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烂陀寺（Nālandā Mahāvihāra）位于古印度摩揭陀国（今印度比哈尔邦巴特那附近），是古印度规模最宏大、学术地位最高的佛教寺院之一。其创建可追溯至笈多王朝时期，历经数代君主的扩建与护持，至玄奘西行之时，已发展成为举世瞩目的国际佛教学府。
据《大唐西域记》记载，那烂陀寺始建于公元5世纪，由笈多王朝的鸠摩罗笈多一世（Kumāragupta I）修建。其后历代帝王相继增建，形成了"八大伽蓝"的壮丽格局。笈多王朝是古印度文化的黄金时代，佛教哲学、梵语文学、数学、天文学均在此时期达到巅峰，那烂陀寺正是在这样的文化沃土中孕育而生。
至7世纪玄奘抵达时，那烂陀寺正处于戒日王（Śīlāditya，即戒日王朝的曷利沙伐弹那）的护持之下。戒日王是玄奘时代北印度最强大的君主，他不仅统一了北印度大部，更以虔诚的佛教徒身份大力护持那烂陀寺。戒日王在那烂陀寺附近建造了高达百尺的铜佛像，并颁布法令，以周边百余座城镇的税收供养寺院僧众，使那烂陀寺的学术事业达到了空前的繁荣。
在长达七百余年的历史中，那烂陀寺一直是印度佛教尤其是大乘佛教的核心重镇。寺中高僧辈出，龙树、无著、世亲、陈那、护法、清辨、月称等佛教思想史上的巨匠都曾在此驻锡讲学。正是这些大师的薪火相传，构建了那烂陀寺深厚的学术传统，也吸引了包括玄奘在内的无数求法者远道而来。
那烂陀寺的规模之宏大，在当时的印度乃至整个亚洲都堪称无与伦比。根据玄奘在《大唐西域记》中的记述，寺院由八座各自独立的僧院（伽蓝）组成，排列整齐，宝台星列，琼楼岳峙，观耸云中。每座伽蓝均为多层建筑，梁栋宏丽，雕饰精美，展现出笈多王朝建筑艺术的最高水平。
那烂陀寺的八大伽蓝呈南北纵向排列，每座伽蓝均为独栋多层建筑，中央设天井，四周为僧房。寺院围墙长数里，四角建有角楼。全寺共有一万余间僧房，可供万余名僧侣同时居住修学。如此宏大的建筑规模，在当时的世界上几乎无可匹敌，堪称人类教育史上的奇迹。
寺内的建筑功能非常完备：除了主要的生活修学区域外，还设有规模宏大的藏经楼（宝彩、宝海、宝洋三座藏经阁），收藏了印度佛教各派别的全部经典。全寺藏书之富，冠绝五天竺。此外还有讲堂、禅堂、浴池、花园等配套设置，形成了一个功能完备的学术社区。
"印度伽蓝，数乃千万，壮丽崇高，此为其极。僧徒主客，常有万人。"——玄奘《大唐西域记》
最令人惊叹的是那烂陀寺的国际性。寺中的学僧不仅来自印度各地，更有大量来自中国、朝鲜、日本、东南亚、中亚乃至波斯等地的求学者。不同肤色、不同语言的僧侣齐聚一堂，使用梵语作为学术交流的媒介，共同研习佛法。那烂陀寺因此成为世界上最早的国际性高等学府之一，比欧洲最早的大学的建立早了约六个世纪。
贞观五年（公元631年），三十一岁的玄奘历经千难万险、跋涉五万余里后，终于抵达了心中的圣地——那烂陀寺。此时的玄奘已经在印度各地巡礼参学多年，但那烂陀寺之行无疑是他十七年西行求法生涯中最重要的里程碑。
玄奘抵达那烂陀寺时，受到了极为隆重的欢迎。消息传开后，寺院上下欢喜踊跃。按照《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的记载，戒日王听闻玄奘到来，特派重臣带着仪仗队出城迎接。那烂陀寺方面，寺主戒贤大师派出了包括四位大德在内的二百余名僧众，手持香花、幢幡，列队欢迎。
戒日王本人对玄奘的重视更是非同寻常。玄奘在那烂陀寺求学期间，戒日王曾多次邀请玄奘到王宫受供，并在全印度最大的集会上礼请玄奘为论主，与五千余名外道学者进行公开辩论。戒日王对玄奘的尊崇，不仅使玄奘个人获得了崇高的声望，也进一步巩固了那烂陀寺在印度佛学界的中心地位。
戒贤大师（Śīlabhadra）是玄奘在那烂陀寺的根本导师，也是玄奘西行求法的核心目标人物。戒贤出身于东印度王族，自幼出家，遍学一切经典，尤其精通唯识宗（瑜伽行派）的教义。他是那烂陀寺的住持，被尊为"正法藏"，德高望重，为全寺僧众所景仰。
据《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记载，玄奘与戒贤之间有一段不可思议的宿缘。三年前，戒贤大师因年老体衰、身患重病，本已决心入灭。但在禅定中，文殊菩萨现身对他说："你不能入灭，有一位来自中国的僧人要来向你学习，你应当等他到来，为他传授《瑜伽师地论》。"戒贤大师因此打消了入灭之念，专候玄奘的到来。
戒贤大师见玄奘后，涕泣交流，叹未曾有。他问玄奘远道而来的目的，玄奘答道："从支那来，欲依师学《瑜伽师地论》。"戒贤闻之，更为感动，将自己三年来的梦境与文殊菩萨的嘱托原原本本地告诉了玄奘。师徒二人相对而泣，在场者无不动容。
此后，戒贤大师不顾自己年过百岁的高龄，专门为玄奘开讲《瑜伽师地论》。这一讲经盛事持续了十五个月（也有说法为一年零九个月），其间戒贤大师每日登座，逐字逐句地讲解这部弥勒菩萨所说、无著菩萨结集的大乘唯识宗根本论典。戒贤大师的讲授深入浅出、穷源溯流，使玄奘对唯识学体系有了最全面、最透彻的理解。
《瑜伽师地论》，梵名Yogācārabhūmi-śāstra，共100卷，是瑜伽行派（唯识宗）的根本经典。该论系统阐述了"万法唯识"的哲学体系，详细论述了修行者从凡夫到成佛的十七地修证次第。玄奘后来将此论完整译为汉文，成为中国法相宗（唯识宗）的核心理论依据。
玄奘在那烂陀寺的学习内容极为广泛，并非仅限于唯识宗的经典。在那烂陀这座学术宝库中，玄奘以惊人的学习热情和超群的才智，全面涉猎了大乘佛教各派学说及印度传统学术的精华。
玄奘在那烂陀寺的首要学习任务，自然是瑜伽行派（即唯识宗）的体系经典。除了跟随戒贤大师精研《瑜伽师地论》外，玄奘还系统学习了唯识宗的其他根本论典：
作为大乘佛教的另一大理论支柱，中观学派（Mādhyamaka）的学说同样是玄奘学习的重要内容。那烂陀寺素来是中观学派的中心之一，龙树菩萨的《中论》《十二门论》《大智度论》等经典在此有着深厚的传承。玄奘跟随寺中的中观学者学习空宗学说，深刻理解"缘起性空""不落二边"的中观正见。
玄奘的卓越之处在于，他不满足于仅仅学习唯识一家的学说，而是深入研习了中观与唯识两大思想体系的异同。那烂陀寺的学术传统本就有融合空有两大思潮的倾向，玄奘在此环境中形成了自己"会通空有"的独特学术视野。这种对两大思想体系的深刻理解，为他日后在中国创立法相宗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因明学（Hetuvidyā，佛教逻辑学）是那烂陀寺最为重视的学科之一。陈那（Dignāga）菩萨在因明学领域进行了革命性的改造，创立了新因明体系，其《集量论》成为那烂陀寺因明教学的根本典籍。玄奘跟随寺中的因明学者精研因明，系统掌握了立破之方和辩论技巧。此外，玄奘还广泛学习了梵文文法、声明学、工巧明、医方明等世俗学问，展现出令人惊叹的学术广度。
那烂陀寺之所以能成为当时世界第一流的学术中心，与其独特而开放的学术氛围密不可分。玄奘在那烂陀期间，亲身感受到了这座学府的卓越学术环境。
辩论传统是那烂陀寺最鲜明的学术特色。寺内每日都有大小不等的辩论会，僧侣之间、学派之间、甚至与外道学者之间的论辩昼夜不停。辩论时采用因明格式，立论者必须明确表述自己的主张（宗），给出充分的理由（因），辅以贴切的譬喻（喻），逻辑严密，条理分明。这种高度形式化的辩论传统，培养了那烂陀僧众严密的思想能力。
多语种教学是那烂陀寺的另一大特色。虽然梵语是主要的教学语言，但寺中来自各国的僧众各自使用不同的语言进行交流和学习。玄奘本人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中，将梵语水平锤炼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他不仅能够用梵语流利地交流，更能用梵文写作学术论著，参与高水平的梵语辩论，最终成为那烂陀寺著名的"梵文通"。
那烂陀寺的教学方法以讲经、辩论、自修三者并重。每天的教学活动从清晨开始，先是坐禅修行，而后是集体听讲，午后则为自由辩论和自修时间。学僧可以根据自己的兴趣和修学进度，选择不同老师的课程。这种灵活而严谨的教学模式，使得那烂陀寺培养出了大量学贯五明的杰出僧才。
玄奘在那烂陀寺的精进求学，使他迅速从一名初来乍到的外国学僧，成长为这座国际学府中最受尊敬的学者之一。他在那烂陀取得的学术成就，即使放在当时群英荟萃的印度佛学界，也堪称出类拔萃。
在那烂陀寺，玄奘获得了"通三藏"的崇高称号。所谓"三藏"，指经藏（Sūtra-piṭaka）、律藏（Vinaya-piṭaka）、论藏（Abhidharma-piṭaka）。能够精通三藏者，在佛教僧团中享有极高的地位。玄奘不仅能通晓三藏，更以其惊人的记忆力将各部经典的教义融会贯通，能够在大众面前引经据典、毫无滞碍。
更为重要的是，玄奘被推选为那烂陀寺的"十大德"之一。这是那烂陀寺的最高荣誉，代表着寺中最杰出的十位高僧大德。玄奘以一名外国僧人的身份跻身此列，足见其在印度佛教界的声望之高。
"法师在那烂陀寺，穷通三藏，淹贯群经，旁及因明、声明、医方、术数，莫不穷其幽奥。寺中同学，咸推仰之。"——《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
玄奘在那烂陀不仅是一位优秀的学者，更是一位出色的论师。他受戒贤大师之托，多次代表那烂陀寺与外道学者辩论，每次都以精密的逻辑和渊博的学识折服对手。其中最著名的一次，是玄奘在与来访的顺世外道学者的辩论中大获全胜，使对方心悦诚服地皈依佛教。玄奘的辩才无碍，为那烂陀寺赢得了极大的声誉。
玄奘与戒贤大师之间的师徒情谊，是中印文化交流史上最为动人的篇章之一。这一老一少、一中一印的两位高僧，在共同追求佛法真理的道路上结下了深厚的情谊。
戒贤大师对玄奘的关爱与教诲，远远超出了一般师生关系。他不顾百岁高龄，为玄奘一人反复讲解《瑜伽师地论》三遍（也有说法为一遍，但极为详尽），还专门为玄奘讲授了唯识宗的其他核心经典。戒贤大师曾经对玄奘说："我老矣，不意支那有此其人来，我法有寄矣！"语中饱含将法脉托付于玄奘的殷切期望。
据《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记载，戒贤大师在圆寂前，将玄奘唤至床前，殷殷嘱托："吾今已老，死期将至。所习大乘经典，悉已传付于汝。汝当善自护持，将此正法广布于支那，勿令断绝。"戒贤大师还将自己珍藏的梵文贝叶经亲手交给玄奘，嘱其带回中国，译成汉文，利益众生。
这份师徒情谊的深远意义在于，它不仅是个人的师承关系，更象征着佛法从印度向中国的大规模法脉转移。戒贤大师对玄奘倾囊相授，实际上是将瑜伽行派（唯识宗）的法脉传承托付给了这位来自东方的高徒。此后，玄奘回到中国，以那烂陀所学为根基，开创了中国法相宗（慈恩宗），将戒贤大师的法脉在中国广弘光大，师徒二人的功德惠泽千年。
那烂陀寺作为一个容纳万人的大型僧团，其日常管理制度之严密、生活秩序之井然，在当时堪称典范。玄奘在《大唐西域记》中详细记录了那烂陀寺的生活制度，为我们了解这座千年学府的日常运作提供了珍贵的第一手资料。
那烂陀寺实行严格的层级管理制度。全寺的最高负责人称为"住持"或"正法藏"，统领一切寺务。其下设有"纲维"（或称"寺主"），分管教学、财务、纪律、接待等各项事务。再下有"知事僧"若干名，负责具体的日常管理工作。整个管理架构权责分明，运行高效。
那烂陀寺的僧众生活以修行和学习为核心，每日的作息安排极为规律：
那烂陀寺的日常生活制度体现了佛教僧团的传统，又有其独特的学术特色。全寺每日的课程安排极为充实，学僧几乎将所有时间都投入到佛法修学和学术研讨中。寺规对学僧的要求极为严格，但又给予充分的学术自由，允许学僧根据自己的根器和兴趣选择专攻方向。这种"宽严相济"的管理模式，培育了大量卓越的佛教人才。
那烂陀寺的另一大特点是其完善的图书管理制度。寺内的三座藏经阁收藏了印度佛教各派别的全部经典，每座藏经阁均配备专门的"藏经僧"负责管理维护。学僧借阅经典需要登记，重要经典不得携出寺外。这种制度化的图书管理模式，保障了珍贵典籍的妥善保存和有效利用。玄奘曾赞叹那烂陀寺的藏书"穷讨诸法，备览群经"，为他日后翻译佛经提供了无与伦比的文献基础。
玄奘在那烂陀寺的求学时间长达五年（约公元631-636年）。在这五年中，玄奘以惊人的毅力和超群的才智，系统学习了当时印度大乘佛教的两大思想体系——有宗（瑜伽行派/唯识宗）与空宗（中观学派）的全部精华。
第一至第二年：集中学习唯识宗的根本经论。在戒贤大师的亲自指导下，深入研习《瑜伽师地论》，同时遍学《摄大乘论》《显扬圣教论》《辩中边论》等唯识宗经典。这一阶段玄奘打下了极为扎实的唯识学根基。
第三年：在巩固唯识学的基础上，广泛涉猎中观学派经典。跟随中观学者学习《中论》《百论》《十二门论》等著作，深入理解"缘起性空"的中观哲学，并比较空有二宗的异同，形成自己融会貫通的学术视野。
第四年：转入因明学、声明学及相关学科的学习。系统研习陈那菩萨的《集量论》等因明著作，掌握了佛教逻辑学和认识论的精髓。同时深入学习梵文文法、诗学、修辞学等，使自己的梵文水平达到能著书立说的程度。
第五年：全面复习和融会贯通阶段。玄奘在这一阶段将五年所学的全部知识融会贯通，并开始参与寺内的高水平学术辩论，以卓越的学识赢得僧众的尊敬。正是在这一年，玄奘被推选为那烂陀寺的"十大德"之一。
在那烂陀的五年，玄奘所学习的经典涵盖了大小乘及五明之学的数百部经论。这种学习的广度与深度，即使在当时的印度也是极为罕见的。尤为难能可贵的是，玄奘始终保持着"以解导行"的修学态度——他不是将佛学视作纯粹的学术研究，而是视为指导修行和利益众生的实践智慧。这种态度使他的学问既有理论的深度，又充满了实践的力量。
五年的精进学习之后，玄奘的学术造诣已经臻于化境。他不但精通了瑜伽行派的唯识学体系，对中观空宗也深有心得，更在因明学、声明学等领域有着深厚的造诣。但玄奘并未就此满足。在离开那烂陀后，他又游学印度各地，遍访名师，继续参学《阿毗达磨》《大毗婆沙论》等说一切有部的论典，并广泛接触了印度各地的佛教学派和世俗学说。
那烂陀寺五年的求学经历，奠定了玄奘此后翻译事业和弘法事业的坚实基础。玄奘从那烂陀带回中国的梵文经典共计657部，涵盖了大小乘经律论三藏的精髓。回到大唐后，玄奘以那烂陀所学的精深学问为根基，在长安大慈恩寺组织译场，十九年间翻译佛经75部、1335卷，创立了中国法相宗（唯识宗），培养了一大批杰出的佛教学者。
玄奘在那烂陀的求学历程，是中印文化交流史上最光辉灿烂的篇章之一。他不仅是一位伟大的求法者、翻译家，更是一座连接中印两大文明的精神桥梁。那烂陀寺的学术传统通过玄奘的译介而在中国生根发芽、开花结果，成为人类文明交流互鉴的不朽典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