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扁鹊心书·跋》为清代医家王琦（琢崖）所撰，附于《扁鹊心书》书末。跋文共分三部分，分别书于乾隆乙酉年（1765年）二月不同日期。首段记叙《扁鹊心书》从宋刊湮没到清季重见天日、最终付梓重刊的曲折经过；中段辨析书中疑为后人增益之处，并系统阐发窦材"扶阳"学术思想之精髓；末段回应他人劝阻刊刻之论，力主广传此书以济世救人。整篇跋文既是珍贵的版本学史料，也是理解窦材扶阳思想的重要文献。
清·王琦（琢崖）撰于乾隆乙酉年（1765年）二月
《扁鹊心书》三卷及《神方》一卷，宋绍兴中开州巡检窦材所集录，已尝锓板行世，而岁久湮没，人间少有见者。古月老人得之，诧为奇书秘册，宝藏不啻在琅函玉笈中。老人精医理，于古今方论，剖析疑似，指斥讹谬，皆合轩岐正义。遇危急之疾，他人缩手告难，老人治之往往奏效。年五十外又得此书，嗣后治人痼疾，益多奇验。没后，其子道周继其业，尝手其书示余，曰：思欲重刊，以传于世。而家贫乏力，迟之十余年，竟不克刊，道周亦没，历今又十余年。见其孙纪云语及是书，因出其祖手录副本见示，上有参论百余条，拾遗补阙，可谓窦氏功臣。第字句不无讹错，边方亦有蠹蚀。问前者所见原本，则归横塘一藏书家。余深以不得再见为歉，又恐此本久亦湮没不存。爰加较勘，即以参论诸条附注其下，以付剖劂。一以恩故人昔日见示斯编之意；一以使奇方要诀，流传世上，后人用之得以起沉疴而保天年，为益甚无穷也。回思数十年前与古月老人父子相晤语，宛然畴昔事，岁月如驰，两人墓木已拱，不获亲见是书重刊，为可叹也。老人名珏字念庵，因姓胡氏，故自号古月老人。
乾隆乙酉二月丁丑朔紫阳山民王琦书
窦氏材生于宋之中叶，而书中有河间丹溪遗讹后世之语，又钟乳粉方下，訾丹溪"多服发渴淋"之说为谬，又言制法见时珍《本草》，何缘举元明人之书而及之，其为后人增益无疑，兼知是编非窦氏原本矣。仲景《伤寒论》，古今奉为不刊之典，窦氏顾有指摘其未当者数条，盖由胶执其词，未尝融贯以参领其活泼之用，致意见有差池耳。再后人自当分别观之，能鉴其是，更能正其非，判然不惑，斯为善读古书者。
人禀阴阳二气，以成此身，身之内皆二气所充周也。互以相生，因以相济，而无过与不及之相陵，是以内外和平而无疾病。有疾病者反是。治之者，扶阳保阴，各视其攸宜，损之，益之，以期于至当而无偏焉。是书重在扶阳，或者疑其不免偏见，然余尝观天地间日月盈亏，寒暄递运，雨晹时若，草木盛衰，而信阳常有余，阴常不足，乃造化自然之枢机。若夫阳常有余，而芸生不厌其有余；阴常不足，而芸生不苦其不足。以此悟扶阳之理视保阴为尤要者，亦本造化当然之轨。则窦氏之书以灼艾为第一，饵丹药为第二，用附子为第三，传此三法以为保命真诀，洵千古不磨之法。何庸排訾其非哉。其议论张王以下六子也，非务为好辩以矫异也。序中已明言，学六子之书，以调治小疾百发而百中。特以数十种大病，垂危之证，非其书中所载诸方可能救疗，而别有救疗之方而言也。惟是药与人有宜不宜之殊，方与证有对不对之异，于古书能善读者，又贵能善用。苟仅能见其外之形似，而未能察其内之神机。惘惘然，执纸上陈言而尝试之，一有不当，人且乘其间而议是书扶阳之法为误而不可遵循矣。嗟，嗟！扶阳正理，何误之有，因用者之不当，而并咎昔人立言之误，吾恐斯人之学亦误于保阴之说，夭枉天下苍生更多而曾不自觉也，可胜叹哉！
二月十三日己丑琢崖又书
雕板未竣，或有阻余者曰：陶节庵录成《家秘》的本，戒其子勿以示人，恐浅陋者妄肆诋諆。子珍是编，什袭而藏之，择其人示焉可矣，胡事镌梨刻枣，以昭示于世，不虑浅学之徒是非锋起，或加涂抹，而为是书疮痏与？余曰：人心各异，所见不同，于是书而非之，或涂抹之，如吾子所言固有矣。然岂无重之珍之，更欲重刊之，如古月老人父子者乎！昔华佗能剖割积聚，湔洗肠胃，其方书焚毁不传，后人以为恨，然使其书尚存，恐谓其诞妄不经者必多，孰敢有信而用者。今窦氏之书宁独异于华氏之书耶？余幸其得存于今也。亟重刊之，化一帙为千百帙，冀其长留天地间，而不至澌灭无传。后人得之，或有信而用者，此之起死扶衰，通闭解结，而反之于平。则是书实博施济众之良书，其为有功于苍赤岂少哉！彼执偏滞之见，平居则啧有烦言，于扶阳之理，肆为排击；临险证则袖手徬徨，莫之能救。其学之优劣可一览而知，其言之是非，曾何足为重轻乎！
二月二十六日壬寅琢崖又书
《扁鹊心书》三卷及《神方》一卷，是南宋绍兴年间开州巡检窦材所编纂辑录的，曾经刻版印刷流传于世，但年代久远已湮没失传，世间很少有人能见到。古月老人得到了这部书，惊叹为奇书秘册，珍藏起来，简直比藏在琅函玉笈中还宝贵。老人精通医学理论，对于古今方剂论述，能剖析疑似之处，指出讹误错谬，都符合黄帝、岐伯的正统医理。遇到危急的疾病，别人缩手说难治，老人治疗往往都能见效。五十岁以后又得到了这部书，此后治疗人们的顽症痼疾，更加多有奇效。去世后，他的儿子胡道周继承了他的医业，曾亲手拿着这部书给我看，说：想重新刊印，以流传于世。但家境贫寒缺乏财力，拖延了十多年，最终没能刊印，胡道周也去世了，至今又过了十多年。后来见到他的孙子胡纪云，谈到这部书，于是拿出他祖父手录的副本给我看，上面有一百多条批注评论，拾遗补缺，可称得上是窦氏的功臣。只是字句不无错讹，书边也有虫蛀。问以前见过的原本，已归横塘一位藏书家所有。我深以不能再见到原本为遗憾，又担心这个副本时间久了也会湮没不存。于是加以校勘，就把批注评论各条附在原文下面，交付刻印。一来是为了报答故人当年把这部书给我看的心意；二来是使奇方要诀流传于世，后人使用它能够治好重病而保全天年，益处实在无穷。回想几十年前与古月老人父子交谈的情景，仿佛就是昨天的事，岁月如飞驰，两人坟上的树木已长到两手合抱那么粗了，他们未能亲眼看到这部书重新刊印，实在可叹。老人名珏字念庵，因姓胡，所以自号古月老人。
乾隆乙酉年二月初一，紫阳山民王琦书
窦材生于宋朝中期，但书中有刘河间、朱丹溪遗误后世的说法，又在钟乳粉方下批评朱丹溪"多服发渴淋"的说法是错的，又说制法见于李时珍的《本草纲目》，为什么能提到元明时期的人和书呢？这显然是后人增补的内容无疑，同时可知这部书已经不是窦材的原本了。张仲景的《伤寒论》，古今奉为不可改易的经典，窦材却有指出其中不妥的数条，大概是由于拘泥于字面词句，未能融会贯通以领会其灵活运用之处，导致见解有所偏差。后代的人自然应当分别看待，能鉴别其正确的方面，也能纠正其错误的方面，判断清楚而不迷惑，这才是善于读古书的人。
人禀受阴阳二气，以形成此身，身体之内都是二气所充遍的。二气互相滋生，互相济助，没有太过与不及的相互侵凌，因此内外平和而无疾病。有疾病就是违反了这一状态。治疗的人，扶阳保阴，各看适宜的情况，或损或益，以达到最恰当而无偏颇为止。这部书重在扶阳，有人怀疑它不免有偏见，然而我曾观察天地间日月盈亏，寒暖交替运行，雨晴按时，草木盛衰，从而相信阳气常有余，阴气常不足，是造化的自然枢机。至于阳气常有余，而众生不嫌其有余；阴气常不足，而众生不苦于不足。由此领悟扶阳的道理比保阴更为重要的原因，也是本于造化的当然轨道。那么窦氏的这本书以灼艾为第一，服丹药为第二，用附子为第三，传授这三种方法作为保命真诀，确实是千古不变的法则。何必要排斥非议它呢？他议论张仲景、王叔和以下六位医家，并非喜好争辩以标新立异。序言中已经明确说明，学习六位医家的书，用来调治小病百发百中。只是有数十种大病、垂危的证候，不是那些书中所载的方剂能够救治的，而另有救治的方剂来说的。只是药物与人有适宜不适宜的不同，方剂与证候有对症不对症的区别，对于古书能善于阅读的人，又贵在善于运用。如果仅能看到外在的形似，而不能体察内在的神机。迷惘地执着于纸上陈言而尝试之，一旦使用不当，人们便会趁机议论这部书的扶阳之法是错误的而不可遵循了。唉，唉！扶阳是正理，有什么错误呢？因为使用者的不当，而一并归咎于前人立言之误，我恐怕这些人的学问也误于保阴之说，枉杀天下苍生更多而自己不曾察觉，可叹啊！
二月十三日，琢崖又书
雕版尚未完成，有人劝止我说：陶节庵录成《家秘》的本子，告诫他的儿子不要给别人看，恐怕浅陋的人妄加诋毁。你珍重这部书，收藏起来，选择合适的人给他看就可以了，为什么要刊刻雕版，昭示于世，不怕学识浅薄的人议论纷纷，或者加以涂抹，成为这部书的伤疤呢？我说：人心各不相同，所见不同，对这部书非议的，或加以涂抹的，像您所说的当然会有。然而难道就没有珍视它、宝爱它，更想重新刊印它，像古月老人父子那样的人吗！从前华佗能剖割积聚，清洗肠胃，他的方书被焚毁没有传下来，后人以此为遗憾，然而假使他的书还存在，恐怕说它荒诞不经的人一定很多，谁敢相信而使用呢？如今窦氏的書难道独独与华氏的书不同吗？我庆幸它能够保存到今天。赶快重新刊印它，化一册为千百册，希望它长留天地之间，而不至于湮灭无传。后人得到它，或许有相信而使用的，用它来起死回生、扶助衰危、疏通闭塞、解除郁结，而使之恢复平康。那么这部书实在是广施博济的良书，它对于天下百姓的功绩岂会少呢！那些抱持偏狭停滞之见的人，平时就啧有烦言，对于扶阳之理肆意排击；面临险证则袖手彷徨，不能救治。他们的学问优劣可以一目了然，他们言论的是非，又何足轻重呢！
二月二十六日，琢崖又书
王琦跋文详细记述了《扁鹊心书》在宋以后流传的真实历程。窦材原书于南宋绍兴年间刊行后，历经数百年湮没无闻，直至清代被医家胡珏（古月老人）偶然得之，视为至宝。胡珏精于医理，在原书基础上撰写百余条批注，多有发明。胡珏去世后，其子胡道周继承父业，曾向王琦展示此书并表达重刊之愿，但因家贫未能实现。又过了十多年，胡道周也已去世，其孙胡纪云拿出祖父手录副本，王琦感于故人遗志，恐此书再度湮灭，遂校勘付梓。这段叙述不仅是书林佳话，更反映了中醫典籍流传的艰难与可貴。
王琦在跋文中展现出严谨的学术态度。他敏锐地指出书中提及刘河间（金元时期）、朱丹溪（元代）、李时珍（明代）等人事迹，证明今传本非窦材原本原貌，必有后人增益。同时，他对窦材批评张仲景《伤寒论》的几处内容持保留态度，认为窦材"胶执其词，未尝融贯"，但主张后人应"分别观之，能鉴其是，更能正其非"，这种客观辩证的读书态度值得学习。
跋文第二段是全篇精华所在。王琦运用天人相应的思维，以天地间日月盈亏、寒暑交替、草木盛衰等自然现象为喻，论证"阳常有余，阴常不足"实乃造化自然之枢机。他指出芸芸众生不嫌阳有余、不苦阴不足，由此推导出扶阳之理较保阴更为重要的结论。这一论证既是对窦材学术思想的继承和发扬，也是王琦本人医学理念的集中体现。他高度评价窦材提出的"灼艾第一、丹药第二、附子第三"三法为"千古不磨之法"，认为这是保命真诀。
跋文第三段中，面对有人以陶节庵秘藏家传之例劝阻刊刻，王琦以华佗方书焚毁不传为历史教训，力主广传此书。他一针见血地指出：那些平时高谈阔论、肆意排击扶阳之理的人，"临险证则袖手徬徨，莫之能救"，其学之优劣一目了然。王琦强调，扶阳非误，误在用之不当者；因用者之过而否定扶阳正理，实乃"夭枉天下苍生更多而曾不自觉"，言辞痛切，充分展现了一位医家济世救人的高尚情怀。
王琦在跋文中系统阐发了"扶阳"思想的理论基础。他从天地自然规律出发，论证阳气在人生命活动中的主导地位。窦材提出的"灼艾第一、丹药第二、附子第三"三法，正是通过不同途径激发和补益人体阳气，以达保命延年之效。这一思想与当时盛行的温补学派相呼应，但更为旗帜鲜明地将扶阳置于核心地位。
窦材将灼艾（灸法）列为第一保命之法，体现了其对灸法的高度重视。王琦在跋文中对此予以充分肯定。灸法通过温热刺激穴位，能够温通经络、扶助阳气、驱散寒邪，是一种简便廉验的外治疗法，尤其适用于危重病证的救治。这是扁鹊心书学术体系中最具特色的内容之一。
王琦主张读古书既要"能鉴其是"，又要"能正其非"；用古方贵在"善读"与"善用"相结合。他指出"药与人有宜不宜之殊，方与证有对不对之异"，强调临床用药必须因人制宜、辨证施治，不可执方刻舟。这一观点既维护了窦材的学术地位，又避免了盲目尊古的弊端。
王琦不顾他人劝阻，毅然刊刻《扁鹊心书》的举动，体现了中医学"博施济众"的优良传统。他认识到珍秘不传是许多中医典籍湮灭的重要原因，因此主张"化一帙为千百帙，冀其长留天地间"。这种开放共享的学术精神，对当今中医古籍的整理与传承仍有重要启示。
王琦跋文详细记载了《扁鹊心书》从宋至清的流传线索：窦材原刊 -> 湮没 -> 胡珏得之并批注 -> 胡道周继志 -> 胡纪云出示副本 -> 王琦校勘付梓。这条清晰的版本流传链，为研究《扁鹊心书》的版本源流提供了第一手资料。
跋文中王琦对扶阳思想的系统阐发，是研究清代中医学术流派和扶阳理论发展的重要文献。他引用"阳常有余，阴常不足"这一自然观察来论证扶阳的合理性，既与朱丹溪"阳常有余，阴常不足"之说形成有趣的对话，也为后世火神派思想的形成提供了理论基础。
王琦在跋文中展现的文本考辨方法——从书中提及后人名号推断文本非原貌，以及对"胶执其词"的批评——体现了清代考据学对医学文献研究的影响，是中医文献研究中"辨章学术、考镜源流"方法的典范。
王琦强调"善读"与"善用"相结合，指出"药与人有宜不宜之殊，方与证有对不对之异"，这一思想对中医临床实践具有重要指导意义。他匡正了世人因用者不当而否定扶阳原理的偏颇，为后世正确理解和运用扶阳之法提供了理论支撑。
王琦，字琢崖，号紫阳山民，清代乾隆年间医家、学者。生平事迹不详，但从跋文可知他与胡珏（古月老人）父子相交数十年，精于医理，长于校勘。他不仅重刊了《扁鹊心书》，还在跋文中对窦材的扶阳思想进行了深刻阐发，是清代中医文献保存与传播的重要人物。
胡珏，字念庵，号古月老人，清代医家。年五十外得《扁鹊心书》，手录副本并加批注百余条，"拾遗补阙"，被誉为"窦氏功臣"。精于医理，善治危急重症和顽症痼疾。其子胡道周、其孙胡纪云相继保存该书副本，三代传承，终使此书得以重刊。
胡道周继承父亲胡珏医业，有志重刊《扁鹊心书》但因家贫未果，抱憾而终。胡纪云为胡珏之孙，持祖父手录副本出示王琦，最终促成了该书的重新刊刻，对中医典籍的传承功不可没。
窦材（宋） -> 原书刊行 -> 湮没数百年 -> 胡珏（清）得之批注 -> 胡道周继承 -> 胡纪云出示副本 -> 王琦校勘付梓（1765年）
王琦在跋文中对窦材扶阳思想的阐发，在中医学术史上产生了深远影响。清代中后期以郑钦安为代表的火神派（扶阳派）的兴起，其理论渊源可以追溯到窦材和王琦的思想脉络。郑钦安在《医理真传》、《医法圆通》中强调"阳主阴从"、"治病重在扶阳"等观点，与王琦跋文中的论述一脉相承。扶阳理论的发展，反映了中医学术中对人体阳气重要性的持续认识和深化。
《扁鹊心书》从宋刊湮没到清季重刊的曲折经历，折射出中医古籍流传的普遍困境：刊行不易、保存维艰、传承困难。王琦"化一帙为千百帙"的出版理念，在当代数字化时代尤具启示意义——借助现代技术将古籍数字化、公开化，才是防止学术遗产湮灭的根本之道。
王琦在跋文中虽然力主扶阳，但并未否定保阴的重要性。他指出"治之者，扶阳保阴，各视其攸宜，损之益之，以期于至当而无偏焉"，强调的是一种动态平衡。后世一些偏执扶阳者忽视了这一平衡思想，导致临床上的偏颇。正确理解扶阳与保阴的辩证关系，是学习扁鹊心书和扶阳学说的关键所在。
王琦提出的"善读"与"善用"相结合的读书方法，对当代中医学习具有重要指导意义。在中医教育中，既要重视经典文献的研读和传承，又要强调临床实践中的灵活运用，避免"执纸上陈言而尝试之"的教条主义。王琦"能鉴其是，更能正其非"的辩证态度，是中医学者应有的治学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