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病由心肺气虚，多食生冷，冰脱肺气，或色欲过度，重伤于肾，致津不得上荣而成消渴。盖肾脉贯咽喉，系舌本，若肾水枯涸，不能上荣于口，令人多饮而小便反少，方书作热治之，损其肾元，误人甚多。正书，春灸气海三百壮，秋灸关元二百壮，日服延寿丹十丸，二月之后，肾气复生。若服降火药，临时有效，日久肺气渐损，肾气渐衰，变成虚劳而死矣。此证大忌酒色，生冷硬物。若脾气有余，肾气不足，则成消中病，脾实有火，故善食而消，肾气不足，故下部少力，或小便如疳。孙思邈作三焦积热而用凉药，损人不少。盖脾虽有热，而凉药泻之，热未去而脾先伤败。正法先灸关元二百壮，服金液丹一斤而愈。
（消渴虽有上中下之分，总由于损耗津液所致，盖肾为津液之原，脾为津液之本，本原亏而消渴之证从此致矣。上消者，《素问》谓之鬲消，渴而多饮，小便频数。中消者《素问》谓之消中，消谷善饥，身体消瘦。下消者，《素问》谓之肺消，渴而便数有膏。饮一溲二；后人又谓之肾消，肾消之证则已重矣。若脉微而涩或细小，身体瘦瘁，溺出味甘者，皆不治之证也，大法以救津液，壮水火为生。）
消渴这种病，是由心肺气虚、过多食用生冷食物导致肺气受损，或者色欲过度严重损伤肾气，使得津液不能向上输布濡养，从而形成消渴。因为肾脉贯穿咽喉、连接舌根，如果肾水枯竭，不能向上滋润口腔，就会让人口渴多饮但小便反而减少。医书上大多将它当作热证治疗，反而损伤肾中元气，误人很多。
正确的治法：春天灸气海穴三百壮，秋天灸关元穴二百壮，每天服用延寿丹十丸。两个月之后，肾气便能恢复生长。如果服用降火药，虽然临时有效，但时间长了肺气逐渐损伤，肾气逐渐衰弱，最终变成虚劳而死。这个病最忌讳酒色和生冷硬的食物。
如果脾气有余而肾气不足，就会形成消中病。脾有实火所以容易饥饿、能吃但消瘦，肾气不足所以下半身无力，或小便像疳病一样混浊。孙思邈将此病当作三焦积热而使用凉药，害人不浅。脾虽然有热，但用凉药泻火，热还没去脾脏已经先受伤了。正确的方法是先灸关元二百壮，服用金液丹一斤就能痊愈。
（消渴虽有上消、中消、下消的区别，但总归是由于损耗津液导致的。肾是津液的源头，脾是津液的根本，源头和根本亏损了，消渴的病证就由此产生了。上消，《素问》称为"鬲消"，口渴多饮、小便频数；中消，《素问》称为"消中"，能吃易饥、身体消瘦；下消，《素问》称为"肺消"，口渴、小便混浊如膏油、饮一溲二，后人又称之为"肾消"，肾消的证候已经很严重了。如果脉象微而涩或细小，身体消瘦，尿出有甜味的，都是不治之证。治疗大法是救津液、壮水火为生机。）
窦材在本篇中旗帜鲜明地批判了当时以"热证"论治消渴的主流观点，提出消渴的根源在于心肺气虚和肾水枯涸，而非三焦积热。这一观点与其扶阳学术思想一脉相承，强调温补阳气以生津液的治疗思路。
窦材将消渴的病因归纳为三个方面：一是心肺气虚，二是多食生冷损伤肺气，三是色欲过度重伤肾气。三者共同导致"津不得上荣"，即津液不能正常输布到口腔咽喉部位，从而形成消渴。肾脉贯咽喉、系舌本，肾水枯涸则口舌失润，故见口渴多饮。
窦材及其注文详细区分了三消病证，这是理解消渴辨证的关键：
窦材明确指出，当时方书将消渴一概作"热证"治疗，实则大谬。他批评孙思邈将此病作"三焦积热"而用凉药，认为"损人不少"。窦材的逻辑是：即使脾有热，用凉药泻火，热未去而脾先伤败，反而加重病情。他警示："方书皆作三焦猛热，下以凉药，杀人甚于刀剑。"言辞极为激烈。
窦材此论的核心在于：消渴并非热盛伤津，而是阳虚不能蒸腾津液。人体的津液输布依赖阳气的推动和蒸化，心肺气虚则津液不能上奉，肾阳不足则不能蒸水化气。因此，治疗消渴的关键不在于清热生津，而在于温补阳气，阳气充足则津液自生。这一观点与张仲景在《金匮要略》中用肾气丸治疗消渴的思路一脉相承，体现了汉唐医学"温阳化气"的优良传统。
窦材治疗消渴的临床方案以艾灸为主、丹药为辅，形成了一套完整的治疗体系：
一人频饮水而渴不止，窦材诊断为消渴，乃脾肺气虚而非内热。患者自称此前服凉药六剂，热虽退而渴不止，且出现胸胁气痞而喘。窦材指出：前证只伤脾肺，因凉药复损元气，故不能健运而水停心下。急灸关元、气海各三百壮，服四神丹，六十日津液复生。
启示：此案生动展示了误用凉药的后果——热象虽退但根本问题未解，反而出现新的气机痞塞。窦材以重灸配合温补丹药，从扶阳入手使津液自生，六十日即告痊愈。
按：消渴虽有上中下之分，总由于损耗津液所致。盖肾为津液之原，脾为津液之本，本原亏而消渴之证从此致矣。……大法以救津液，壮水火为生。——窦材自注
津液受伤，不惟消渴，亦兼杂病，而误用寒凉者不少，时医以此杀人，而人不悟奈何。——窦材自注
按张仲景《金匮要略》消渴篇，用肾气丸治男子消渴、小便反多者，以饮一斗、小便一斗。与窦材温肾壮火之法相合，皆以阳气为本，津液自生。然仲景尚有白虎加人参汤治上消、调胃承气汤治中消之例，窦材一概以温补为法，是其偏擅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