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良春（1917年8月—2015年12月14日），江苏镇江人，后定居南通。首届"国医大师"称号获得者（2009年，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卫生部、国家中医药管理局联合评选），中国中医科学院首届学部委员，虫类药研究的开创者和奠基人。
他是中医史上系统研究虫类药的第一人，建立起了完整的中医虫类药学学科体系，著有《虫类药的应用》《朱良春用药经验集》《朱良春医集》等经典著作，在中医界享有极高声誉。因其用药风格独特、善于使用马钱子、斑蝥、蟾酥等有毒中药攻克顽症，被业界尊称为"医林怪杰"。
朱良春的一生跨越了民国、抗战、新中国建立、改革开放直至新世纪，从南通寒门少年到中国中医科学院的学部委员，八十年的行医生涯堪称传奇。他创办了南通市中医院并担任院长三十余年，发掘了季德胜（蛇药）、陈照（瘰疬）等民间中医人才，形成了中医史上著名的"南通金三角"。
| 项目 | 内容 |
|---|---|
| 姓名 | 朱良春 |
| 生卒 | 1917年8月 — 2015年12月14日（享年98岁） |
| 籍贯 | 江苏镇江（生于镇江丹徒，长于南通） |
| 师承 | 章次公（近代中医大家，章太炎弟子） |
| 核心成就 | 系统研究虫类药第一人；创办南通中医院；首届国医大师 |
| 代表著作 | 《虫类药的应用》《朱良春用药经验集》《朱良春医集》 |
| 学术思想 | "发皇古义，融会新知"；"顽症从瘀"；"久病入络" |
| 主要领域 | 痹证（类风湿）、肿瘤、肝病、自身免疫病、虫类药应用 |
| 历史地位 | 首届国医大师（30人之一），中国中医科学院学部委员 |
1917年8月，朱良春出生于江苏镇江丹徒县一个贫寒的农家。父亲朱鸿逵以种田为生，母亲亦为农家妇女。家中兄弟姐妹众多，生活十分拮据。在他幼年时，家道中落愈发严重，常常食不果腹。正如那个时代无数贫寒子弟一样，读书求学对他而言是一种奢侈。
然而命运在他幼年时便埋下了一颗种子。朱良春年幼时体质瘦弱，时常患病。有一次他罹患重病，高烧不退，家中无钱延请西医，便请来当地一位老中医诊治。老中医仅用三剂中药便让他转危为安。这次经历在他的心灵深处刻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原来草根树皮竟然有如此神奇的力量，可以起死回生。从那时起，学医的念头便开始在他心中萌发。
据朱良春晚年回忆，他八九岁时曾患伤寒重症，高烧旬日不退，当地西医束手无策。家人请来了一位走方郎中，诊脉后只开了三味药——柴胡、黄芩、甘草，仅花了几个铜板。服药后当夜大汗淋漓，次日热退身凉。少年朱良春趴在床头看着那碗黑褐色的药汤，心中充满了震撼与好奇："就这么几根草，就能把快要死的人救活？"
这件事成为他一生行医的起点。此后他常去镇上药铺，看药师抓药，闻药香，问药名。药铺的掌柜见他好学，便教他背诵《药性赋》。朱良春天资聪颖，不过数月便将《药性赋》四百味背得滚瓜烂熟。这位掌柜后来对人说："这孩子将来必是当大夫的料。"
1934年，17岁的朱良春凭借优异的成绩考入苏州国医专科学校。这是他人生中第一个重要的转折点。苏州国医专科学校是当时江南地区著名的中医学校，汇集了大批中医精英任教。在这里，朱良春受到了系统的中医教育，打下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然而好景不长。1935年，因家庭经济实在难以为继，朱良春被迫辍学。他怀着不甘的心情回到南通，在亲友的帮助下进入当地一家药铺做学徒。白天抓药、制药，夜间挑灯夜读，从《伤寒论》《金匮要略》到《温病条辨》，一本一本地啃。他把学徒的微薄收入几乎全部用来买书，生活清苦却精神富足。
"那时我白天在药铺干活，晚上就着一盏油灯读书。冬天的南通冷得刺骨，我就把被子裹在身上，脚伸进稻草里取暖。有一回读《伤寒论》入了迷，一直读到鸡叫才发觉天亮了。那时的日子苦，但心里是甜的，因为我知道，书里的每一个字，将来都可能用来救命。"
——朱良春晚年回忆学徒岁月
1936年，一个改变他一生的机会到来了。他听闻上海中国医学院正在招生，且可以为优秀贫寒学生提供助学金。朱良春毅然决定——去上海！这是他人生的第二个重要转折点，也正是在这里，他遇到了影响他一生的导师：章次公。
朱良春的少年经历塑造了他一生坚韧不拔的性格。贫寒的家境没有压垮他的志向，反而磨砺出他如饥似渴的求知欲。从一碗药汤中看见中医的神奇，从药铺学徒到医学院学生，他每一步都走得艰难而坚定。"发皇古义，融会新知"的种子，其实早在此时便已种下——他既有传统学徒的功底，又有现代医学院的视野，这正是他日后成为一代大师的根基。
1936年秋，19岁的朱良春带着仅有的几块银元和一箱旧书，乘船从南通来到上海。上海中国医学院成立于1935年，由中医界有识之士创办，旨在以现代教育模式培养中医人才。学院的师资阵容极为强大——章次公、陆渊雷、时逸人、张赞臣等中医大家均在此执教。
入学的第一天，朱良春便听说了一位传奇人物——章次公。章次公（1903-1959），名成裕，字次公，江苏镇江人（与朱良春同乡），是国学大师章太炎的入室弟子，精研经方，兼通中西，在中医界有"小先生"之称。他的教学方法与众不同：既讲《内经》《伤寒》等经典，又引入现代医学的解剖、生理、病理知识，要求学生"两条腿走路"。
章次公（1903-1959），江苏镇江人，师从章太炎学习国学，后攻读中医。他是中国近代中医史上最具革新精神的人物之一。章次公主张"发皇古义，融会新知"，认为中医必须吸收现代科学知识才能生存发展。他常说："不要做守旧的国粹派，也不要做盲目的西化派，要做明理的中医。"曾任卫生部中医顾问，为新中国中医政策的制定做出重要贡献。1959年因积劳成疾逝世，年仅56岁。
章次公授课时旁征博引、融贯中西的风格深深吸引了朱良春。有一次章次公在课堂上讲到"桂枝汤"，不仅详细剖析了《伤寒论》的原文，还从现代药理学的角度讲解桂枝、芍药的成分和作用，甚至引用日本汉方医学的研究数据。这种融汇古今中外的讲学方式让朱良春耳目一新。
课后，朱良春鼓起勇气找到章次公，表达了拜师的愿望。章次公看着这个衣衫朴素但眼神炽热的年轻人，问道："你为什么要学医？"
朱良春答道："为救人。"
章次公又问："中医现在被很多人看不起，有人说要废除中医，你怎么看？"
朱良春沉思片刻："那是中医本身还不够好。如果我们能把中医学透、用好，让人看到实实在在的疗效，谁又能废除得了？"
章次公听后露出了欣慰的笑容。从此，朱良春正式成为章次公的入室弟子。除了在课堂上听课，他每周还要到章次公的寓所去两三次，跟师临证、抄方、整理医案。章次公从不收他的学费，有时见他生活拮据，还暗中资助他。
"发皇古义，融会新知"——这八个字是章师一生的座右铭，也成为我毕生遵循的准则。章师教导我们：做中医不能固步自封，古人留下来的宝贵经验要继承，但绝不能墨守成规。要在继承的基础上创新，用现代科学的知识来阐释和发展中医。可惜章师走得早，他的很多想法都没来得及实现。作为学生，我有责任把他的事业继续下去。
——朱良春回忆恩师章次公
章次公对朱良春影响最深的有三点：
师从章次公是朱良春一生的关键转折点。章次公不仅传授给他医学知识和临床技能，更重要的是给了他一种思维方式——不守旧、不盲从、以疗效为检验标准、以创新为发展动力。这种开放包容、实事求是的精神，成为朱良春日后所有学术成就的思想底色。他从章次公手中接过的不仅是医术，更是一种使命——让中医在现代社会中焕发新的生命力。
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上海沦陷。上海中国医学院被迫停办，朱良春不得不中断学业，返回南通。此时南通也已沦陷，百姓流离失所，疫病流行。面对满目疮痍的景象，朱良春深感"救人"的紧迫性。他开始在南通乡下行医，用所学的知识为穷苦百姓治病。
抗战胜利后，朱良春已经在南通一带积累了相当的名气。但真正促使他创办医院的，是一件触动他内心的事——1946年，南通爆发霍乱疫情，死者无数。朱良春和几位同道不分昼夜地救治病人，但缺乏正规的医疗机构，条件极为艰苦。这次经历让他下定决心：必须建立一家真正属于老百姓的中医院。
1946年夏秋之交，南通霍乱大流行。朱良春亲眼看到，一个壮年汉子早上还好好的，下午就开始剧烈吐泻，到半夜人就没了。因为缺乏隔离和救治条件，一家几口相继死去的情况并不罕见。朱良春和几位同道在城隍庙前支起大锅熬药，每天接诊数百人。一位老妇人抱着奄奄一息的孙子跪在他面前，声泪俱下："朱先生，救救我的孙子！"
朱良春用中药救治了那个孩子，但这件事让他想了很久："我一个人一天能看多少人？一百个？两百个？可南通有几十万人啊。一个人看病救不了天下人，必须有医院，有制度，才能让更多的人得到救治。"这个念头在接下来的日子里越来越强烈。
1952年，在新中国成立后不久，朱良春做出了一个令所有人震惊的决定——捐出全部家产创办南通市中医院。
他把自己多年来行医积攒的全部积蓄——折合当时币值约两万多元（这在当时是一笔巨款）——全部拿了出来，又变卖了妻子的首饰、家中的房产，甚至连给女儿准备的嫁妆都一并捐出。他的妻子起初不理解，但朱良春对她说："钱财是身外之物，生不带来，死不带去。留下医院，能救千千万万的人，这才是真正的财富。"
创业之初极其艰难。医院的选址是一处破旧的祠堂，仅有几间漏雨的瓦房。朱良春带领大家自己动手修缮房屋、制作药柜、采集中药材。没有病床，就用门板搭；没有药碾子，就用石臼捣。最初只有五名医生、三名护士，但就是这样简陋的条件下，南通市中医院诞生了。
"办医院那天，我心里只有一个念头——让老百姓有一个看病的地方。那时候的医院是啥样？三间破瓦房，几张旧桌子，药柜是我从旧货市场淘来的。但我不怕，有病人来就是希望。开业第一天来了十几个人，我就知道，这条路走对了。"
——朱良春回忆创办南通中医院往事
南通市中医院成立后，朱良春担任院长长达三十余年（1952-1984年）。在他的带领下，医院从最初的破祠堂，逐步发展为拥有完整科室、先进设备、上百张病床的综合性中医院。他实行"不拘一格降人才"的方针，不管出身如何，只要有一技之长，都欢迎来医院工作。正是这种开放的用人理念，为他后来发掘季德胜、陈照等民间奇才埋下了伏笔。
朱良春在医院管理中贯彻了他一贯的理念：
| 年份 | 发展里程碑 |
|---|---|
| 1952年 | 捐献全部家产，创办南通市中医院，任首任院长 |
| 1956年 | 发掘季德胜，将季德胜蛇药纳入医院制剂体系 |
| 1958年 | 建立中医外科特色病区，瘰疬（淋巴结核）治疗闻名全国 |
| 1960年代 | 开展虫类药系统性临床研究，建立风湿病专科 |
| 1978年 | 医院迁入新址，床位扩展至200张，成为全省重点中医院 |
| 1984年 | 卸任院长，但仍坚持每周出诊 |
捐献全部家产创办南通中医院，是朱良春人生中又一个关键转折。这不仅体现了他"不为良相，即为良医"的济世情怀，更奠定了他此后数十年学术研究和临床实践的平台基础。从个人的悬壶济世到创办一家医院，他完成了从医生到医院建设者的角色转变。南通中医院后来成为全国地市级中医院的标杆，与朱良春三十年如一日的付出密不可分。坊间至今流传着一句话："南通中医院是朱良春用家产换来的。"
朱良春在中医界有一个响亮的称号——"医林怪杰"。这个称号并非自封，而是同行和患者对他独特的医术风格发自内心的赞誉。那么，他究竟"怪"在哪里？
第一怪：善用毒药。朱良春是中医界公认的"毒药高手"。他极其善于使用马钱子、斑蝥、蟾酥、全蝎、蜈蚣等有毒中药，用常人不敢用的剂量，治疗常人治不了的顽症。他有一句名言："毒药不是用来毒人的，是用来攻病的。用得好，毒药就是仙药。"
第二怪：以虫攻顽。大多数中医在使用全蝎、蜈蚣、地龙、水蛭等虫类药时都是小剂量、佐使用，朱良春却反其道而行之——将虫类药作为主力军，大剂量使用，专攻痹证、肿瘤等顽固性疾病。他开发了著名的"朱氏虫类药体系"，被业界称为"虫类药第一人"。
第三怪：胆大心细。朱良春用药之大胆令人咋舌，但其谨慎细致也同样令人叹服。他使用马钱子时，从炮制方法到服用剂量都有极其严格的规定，每个环节都不敢马虎。精于毒理、明于药性，胆大而心细，这是真正的"艺高人胆大"。
朱良春认为，中药的"毒性"是一个相对概念。所谓"毒药"，本质上是药性偏性大、作用猛烈的药物。偏性大的药物，用对了是治病利器，用错了才是毒。他提出了使用有毒中药的三个原则：
在朱良春的临床生涯中，最富传奇色彩的当属他用虫类药治疗类风湿关节炎（中医称为"尪痹"）的故事。
1972年，一位来自无锡的46岁女性患者被家人抬进了南通中医院。患者患类风湿关节炎已二十年，全身关节严重变形，手指弯曲如鸡爪，双膝僵直不能屈伸，卧床不起已三年。患者遍访沪上各大医院，均被告知"无法治愈"，西医使用激素治疗后副作用严重，身体越来越差。
朱良春诊察后，开出了一张令在场年轻医生瞠目结舌的方子——全蝎、蜈蚣、乌梢蛇、蕲蛇、地龙、土鳖虫、蟾酥，加上马钱子。这哪里是药方，简直是一张"毒虫宴"！
但就是这张方子，患者服用一个月后，关节疼痛明显减轻，能自己翻身；两个月后，能坐起来吃饭；三个月后，竟然在搀扶下下地走路了！半年后，患者恢复了基本的生活自理能力，二十年的顽疾被攻克。
此事一时轰动医界，朱良春"医林怪杰"的名号从此传遍大江南北。
"痹证之病，风寒湿三气杂至，合而为痹。但病久则入络，入络则血瘀，瘀而不通则痛。虫类药善于走窜搜剔，能深入经络骨骱，把藏在最深处的病邪搜刮出来。我用虫类药治痹证，不是另辟蹊径，而是遵循古训——'久病入络，非虫类药不能达也'。"
——朱良春谈虫类药治痹证
"医林怪杰"的称号看似一个"怪"字，实则是对朱良春独特医术的最高褒奖。他的"怪"源于对药性深刻的理解和数十年临床经验的沉淀。善用毒药、以虫攻顽、胆大心细——这些特点背后是他对中医理论的精准把握和对患者高度负责的态度。类风湿传奇案例证实了他在痹证治疗领域的超凡造诣，也为"顽症从瘀"理论提供了有力的临床证据。
在中国中医史上，有一个广为人知的传奇组合——"南通金三角"。这是指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南通地区涌现出的三位民间中医奇才：朱良春、季德胜（蛇药专家）、陈照（瘰疬专家）。三人在各自的领域都达到了顶尖水平，相互配合、彼此成就，成为中医史上的一段佳话。
而鲜为人知的是，这个"金三角"的形成，正是朱良春一手促成的。
季德胜（1901-1982），江苏南通人，祖传蛇医。他从小跟随父亲上山采药、捉蛇、治蛇伤，练就了一手治疗毒蛇咬伤的绝技。但他性格孤僻，不愿与人交往，独家秘方从不外传。
1956年，朱良春得知南通乡间有一位"蛇化子"（当地人对蛇医的称呼）治蛇伤非常厉害，便亲自下乡寻找。第一次见面，季德胜对他十分冷淡，摆手说："我的方子只传儿子，不传外人。"朱良春并不气馁，一连去了七次。第七次去的时候，正赶上季德胜在为一名被蝮蛇咬伤的重症患者治疗，朱良春二话不说，挽起袖子就帮忙。他熟练地清洗伤口、挤压毒血、协助敷药，动作比季德胜的儿子还麻利。季德胜问他："你一个正规医院的院长，怎么愿意干这粗活？"
朱良春回答："什么正规不正规，能救人就是好医生。"
这句话打动了季德胜。他终于同意把祖传蛇药秘方贡献出来，并接受南通中医院的聘请，担任蛇伤科主任。此后，朱良春又组织科研人员对季德胜的蛇药进行系统研究，将其开发为"季德胜蛇药片"，成为国家首批保密中药品种，至今仍在临床上广泛应用。
"老季（季德胜）是个奇人。他从小在山里长大，对蛇的习性了如指掌。他的蛇药方子看着简单，就那么几味药，但配伍之精妙令人叹服。我曾用现代药理学的方法分析过他的方子——抗炎、抗毒、增强免疫、保护心肾功能，每味药都有它的道理。这就是中医最宝贵的东西——来自民间的、经过千百年验证的经验。"
——朱良春谈季德胜蛇药
陈照（1909-1998），江苏南通人，专治瘰疬（淋巴结核）的民间医生。他的外用药"拔核膏"能将瘰疬的核（结核病灶）从体内拔出，疗效极为显著。
陈照的经历更为传奇。他本人曾是瘰疬患者，脖子上的淋巴结核溃烂流脓，久治不愈。后来遇到一位游方僧人，用祖传的"拔核膏"将其治愈。陈照遂拜僧人为师，学得此技。他感念治病的恩情，立志以同样的方法救助他人，数十年来在南通一带治愈了上万名瘰疬患者。
朱良春得知陈照的事迹后，同样亲自登门拜访。有了季德胜的前例，陈照对朱良春的来访颇为欢迎。两人一见如故。陈照说："我这方子不传给那些只想发财的人。朱院长你办医院是为了老百姓，我信得过你。"于是，陈照的"拔核膏"也被纳入南通中医院的制剂体系，并在朱良春的帮助下进行了制剂规范的改进。
"南通金三角"是中医史上一段独特的佳话。三位人物各有所长：
三人背景迥异——一个是科班出身的大医院院长，两个是目不识丁的民间草医。但在朱良春的联络组织下，三股力量汇聚在一起，形成了"学院派与民间派相结合"的中医发展新模式。这不仅是朱良春个人胸怀的体现，更是中医"海纳百川"精神的生动写照。
发掘季德胜和陈照的故事，是朱良春人格魅力和事业格局的最佳体现。作为一个正规医院的院长，他能够放下身段，"七顾茅庐"请出季德胜，毫无架子地与民间医生交流合作。他的眼中没有门户之见，只有疗效和病人的利益。"南通金三角"的形成，实质上是朱良春"藏医于民、取医于民、还医于民"理念的实践成果。这段佳话至今仍在中医界广为传颂。
朱良春对虫类药的研究并非一时兴起，而是贯穿了他整个学术生涯的一条主線。从1950年代开始收集民间虫类药应用经验，到1960年代开展系统的临床观察，再到1980年代出版《虫类药的应用》，前后历时三十余年。
虫类药在中医古籍中虽有记载，但从未有人进行过系统的梳理和研究。《神农本草经》中收录了约30种虫类药，《本草纲目》增加到约100种，但历代医家大多将它们作为辅助药物使用，从未将其提升到"学科"的高度。朱良春意识到，虫类药具有"飞者升，走者降，有血者入血，无血者走气"的独特药性，在治疗顽症方面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必须进行系统化、理论化的研究。
朱良春将临床常用的虫类药按照功效分为八大类：
1984年，朱良春的扛鼎之作《虫类药的应用》由人民卫生出版社出版。这是中医史上第一部系统研究虫类药的专著，填补了中医学科体系的一项空白。书中收载虫类药110余种，附验方300余首，既有文献考证，又有理论阐发，更有大量临床案例。此书一出，立即在中医界引起轰动，被公认为"虫类药学的奠基之作"。
2009年，在新中国成立六十周年之际，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卫生部、国家中医药管理局联合评选出首届"国医大师"30人。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对中医界人士最高规格的表彰。时年92岁的朱良春毫无悬念地入选，成为首届国医大师之一。
此时的朱良春已经行医七十余年。从上海中国医学院的穷学生，到享誉海内外的中医泰斗，他用一生践行了"发皇古义，融会新知"的嘱托。在颁奖典礼上，朱良春的发言令人动容：
"我这一辈子只做了一件事——当一个好医生。什么是好医生？就是能治好病人的医生。中医有几千年的历史，它不会因为有人废止就消亡，也不会因为有人吹捧就万能。中医的生命力在临床，在疗效。我希望年轻人记住：做中医最重要的是把书读透，把病看好，把病人放在心上。"
——朱良春在首届国医大师颁奖典礼上的发言（2009年）
2010年，朱良春又受聘为中国中医科学院首届学部委员。这是中国中医药研究最高学术机构的最高荣誉，标志着他的学术成就得到了国家最高层面的认可。
从《虫类药的应用》的出版到国医大师的荣誉，朱良春的学术生涯在九十岁前后达到了巅峰。他用三十年的时间系统研究虫类药，创立了一个全新的学科体系，填补了中医学术的空白。而"国医大师"的称号，则是对他八十年如一日、孜孜不倦为中医事业奋斗的最高褒奖。更重要的是，即便在取得了如此高的成就之后，他依然保持着谦虚朴实的本色，把"当一个好医生"作为自己一生最大的成就——这种赤诚之心，比任何荣誉都更加珍贵。
获得国医大师的荣誉后，朱良春并没有停下脚步。他常说："人老了，但脑子不能老，学问不能停。"在人生的最后几年，他依然保持着极其规律的工作节奏：
2014年，97岁的朱良春还出版了他的最后一部著作《朱良春医集》，将自己毕生的临床经验和学术思想进行了系统总结。这部书共计80余万字，是他留给后学最珍贵的遗产。
"我已经九十多岁了，不知道还有几年时间。但我心里不慌，因为该读的书读过了，该看的病看过了，该写的书写过了。中医这门学问，我尽了自己的一份力。如果后人能从我这里得到一点启发，哪怕只是一点点，我就没有白活。"
——朱良春2014年接受采访时如是说
2015年初，朱良春的身体状况开始下降。但他依然保持着乐观的心态，每天在院子里散步，看书读报，与前来探望的学生们谈医论道。他的家人回忆说，老人最后几个月最常做的事情就是翻看那本已经磨破了边的《神农本草经》，在上面写写画画，似乎总也看不够。
2015年12月14日凌晨，朱良春在南通家中安详离世，享年98岁。他的离去，标志着一个时代的落幕——那个从民国走来的最后一代传统中医学家、那个用手抓药、用眼望诊、用心济世的老中医，永远地离开了。
追悼会那日，来自全国各地数千人自发前来送别。花圈从灵堂一直摆到了门外的大街上。有患者跪地痛哭，有学生长跪不起，有素不相识的市民在路边默哀。南通全城为之动容。
朱良春临终前一个月，还为学生批改了一份毕业论文。论文的题目是《虫类药在痹证治疗中的应用》。他用颤抖的手在论文上写下了密密麻麻的批注，大到理论框架的调整，小到一条引文的出处，一丝不苟。在论文的最后一页，他写下了一句批语：
"治痹不难于用药，而难于辨证。辨证不明，用药则罔。切记，切记。"
这十六个字，是朱良春留给后学的最后教诲。
朱良春的晚年，是行医至最后一刻的壮丽晚霞。从92岁获评国医大师到98岁离世，他在人生的最后六年依然保持着旺盛的学术生命力——出诊、写作、带教、研究，不曾一日懈怠。他留给后世的不仅是那些专著和理论，更是一种精神——"活到老，学到老，行医到老"的医者精神。那份临终前还在批改的毕业论文，是他对中医事业最深情的告白。
朱良春的虫类药体系为现代药理学研究提供了丰富的素材。全蝎中的抗肿瘤活性成分、蜈蚣中的镇痛抗炎多肽、水蛭中的抗凝血酶、地龙中的纤溶酶——这些虫类药的活性成分正在成为新药研发的热点。未来，如何运用现代科学技术深入挖掘虫类药的药效物质基础和作用机制，是一个重要的研究方向。同时，虫类药的资源保护和可持续利用也是亟待解决的问题。
朱良春发掘季德胜、陈照的故事，对今天的中医政策制定具有重要启示。民间中医蕴藏着大量行之有效的经验和秘方，但如何发现、如何甄别、如何整理提高，是一个系统工程。朱良春的做法提供了可借鉴的经验：尊重民间医生（而非居高临下）、帮助他们将经验系统化（而非简单掠夺）、将有效的疗法纳入正规医疗体系（而非使其自生自灭）。在当前中医药振兴的大背景下，重新审视"藏医于民"的理念，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朱良春善用有毒中药的实践，对当前中药安全性问题提供了另一种思考角度。"是药三分毒"是客观事实，但关键在于如何科学地使用。朱良春用马钱子的经验——严格的炮制要求、从小剂量开始、密切观察反应——实际上与现代临床药理学中"治疗药物监测"的理念不谋而合。如何建立有毒中药的科学使用标准，既发挥其独特的治疗作用，又最大限度地保证安全，是一个值得深入研究的课题。
章次公提出的这八个字，经朱良春一生的实践而成为中医界广泛认同的治学理念。在二十一世纪的今天，这一理念有了更加丰富的内涵："发皇古义"意味着深入挖掘中医经典和历代医家的宝贵经验；"融会新知"意味着主动吸收现代生命科学、系统生物学、大数据、人工智能等前沿科技的最新成果。两者缺一不可，偏废任何一方都会使中医失去平衡。朱良春的道路证明：中医的现代化不是"西医化"，而是在保持自身理论特色的前提下，与时代同步发展。
为了更深入地了解朱良春的学术思想，建议阅读以下著作：
朱良春的一生，是一部浓缩的二十世纪中医发展史。从贫寒少年到国医大师，从药铺学徒到中医泰斗，他用八十年如一日的坚守和探索，书写了一段跨越世纪的医道传奇。
他的成就远不止于个人的功成名就——他建立了虫类药学科体系，填补了中医学术空白；他创办了南通中医院，惠及一方百姓；他发掘了季德胜、陈照等民间奇才，保存了珍贵的民间医学遗产；他培养了无数学生，使中医薪火相传。
但更重要的是，他用自己的一生证明了：中医不是博物馆里的古董，而是活着的、不断发展的、能够解决现实问题的医学体系。"发皇古义，融会新知"——这八个字不仅是他的座右铭，更是当代中医发展的方向。
正如朱良春常说的那样："中医的生命力在临床，在疗效。一个只会讲理论而看不好病的人，不是真正的中医。"
"我这一生，没有什么遗憾。该读的书读了，该看的病看了，该写的书写了，该教的学生也教了。如果人有来世，我还要做中医。"
——朱良春，2014年，时年97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