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大宋绍兴十六年丙寅月，武翼郎臣窦材奏启玉皇上帝玉陛下。臣闻上天好生而恶死，下民畏死而贪生，上天虽云恶杀，但示劝惩于下民，非其人而杀之者或有之。下民虽曰贪生，但归生死于天命，而致枉死者有之。皇天悯下民之疾苦，故假神农、黄帝、岐伯、雷公、扁鹊、俞跗等，以立医教，救人灾病。历世绵远，屡遭兵火，其神书散亡，仅存者《灵枢》、《素问》而已。虽不尽传宗派，是亦能救人疾苦，保人性命，但少洞彻脏腑、刳肠、涤髓之神耳。
后世仲景采《内经》外感风寒之旨，附以己见，定立方法，及采杂证七十余条，集为《伤寒》、《金匮》。后之学人咸遵守莫敢移易。殊不知伤寒既有多证，《内经》自然该载，何必牵扯种种杂病以为伤寒，误人不少。嗣后叔和、思邈又附益之，障蔽圣经，遗讹后世。
且《经》云：伤寒为病身热，热虽甚不死。论中风曰：中五脏俞穴则为偏风。论水胀曰：因气为肿。论厉风曰：地之湿气感则害人皮肉筋脉。如此言之，其旨深，其意广。后之人欲移难就易，妄为穿凿。且举伤寒之证，真邪相传，真气盛则病愈，邪气盛则病死。阳证无死入之理，阴证害人甚速，须加灸艾，方保无虞。仲景立许多承气汤，使后人错用，致寒凉杀人于顷刻也。
臣因母病，用仲景之法不效，遂成不救，痛心疾首，精究《内经》，又得皇天默授，经历十年方得灵验。凡一切大病小疾，只以此法，触类引申，效如影响。臣苦志五十余年，悟得救人秘法已十余年矣。向因薄宦，奔走四方。今年过不逾，常虑身填沟壑，其书失传，遂欲考订发梓。伏望皇天后土，特加慈悯，保生民于仁寿之域，俾其书万世通流，臣虽死无憾。设有一言不实，甘受天殃。若此书果益于后世，伏望神天护佑，以广其传。臣诚惶诚恐冒罪以闻。
大宋绍兴十六年（1146年）丙寅月，武翼郎臣窦材上奏启禀玉皇上帝陛下。
臣听闻上天喜好生命而厌恶死亡，下界百姓畏惧死亡而贪恋生存。上天虽然说不喜欢杀戮，但通过奖惩来警示下民，然而不该死的人有时也会死于非命。百姓虽然说是贪生，但将生死归之于天命，以至于枉死的人也有很多。
皇天怜悯下界百姓的疾苦，所以假托神农、黄帝、岐伯、雷公、扁鹊、俞跗等先圣，建立医学教化，救人疾病灾难。经历世代久远，屡次遭遇兵火战乱，那些神圣的医书散失亡佚，仅存下来的只有《灵枢》、《素问》而已。虽然没有完全传承医道宗派，但也还能够救人疾苦、保人性命，只是缺少了洞彻脏腑、剖肠、洗髓的神妙医术罢了。
后世张仲景摘取《内经》中外感风寒的宗旨，附以自己的见解，制定治疗方法和方剂，又采集杂证七十余条，汇集为《伤寒论》和《金匮要略》。后来的学医者都遵守这些而不敢改变。殊不知伤寒既然有多种证候，《内经》自然已经全部涵盖了，何必要牵扯种种杂病当作伤寒来论治，误导了不少人。随后王叔和、孙思邈又附益张仲景的学说，障蔽了经典的本义，遗误后世。
而且《内经》说：伤寒为病表现为身体发热，热虽然严重也不会致死。论中风说：邪气中于五脏俞穴，就成为偏风。论水胀说：因为气滞而成为肿。论厉风说：地上的湿气，感应到就会侵害人的皮肉筋脉。如此说来，其宗旨深远，其含义广博。后世的人想要避难就易，妄加穿凿附会。而且以伤寒之证为例，真气和邪气相互传变，真气盛则病愈，邪气盛则病死。阳证没有致死的道理，阴证害人非常迅速，必须加用灸法艾火，才能保证平安无事。张仲景立了许多承气汤方剂，使后人错用，导致寒凉药物在顷刻间杀人。
臣因为母亲生病，用仲景的方法不奏效，最终导致无法救治，痛心疾首，于是精研《内经》，又得到皇天暗暗传授，经历十年方才获得灵验。凡是一切大病小疾，只用此法，触类旁通引申运用，效验如影随形、如响应声。臣苦心立志五十余年，悟得救人秘法已经十余年了。前些年因为官职低微，奔走四方。如今年龄已过五十，常常忧虑身死之后，其书失传，于是想要考订刊刻出版。伏望皇天后土，特别加以慈悯，保佑生民于仁寿之域，使此书万世流传，臣虽死无憾。如果说有一句不实之言，甘愿承受天谴。如果此书确实有益于后世，伏望神天护佑，以广其流传。臣诚惶诚恐，冒死罪上奏以闻。
本篇《奏玉帝青辞》是窦材《扁鹊心书》卷首的第二篇，以"青辞"（道教上奏天帝的文书）这一独特文体写成。这篇文字不仅是一篇序言性质的告白，更是一份发愿文和宣言书，集中体现了窦材的医学思想渊源、学术立场和济世情怀。
窦材在此文中以"上奏玉皇上帝"的形式，陈述了以下几个核心层面的内容：
第一，医学源流论。窦材认为真正的医学正统来自神农、黄帝、岐伯、扁鹊等上古神圣，其核心经典《灵枢》《素问》虽然残存，但已失去"洞彻脏腑、刳肠、涤髓"的神妙医术。这是窦材对"古医道失传"的基本判断，也是他著书立说的根本动因。
第二，对后世医家的严厉批判。窦材对张仲景提出了尖锐批评：认为仲景将伤寒与杂病混为一谈，牵扯种种杂病以为伤寒，误人不少。更批评王叔和、孙思邈附益仲景之说，"障蔽圣经，遗讹后世"。这种批判在中医史上极为罕见和大胆，充分体现了窦材自信甚至自负的学术性格。
第三，核心医学主张的雏形。窦材在此文中已初步亮出他的核心理念：阳证无死入之理，阴证害人甚速，须加灸艾，方保无虞。同时批评仲景承气汤"寒凉杀人于顷刻"，反映出他反对寒凉、重视扶阳、推崇灸法的一贯立场。
第四，个人学医经历与使命。窦材自述因母病不救而痛心疾首，精究《内经》十年，得皇天默授而悟得秘法。这一叙述既表达了他的学医动机来源，也赋予自己的医学体系以"天授神传"的正当性与神圣性。
第五，传世之愿与誓约。窦材以"设有一言不实，甘受天殃"的誓言，表明其著书的诚意和自信。他恳求皇天后土护佑其书万世流传，体现了强烈的历史使命感和济世情怀。
《奏玉帝青辞》在《扁鹊心书》全书中具有纲领性的地位。窦材选择以道教上奏天帝的"青辞"形式而非一般序文来开篇，深意在于：
其一，借宗教权威确立自身医学主张的神圣性。南宋时期道教盛行，以"青辞"形式表述医学主张，在当时的社会文化背景下具有极强的说服力和传播力。
其二，通过"上达天听"的仪式感，将个人学术见解提升到"代天立言"的高度。窦材在文中反复提及"皇天悯下民之疾苦""得皇天默授""伏望皇天后土"等表述，构建了一个"天-医-民"的完整叙事链条，为自己的医学体系赋予了终极合法性。
其三，对张仲景的系统批判是窦材"拨乱反正"叙事的核心环节。在中医史上，张仲景被尊为"医圣"，其《伤寒杂病论》被奉为经典。窦材敢于挑战这一权威，一方面反映了他对《内经》的绝对尊崇，另一方面也体现了他独立自信的学术品格。这种"越仲景而直承《内经》"的学术路径，构成了窦材扶阳医学的理论基石。
其四，值得注意的是窦材文中"阳证无死入之理"的论断，这一观点贯穿了整部《扁鹊心书》。窦材认为热病属阳，阳邪易散，故不死；而冷病属阴，阴邪易伏，久则变为虚寒而致死。因此他主张"保命之法：灼艾第一，丹药第二，附子第三"——这一著名的"扶阳三法"在此文中已初见端倪。
虽然《奏玉帝青辞》是一篇宣言性质的文章而非临床专论，但其中蕴含的医学思想对后世临床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一、辨证首分阴阳。窦材强调"阳证无死入之理，阴证害人甚速"，提示临床辨证须首先分清阴阳。凡病属阳、属实、属热者，虽病势汹汹，多无性命之忧；反之，属阴、属虚、属寒者，虽症状看似不重，实则可能迅速恶化。这一观点要求医者在面对患者时，不可被表面症状迷惑，而应深入辨析病性之阴阳。
二、重视阳气在疾病转归中的核心作用。窦材指出"真气盛则病愈，邪气盛则病死"，强调机体正气（特别是阳气）在抗病中的决定性作用。这与后世"正气存内，邪不可干""邪之所凑，其气必虚"的理论一脉相承，但窦材将其更聚焦于阳气——这是扶阳学派的核心理论特征。
三、灸法在阴证治疗中的关键地位。窦材提出阴证"须加灸艾，方保无虞"，将灸法提升到"保命"的高度。在临床实践中，对于阳气衰微、阴寒内盛的患者，灸法（尤其是关元、气海、命门等穴）确有温阳固脱、回阳救逆之效。这一观点对于当今临床处理危重症、疑难病仍有重要参考价值。
四、慎用寒凉攻下。窦材批评仲景承气汤"寒凉杀人于顷刻"，虽言辞激烈，但其核心关切在于：不可不顾患者正气虚实而滥用寒凉。这一警示对于当今临床上滥用抗生素、清热泻火中药等现象，仍具有深刻的反思意义。
《奏玉帝青辞》作为《扁鹊心书》的开篇宣言之一，在中医史上具有独特地位。它不仅是窦材学术思想的集中表达，更是中医史上罕见的以"奏天帝"文体写就的医学文献。文中对张仲景、王叔和、孙思邈等历代医家的系统批判，反映了窦材"直承岐黄、超越后世"的学术自信。
清代医家对此文评价不一。尊崇《内经》者肯定其溯源之功，而尊崇仲景者则批评其"妄议前贤"。这一争议恰恰反映了中医学术史上"尊经"与"尊圣"之间的张力。《扁鹊心书》虽未被《四库全书》收录，但在民间流传甚广，尤其对后世扶阳学派（如清代郑钦安、近代祝味菊等）产生了深远影响。
窦材在文中提出的"阳证无死入之理""阴证须加灸艾"等观点，在宋以后的医学实践中产生了重要影响。重视灸法以扶助阳气，成为中医治疗危重症的一个重要思路，至今仍在针灸临床中广泛应用。当代扶阳医家多将窦材此文视为扶阳医学的宣言书，将其与郑钦安《医法圆通》相表里，共同构成中医扶阳学派的理论基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