夫四百八病，大约热者居多，寒者最少。无怪乎河间论火，丹溪之补阴也。但泥二子之书而不考究《内经》，堕于偏颇，害人特甚。盖热病属阳，阳邪易散易治，不死。冷病属阴，阴邪易伏，故令人不觉，久则变为虚寒，侵蚀脏腑而死。况人身之火多亦是当然，天之六气，火居其二。今之庸医执壮火食气之说，溺于滋阴苦寒之剂，殊不知邪之中人，元气盛则能当之，乃以凉药冰脱，反泄元气，是助贼害主也。夫凉药不知害了多少人。若元气稍虚者，无不被凉药冰败而死，脾胃有伤，焉望其生。如人饮热汤及炙爆之物，从龆至髦，断无损人之理。《内经》言膏粱之变，止发痈疽，况膏粱发疽者，百无一二。故知热之养人，时刻不可缺也。若以冷水饮人，不须三日，即为腹疼泄泻，脾虚胃败矣。故燧人立法，食必用火，万代苍生得以活命。俗医大用凉剂，譬于饮人冷水，阴害黎民，良可慨也。
人体四百零八种疾病当中，大约热性病占多数，寒性病很少。这就不奇怪为什么刘河间提倡"火热论"、朱丹溪主张"滋阴降火"了。但是如果仅仅拘泥于这两位医家的书，而不去深入研究《黄帝内经》，就会陷入偏颇的误区，害人不浅。
热病属于阳证，阳邪容易发散、容易治疗，一般不致命。寒病属于阴证，阴邪容易潜伏隐藏，所以让人不易察觉，时间久了就会变成虚寒证，逐渐侵蚀脏腑而导致死亡。更何况人体火气偏多是理所当然的，自然界六气当中，火就占了两个（君火与相火）。
现在的庸医抓住"壮火食气"的说法，沉溺于使用滋阴苦寒的药物，却不知道外邪侵犯人体时，元气充足的人才能抵抗。用寒凉药来退热，反而会耗泄人体的元气，这等于帮助贼人伤害主人。寒凉药不知道已经害死了多少人。元气稍微虚弱的人，没有不被寒凉药冰败而死的，脾胃受到损伤，还怎么能活下去呢？
人喝热水、吃烧烤煎炙的食物，从小到老，绝没有损伤人体的道理。《内经》说吃肥甘厚味会生痈疽，但实际上因吃肥甘厚味而生痈疽的人，一百个里面也没有一两个。由此可见，温热对于人体的滋养，时刻都不可缺少。如果让人喝冷水，用不了三天就会出现腹痛泄泻、脾胃虚败。所以燧人氏定下规矩，食物一定要用火加工，万代苍生才能得以活命。庸医大量使用寒凉药剂，就好比给人喝冷水，暗中残害百姓，实在令人感慨啊！
本篇是窦材扶阳学术思想的核心篇章之一，直接针对宋金元时期兴起的"滋阴苦寒"风气进行严厉批判。窦材从三个层面展开了他的论证：
刘完素（河间）倡"火热论"、朱震亨（丹溪）倡"阳常有余阴常不足"而主滋阴降火，在金元时期影响深远。窦材指出，这两位医家的理论虽然有一定道理（因为热病确实占多数），但后世医家如果不回归《内经》本源，而仅仅拘泥于这两家学说，就会堕入偏颇。窦材认为，热病属阳证，治疗容易且预后好；真正危险的是寒病——阴邪潜伏，日久侵蚀脏腑，这才是导致死亡的主要原因。
"壮火食气"出自《内经》，本意是指过度亢盛的火热会消耗人体的气。窦材指出庸医抓住这句话来为使用寒凉药辩护，却忽略了更重要的道理——外邪侵犯人体时，全靠元气来抵抗。如果用寒凉药强行退热，就等于把守卫城池的士兵（元气）也一起赶走，反而帮助了敌人（病邪）。这就是"助贼害主"的深刻比喻。
窦材运用生动的日常生活经验来佐证：人从小到老喝热水、吃烧烤食物从来没有损害健康；而喝冷水不出三天就会腹痛泄泻。燧人氏发明用火加工食物，是人类得以繁衍生存的根本。因此他认为"热之养人，时刻不可缺"，寒凉药好比给人喝冷水，是在暗中损害百姓的健康。
窦材承认临床上热证确实多于寒证，这是河间倡"火热论"、丹溪倡"滋阴"的现实依据。但他指出了关键区别：热证属阳，易治不致命；寒证属阴，不易察觉且致命。因此医者不能因为热证多就一味用凉，而忽视了潜伏的阴寒之邪。
自然界六气（风、寒、暑、湿、燥、火）中，火占其二（君火、相火），人体亦然。火不仅不是祸害，反而是生命活动的根本动力。这与窦材在《须识扶阳》篇中强调的"阳气若壮千年寿"一脉相承。
这是本篇最著名的比喻。邪气入侵时，人体靠元气抵抗。用寒凉药退热，会把元气也消掉，等于帮助敌人（邪气）伤害主人（身体）。窦材认为，衡量一个医生是否高明，关键在于能否恰当使用温热药而不是滥用寒凉药。
窦材特别强调寒凉药对脾胃的伤害。脾胃为后天之本、气血生化之源，一旦被寒凉药损伤，则饮食不化、气血不生，"焉望其生"。这一认识与李东垣《脾胃论》的核心思想不谋而合。
窦材并非完全反对使用寒凉药。他在《忌用转下》篇中指出，若确有大积大聚、阳明腑实等实证热证，仍可酌情使用攻下之法。其所"禁戒"者，乃滥用寒凉——不问虚实，动辄以寒凉治病的时弊。这是临床辨证论治的关键，不可误读为绝对禁用寒凉。
窦材"禁戒寒凉"的思想对临床实践具有重要指导意义，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临床常见真寒假热之证：患者表面发热、烦躁、口渴，但脉象沉细、四肢逆冷、小便清长、大便溏泄。此时若误用寒凉，必致阳气暴脱。窦材主张当以灸法（灸关元、气海）温固阳气，内服姜附汤等温热之剂，待阴寒消散，阳气来复，假热自退。
外感初期，邪气在表，治宜发散而非清解。即便有发热，也应辨明是表证还是里证。窦材批评当时医者一见发热便用寒凉，使邪气冰伏不得外散，反而内陷，变生他证。他主张用辛温发散之法（如姜附汤），助元气以驱邪外出。
对于久病体虚、脾胃虚弱、阳气不足的患者，窦材强调不可再用寒凉伐其生机。应以灸法配合温补之剂（保元丹、全真丹、姜附汤等），徐徐培养阳气，待正气来复，疾病自愈。
即便需要用攻下之法治疗实证热证，窦材也强调"要大积大聚，元气壮实者"方可使用，且中病即止，不可过剂。同时要密切观察大便状况——大便正常者不可轻易攻下。治疗过程中始终注意保护脾胃之气和人体元阳。
"若以冷水饮人，不须三日，即为腹疼泄泻，脾虚胃败矣。俗医大用凉剂，譬于饮人冷水，阴害黎民，良可慨也。"
刘完素（1110-1200年）认为"六气皆从火化"，疾病多由火热所致，主张用寒凉清热之法，创制防风通圣散、双解散等名方。其学说在金元时期影响巨大，被称为"寒凉派"。窦材承认河间"热病居多"的观察是正确的，但批评后世医家过于偏执其说而滥用寒凉。
朱震亨（1281-1358年）提出"阳常有余，阴常不足"理论，主张滋阴降火以保阴精，创大补阴丸等方。其学说对后世温病学派影响深远。窦材批评丹溪滋阴苦寒之偏，认为过度强调滋阴会导致滥用寒凉，损伤阳气。
仲景《伤寒论》中既有白虎汤、承气汤等寒凉之剂，也有四逆汤、通脉四逆汤等温热之剂，更有乌梅丸、半夏泻心汤等寒热并用的方剂。关键是"观其脉证，知犯何逆，随证治之"，而非偏执于某一种治法。窦材的思想实际上是回归了仲景辨证论治的精神。
李东垣（1180-1251年）著《脾胃论》，强调"内伤脾胃，百病由生"，擅用甘温补益之法（如补中益气汤）。窦材对脾胃的重视与东垣遥相呼应，但他更强调用灸法和温热之剂来温补脾肾之阳。
"此河间、丹溪遗讹后世，业医者不可以不察此弊也。" ——《扁鹊心书·忌用转下》
「禁戒寒凉」是窦材扶阳学术体系中的破立结合之篇——"破"的是河间、丹溪以来滥用寒凉的时弊；"立"的是扶阳温补的治病大法。它与以下诸篇共同构成完整的学术体系：
这五篇构成了窦材学术思想从理论到实践的完整逻辑链条。本篇在其中的作用尤为关键——它扫清了滥用寒凉这一最大障碍，为扶阳温补疗法的推行铺平了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