床应用中的重要性。单纯依据病理诊断而非辨证论治使用经方，即使在现代药理机制上看似合理，也可能产生严重的副作用。这一教训从反面印证了仲景"观其脉证，知犯何逆，随证治之"这一辨证论治原则的科学性和必要性。
六经辨证的现代科学诠释是当代伤寒研究的前沿课题。学者们从不同学科角度对六经的实质进行了广泛探索：有人从神经内分泌免疫网络的角度解读六经，认为六经的不同层次对应着机体应激反应的不同阶段；有人从机体稳态调控的角度阐释六经传变——太阳病相当于机体对刺激的初始反应，阳明病相当于过度反应，少阳病相当于反应失调，三阴病则相当于反应衰竭；也有人从消化道黏膜免疫、肠道菌群等角度重新审视六经的生理基础。这些研究虽未取得定论，但为理解六经体系提供了新的视角和科学假说。
经方在急危重症中的应用是近年来的研究热点。大承气汤在急性胰腺炎、肠梗阻等急腹症中的应用取得了显著疗效；四逆汤类方在心源性休克、心力衰竭等危重证中的应用也有大量临床报道；小青龙汤在支气管哮喘急性发作中的快速平喘效果已经过多项随机对照试验的验证；麻黄汤、大青龙汤在病毒性流感初期的高热控制方面效果突出。2009年甲型H1N1流感大流行期间，以麻杏石甘汤、银翘散等经方为基础方治疗重症流感的研究成果，获得了国内外医学界的广泛关注。这些临床实践证明，经方在急危重症治疗中仍有广阔的用武之地。
国际范围内的"经方热"正在持续升温。在日本，汉方医学（Kampo Medicine）作为国家医疗保险体系的一部分，每年约有超过80%的日本医师在日常诊疗中使用汉方制剂，其中大多数为《伤寒论》《金匮要略》中的经方。在韩国、中国台湾地区，经方研究也有深厚的学术传统。在欧美，随着对中医药接受的增加，经方制剂和学术研究也开始受到关注。《伤寒论》中经典方剂如小柴胡汤、桂枝汤、麻黄汤等已被收录于多国药典或植物药手册。国际经方学术会议定期召开，经方研究的学术论文在国际期刊上的发表数量逐年增加，经方医学正在从东亚走向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