贞观十九年（645年）正月，玄奘结束了长达十七年的西域游学之旅，携带着六百五十七部梵文经论、七尊珍贵的佛像以及数百颗舍利，抵达长安西郊。玄奘此行不仅在佛教学术上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更因其"遍谒众师、备餐其说"的治学精神而名扬天竺，被印度戒日王尊为"大乘天"、"解脱天"。
玄奘入京后不久，即受到唐太宗召见于洛阳行宫。太宗对玄奘的学识极为赏识，劝他还俗从政，辅佐朝廷，但玄奘以"愿效毕生之力，翻译梵经"为由婉辞，并提出了建立译场、翻译佛经的请求。太宗最终同意，并给予全力支持。
"法师既至，命入内殿，礼迎甚厚。帝谓曰：'朕观法师词论典雅，风骨俊逸，释门之英也。'"
——《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
玄奘归国后的十九年间，先后在长安三座著名寺院开设译场，每一处都成为当时东亚佛教翻译与学术研究的中心。
| 译场 | 时间 | 主要译经 | 特点 |
|---|---|---|---|
| 弘福寺 | 贞观十九年（645年）至贞观二十二年（648年） | 《瑜伽师地论》《显扬圣教论》等 | 玄奘归国后首个译场，奠定译场制度基础 |
| 慈恩寺 | 贞观二十二年（648年）至显庆三年（658年） | 《成唯识论》《俱舍论》《因明入正理论》等 | 唐高宗敕建，规模最大，译经最集中 |
| 玉华宫 | 显庆四年（659年）至麟德元年（664年） | 《大般若经》六百卷 | 玄奘晚年译经场所，环境清幽，潜心译经 |
贞观十九年三月，玄奘奉敕入住长安弘福寺，正式开始译经工作。太宗命房玄麟为监护，并征召全国高僧大德十二人协助翻译。弘福寺译经的启动，标志着中国佛教译经史上"新译"时代的正式来临。玄奘在此译出了《大菩萨藏经》《解深密经》等重要经典，其中《瑜伽师地论》一百卷的翻译尤为著名，奠定了法相唯识宗的理论基础。
慈恩寺是玄奘译经时间最长、成果最丰的场所。贞观二十二年，时为太子的李治（即后来的唐高宗）为纪念其母长孙皇后而敕建慈恩寺，并请玄奘任首任住持。慈恩寺译场规模宏大，参与者常达数十人，是当时世界上首屈一指的佛经翻译机构。
在玄奘之前，中国佛经翻译经历了"古译"（鸠摩罗什等）和"旧译"（真谛等）两个阶段，译场制度已初具雏形。然而，玄奘在前人的基础上，根据自己的实践经验，对译场组织进行了系统性的改革和完善，建立了一套空前严密的译经制度。
玄奘的译场制度核心要义在于"集体合作"与"层层把关"。每一部佛经的翻译不是一人之力，而是由数十人各司其职、分工协作完成的团队成果。玄奘将译场组织制度化、流程化，确保每一部译经都经过多轮审校，最大程度地保证了译文的准确性与流畅性。
玄奘译场的团队规模通常在二十至三十人之间，有时多达五十余人。团队成员来自全国各地乃至域外，皆为精通梵汉的高僧硕学。每个成员都有明确的职责分工，各司其职，配合默契。据《宋高僧传》和《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所载，玄奘译场的主要职位如下：
| 职衔 | 职责 | 代表人物 |
|---|---|---|
| 译主 | 总揽全局，口诵梵本，解释文义，裁定译文 | 玄奘 |
| 证义 | 审查译文是否准确表达梵文经义，纠正理解偏差 | 神昉、嘉尚 |
| 证梵 | 核对梵文原本，确保汉译与梵本一致、无脱漏 | 大乘钦、玄应 |
| 缀文 | 润色汉语文句，使译文符合汉文表达习惯且不失原意 | 道宣、慧立 |
| 笔受 | 将译主口述的译文记录为文字，形成初稿 | 玄应、辩机 |
| 刊定 | 对定稿进行文字校勘，删繁就简，消除歧义 | 道宣 |
| 梵呗 | 在译经前后诵经唱赞，以庄严仪式 | 法祥 |
玄奘的译场制度堪称古代学术协作的典范。译主的角色不仅是翻译者，更是学术领袖和团队管理者。玄奘每日"三更暂眠，五更复起"，亲自口授梵本，指示文义，同时还要处理来自各方的学术质询。整个译场如同一部精密的机器，每个齿轮都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这种严密的组织模式，保证了玄奘译经在数量和质量上都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
玄奘在长期翻译实践中，总结出了一套系统的翻译理论，其中最著名的便是"五不翻"原则。所谓"不翻"，并非不翻译，而是指采用音译（即直接音译梵文发音）而非意译的情况。这一原则深刻地体现了玄奘对佛经翻译中"忠实性"与"可读性"之间平衡的把握。
玄奘自贞观十九年（645年）三月在弘福寺开译，至麟德元年（664年）二月圆寂，十九年间共译出佛经七十五部，计一千三百三十五卷。平均每年译经近七十卷，每月约六卷，这样的译经速度和质量在中外翻译史上都是罕见的奇迹。
| 统计项目 | 数据 |
|---|---|
| 译经年数 | 十九年（645年–664年） |
| 译经部数 | 七十五部 |
| 译经卷数 | 一千三百三十五卷 |
| 年均译经 | 约七十卷 |
| 翻译经典范围 | 般若、瑜伽、唯识、因明、戒律、本生、阿含等各大部类 |
这一翻译成就，远远超过了玄奘之前任何一位翻译家。玄奘所译经典数量之多、涵盖之广、质量之高，在中国佛教翻译史上堪称前无古人、后无来者。
在玄奘所译的七十五部经典中，有多部堪称佛经翻译史上的里程碑之作，对中国佛教思想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这是玄奘西行求法的核心目标之一。此论是印度瑜伽行派（唯识宗）的根本论典，由无著、世亲一系传承，系统阐述了"万法唯识"的理论体系。玄奘在弘福寺译场，历时近两年译出此论，共计一百卷。在此之前，中国虽有部分节译，但从未有过全本。玄奘全译此论，使中国佛教学者第一次完整地把握了印度唯识学的全貌，法相唯识宗由此得以在中国开宗立派。
这是佛教经典中卷帙最为浩繁的一部，也是玄奘晚年倾注全部心血的巨大工程。玄奘在玉华宫历时四年（660年–663年），以惊人的毅力和严谨的态度，一字一句地完成了这部巨著的翻译。《大般若经》的核心思想是"般若空观"，即"色不异空，空不异色；色即是空，空即是色"的般若智慧。此经的译出，为中国佛教般若学的研究提供了最完整的文献基础。
"玄奘翻译《大般若经》时，每夜必诵经、礼佛、译经不辍。尝谓弟子曰：'吾西行求法，为众生故。今得译此大经，死而无憾。'"
——据《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
此论是玄奘糅译印度十大论师对《唯识三十颂》的注释而成，是法相唯识宗的核心论典。玄奘的翻译并非简单地将十家注释并陈，而是以护法论师的见解为主轴，糅合各家精华，形成了一部系统完整的唯识学著作。玄奘的弟子窥基在此论基础上发挥，开创了中国的"法相唯识宗"。
此论是世亲论师所著，系统阐述了"说一切有部"的教义体系，被誉为"聪明论"（即训练思维的智慧之学）。玄奘之前已有真谛的译本，但真谛译本存在多处晦涩难解之处。玄奘重译此论，文义明晰、逻辑严谨，成为后世学习佛教基础理论的重要教材。
此外，玄奘还翻译了《解深密经》《大菩萨藏经》《显扬圣教论》《摄大乘论释》《因明入正理论》《大乘百法明门论》《异部宗轮论》《阿毗达磨发智论》《阿毗达磨大毗婆沙论》等大量重要经典。这些译著涵盖了大乘佛教的般若、唯识、如来藏以及小乘佛教的阿毗达磨等各个领域，极大地丰富了中国佛教的思想宝库。
在佛教翻译史上，世以玄奘为界，将此前称为"旧译"，此后称为"新译"。玄奘的翻译风格独树一帜，标志着中国佛经翻译进入了成熟和完美的阶段。
近代学者梁启超评价玄奘的翻译说："奘师之译，忠实第一，流畅第二，典雅第三。"著名翻译家鲁迅先生也曾将玄奘的翻译精神誉为"民族脊梁"的体现。在印度，玄奘的梵文译本回译也往往被印度学者视为理解梵文原典的重要参考，足见其翻译功力之深厚。
玄奘之所以能取得如此巨大的翻译成就，与其超凡的学术精神密不可分。他的译经态度可以用"严谨""勤奋""精进"三个词来概括。
玄奘对译文质量的追求达到了近乎苛刻的程度。每译完一段经文，他都要反复推敲，与证义、缀文等团队成员多次讨论，直到所有人都感到满意为止。遇到疑难之处，玄奘从不草率处理，而是查阅多种梵文版本，并结合自己在印度各处的求学心得，力求做出最准确的翻译。
"法师于翻译之际，每出一句，必再三详审，一字不安，必反复推求，至确当而后已。故其所译经论，文义精美，为古今之冠。"
——道宣《续高僧传》
显庆四年（659年）冬，玄奘以多病之躯，为避京师繁杂，请求前往玉华宫译经。高宗准奏，并遣人护送。从此，玄奘在玉华宫度过了生命中的最后五年。
在玉华宫期间，玄奘将全部精力投入到了《大般若经》的翻译中。这部经典梵本原有二十万颂，规模极其庞大。玄奘的弟子们曾建议仿效鸠摩罗什的做法进行节译，但玄奘坚决不肯："若不译全本，则后世学者何以窥般若全貌？"他坚持逐字逐句地翻译全本，不敢有丝毫懈怠。
龙朔三年（663年）冬十月二十三日，玄奘终于完成了六百卷《大般若经》的全部翻译。当笔受僧将最后一卷经文呈上时，玄奘合掌欢喜，对弟子们说："此经乃佛法之根本，今得圆满译出，某之夙愿已了。虽死亦无憾矣！"说完，玄奘不禁潸然泪下。在场弟子无不感动落泪。
《大般若经》译成后，玄奘的身体已极度虚弱。长期的劳累和疾病耗尽了他的精力。但他仍然不肯停歇，又开始着手翻译《大宝积经》，然而只译了数行，便因体力不支而搁笔。
麟德元年（664年）正月，玄奘的身体状况急剧恶化。他预知自己时日无多，便开始安排后事：将自己所译经论和梵文原典逐一清点，嘱咐弟子们妥善保管；将生平所积蓄的衣物资具全部布施给僧众和贫民。
正月初九日，玄奘在翻经过程中不慎摔倒，伤及胫骨。此后便卧床不起，精神日渐衰弱。然而，即使在弥留之际，玄奘仍不忘译经事业。他命弟子将《大般若经》的开经偈诵于耳畔，以坚定往生兜率天内院之愿。
二月初五日夜半时分，玄奘神色安详，口诵梵文，右胁而卧，安然而逝，世寿六十二（一说六十五）。消息传至京师，高宗为之震恸，罢朝三日，叹息道："朕失国宝矣！朕失国宝矣！"
"玄奘之卒也，京师道俗奔赴者日千万计，哭声闻数十里。自佛教入中国以来，高僧示寂，哀荣未有如此之盛者也。"
——据《大唐故三藏玄奘法师行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