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经》并无转下之说，止言发散，又止言辛甘发散为阳。辛温之药达表则自然汗散，攻里则自然开通。非若寒苦之药，动人脏腑，泄人元气也。
夫巴豆、硝黄之类能直穿脏腑，非大积大聚，元气壮实者，不敢轻用。今之庸医不问虚实，动辄便行转下，以泄六腑各气，转生他证。重则脾胃渐衰，不进饮食，肌肉消瘦而死。
又俗云：春行夏补，至秋时须服通行药数剂，以泄夏月积热，此语甚讹。夫热在内，自然从五脏六腑及大小便中泄出。若以凉药泄热，吾恐热气未去一分，而元气已衰九分。尝观服转药一剂，则有五七日饮食脾胃不能复旧。况乎三焦暖热方能腐熟水谷，若一刻无火则肌肤冰冷，阳气脱尽而死矣。
故《内经》止有沉寒痼冷之论，未有积热纯阳之说。纵然积热为病，一服转下便可解救。若阴寒为病，则四肢逆冷，死在须臾。
古人立法，若狂言妄语，逾垣上屋诸大热证，亦要论其大便如何。数日不出者，有燥屎也，方下之，若大便如常，即不可下。
今人于并无以上热证，而亦概用寒凉转下，必欲尽去其热，吾不知将以何为生气。夫人身无热则阳气尽矣。此河间、丹溪遗讹后世，业医者不可以不察此弊也。
《黄帝内经》中原本没有攻下法的说法，只讲发散，而且说"辛甘发散为阳"。辛温的药物作用于体表则自然发汗散邪，作用于体内则自然开通郁滞。不像寒凉苦泄的药物，扰动脏腑、耗泄人的元气。
巴豆、芒硝、大黄这类药物能直接穿透脏腑，除非是严重的积聚病证且患者元气壮实，否则绝不可轻易使用。如今的庸医不分虚实，动不动就用攻下法，耗泄六腑之气，反而生出其他病症。严重的会导致脾胃逐渐衰弱，不能进食，肌肉消瘦而死亡。
又有民间俗语说："春季用泻法、夏季用补法，到秋天要服几剂通利的药来泄夏天的积热。"这种说法完全错误。如果体内真有热，身体自然会通过五脏六腑及大小便排出。如果用凉药来泄热，只怕热气还没去掉一分，元气已经衰败了九分。我曾经观察到，服一剂攻下药后，脾胃功能需要五到七天才能恢复。况且三焦必须有温暖的热力才能腐熟消化水谷，如果一刻没有"火"，就会肌肤冰冷、阳气脱尽而死亡。
所以《内经》只有寒邪沉伏、痼冷为病的论述，并没有积热纯阳的说法。即便是积热导致的病，服一剂攻下药就可以解救；但如果是阴寒导致的病，则会四肢厥冷，顷刻之间就会死亡。
古人在立法时，即使是狂言妄语、爬墙上屋等大热证，也要先看大便情况。如果多日不大便，是有燥屎，才可用攻下法；如果大便正常，就不可攻下。
现在的人，在没有上述热证的情况下，也一概用寒凉攻下，一定要把热全部去掉——我不知道拿什么作为生命的生气。人身上如果没有热，阳气就灭绝了。这是刘河间（刘完素）、朱丹溪的学说遗留下来的谬误，学医的人不可不察这个弊端！
窦材在本篇中构建了一个层层递进的论证体系，从经典依据、药物特性、临床观察、民俗批判到学术源流，全面驳斥滥用泻下法：
窦材在本篇末尾直接点名批评刘完素（河间）和朱震亨（丹溪）两位金元时期著名医家：
窦材认为，这两位医家的学说使后世医者形成"滥用寒凉"的倾向，动辄用攻下法"去热"，却不知人体以阳气为根本，"人身无热则阳气尽矣"。这一批判体现了窦材鲜明的扶阳学术立场。
需要注意的是，窦材并非完全否定攻下法的使用价值。他在文中明确指出，在"狂言妄语，逾垣上屋"等大热证且"数日不出大便"（阳明腑实证）的情况下，确实可以用攻下法。他只是反对不问虚实、滥用攻下的时弊。
窦材的辨证论治思想在"忌用转下"中体现得非常清晰：
这一辩证态度与张仲景在《伤寒论》中"阳明病，脉迟，虽汗出不恶寒者，其身必重，短气腹满而喘，有潮热者，此外欲解，可攻里也。手足濈然而汗出者，此大便已硬也，大承气汤主之"的辨证精神是一脉相承的。
窦材提出《内经》"止有沉寒痼冷之论，未有积热纯阳之说"，这一论断值得深入分析：
窦材在"忌用转下"中提出的辨证原则，对临床实践具有重要指导意义：
"尝观服转药一剂，则有五七日饮食脾胃不能复旧。"
—— 窦材对攻下伤脾胃的临床观察，强调攻下不可轻用
窦材（南宋·1146年）处于中医学术发展的关键转折期。在他之前，北宋《太平惠民和剂局方》盛行温燥香窜；在他之后，金元四大家兴起，刘河间倡火热论、张子和主攻下、李东垣重脾胃、朱丹溪倡滋阴。窦材的扶阳思想既不同于局方的温燥，也不同于河间丹溪的寒凉，形成了独特的学术路线。
"夫人身无热则阳气尽矣。此河间、丹溪遗讹后世，业医者不可以不察此弊也。"
—— 窦材对滥用寒凉攻下的最后警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