玄奘（公元600—664年），俗姓陈，名祎（yī），洛州缑氏县（今河南洛阳偃师市缑氏镇）人，出生于一个儒学官宦世家。
据《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记载，玄奘的父亲陈惠"英杰有雅操，学通经术"，早年出仕为官，但不喜隋末的官场风气，后辞官归隐，潜心钻研儒道之学。陈惠共有四子，玄奘排行最小。
玄奘出身于这样一个"世代簪缨"的士大夫家庭，家中藏书丰富，幼年便受到良好的儒家经典教育。《慈恩传》称其"少小以来，早慕玄风"，八岁时随父亲学习《孝经》，即展现出超乎常人的悟性。
陈家的家学以儒家经术为本，同时兼通道家思想。这种兼容并蓄的家风，为玄奘日后不囿于一宗一派、博采众长的学术品格奠定了基础。家中浓厚的读书氛围，使玄奘自幼便养成了勤学深思的习惯。
玄奘五岁时，母亲宋氏去世；十岁时，父亲陈惠亦撒手人寰。不幸成为孤儿的玄奘，由早已出家的二哥陈素（法号长捷法师）照顾。
长捷法师在洛阳净土寺修行，精通佛典，在洛阳一带颇有声望。他将年幼的玄奘带到身边，居住于净土寺中。玄奘从此在寺院的环境中成长，耳濡目染，对佛教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凡日诸事，皆随兄于净土寺。每闻讲说，未尝暂舍，虽在稚年，志怀高远。"——据《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记载
在净土寺的岁月中，玄奘表现得异常早熟。当其他同龄孩童还在嬉戏玩耍时，玄奘却能端坐听经，诵读佛典。十一岁时，他已能熟练背诵《法华经》《维摩经》等大乘经典，令寺中僧众惊叹不已。
洛阳净土寺是当时北方著名的佛教道场，藏经丰富，常有高僧大德前来讲学。玄奘在此度过了大约两年的青少年时光，这段时间的寺院生活，让他不仅掌握了基本的佛教义理，更培养了对佛法的深切信仰和追求真理的热忱。
公元612年，隋炀帝诏令在洛阳剃度僧人，由大理卿郑善果主持选拔。当时规定只剃度二十七人，报名者却有数百之众。年仅十三岁的玄奘因年龄未满规定标准，被拒于考场之外。
但玄奘并不甘心，他站在考场门外久久不肯离去。郑善果路过时注意到这个神情不凡的少年，便上前询问。玄奘从容答道：
"意欲远绍如来，近光遗法。"
郑善果闻言大为惊异，又见玄奘器宇轩昂、对答如流，不禁感叹道："诵业易成，风骨难得。若度此子，必为释门伟器。"遂破格为其剃度，赐法号"玄奘"。
"郑善果以知人之明，识玄奘于童稚之中。非善果，则玄奘终为乡里一儒生耳；非玄奘，则善果之识亦不传于后世。千古知遇，岂偶然哉？"
玄奘剃度后，并未满足于一时一地的学习，而是踏上了长达十余年的游学历程。他的求学足迹遍布大江南北，遍访当时中国最顶尖的佛学大师。
| 时间 | 地点 | 主要学习内容 |
|---|---|---|
| 612—618年 | 洛阳 | 净土寺随众学习基础经论，研习《涅槃经》《摄大乘论》 |
| 618年 | 长安 | 因隋末战乱避走长安，闻道基法师讲《毗昙》，领悟极深 |
| 618—620年 | 成都 | 从道基、宝暹二师受学《毗昙》《摄论》，听道振法师讲《迦延》 |
| 620—622年 | 成都 | 受具足戒，正式成为比丘，全面研习戒律 |
| 622—624年 | 荆州 | 受邀开讲《摄论》《毗昙》，声名鹊起 |
| 624年 | 相州 | 从慧休法师学习《杂心》《摄论》 |
| 624—625年 | 赵州 | 从道深法师学习《成实论》 |
| 625年 | 长安 | 从道岳法师学《俱舍论》，从法常、僧辩二师学《摄大乘论》 |
玄奘每到一处，必先仔细听讲，然后深入研习，往往能在很短的时间内掌握经论的精髓。许多法师讲完一经后，甚至请玄奘代为覆讲，他的讲说条理清晰、义理深刻，令听众叹服。
玄奘的游学不是简单的四处听课，而是有目的、有系统的学术追求。他每到一处，先了解当地的佛学传承和师承特点，然后有针对性地学习该地最擅长的经论。这种全方位的求学方式，使他成为当时少有的通晓南北佛学各宗各派的高僧。
玄奘在其游学历程中，有幸亲炙多位当时最杰出的佛学大师。每一位法师的传授，都为玄奘的佛学修养增添了一重要维度。
玄奘在长安初遇道基法师时，道基正在敷讲《毗昙》。玄奘听后赞叹道："此实明练经义，穷究幽微之作也。"道基对这位年轻学僧的悟性也非常赞赏，称其"年少之中，最为翘楚"。
宝暹曾游历印度，携回大量梵文经典，是当时极少数了解印度佛学现状的中国僧人。宝暹向玄奘讲述了印度那烂陀寺的盛况以及戒贤法师的学识，这些描述在玄奘心中埋下了西行的种子。
玄奘在相州从慧休学习《杂心》《摄论》时，慧休已是八十高龄的高僧。他见玄奘学思敏捷、领悟过人，慨然叹道："吾老矣！平生所学，恨不能尽授于子。"师生二人朝夕论道，玄奘在慧休座下停留了八个月之久。
赵州道深法师是《成实论》的权威学者。玄奘在其门下精研《成实论》，对这部经典的判教体系和论证方法进行了深入的学习，进一步拓展了自身的佛学视野。
"玄奘遍历诸方，参访名德，不耻下问，务穷其旨。故于大乘、小乘，空宗、有宗，无不洞达。"——据《续高僧传》
玄奘的佛学修养极为广博，他几乎遍学了当时中国流行的所有重要佛学流派和经典。这种广泛的学术涉猎，使他对中土佛学的整体状况有了全面而深刻的认识。
值得注意的是，玄奘并非浅尝辄止地浏览这些经典，而是对每一部经论都进行了系统、深入的研究。他在成都受具足戒后，便开始了讲经说法的生涯，年仅二十余岁便已能登坛敷讲《摄大乘论》《阿毗昙论》等深奥论典。
随着玄奘佛学修养的日益精进，一个深层的困惑也日益显现——中土流传的佛经译本之间存在大量的矛盾和歧义。
这些矛盾表现在多个层面：
"去圣时遥，义类差舛，遂使双林一味之旨，分成当现二常；大乘不二之宗，析为南北两道。纷纭争论，凡数百年。率土怀疑，莫有匠决。"
面对这种种混乱，玄奘起初希望通过深入研习中土已有的译本来找寻答案。但愈深入学习，他愈发现根本问题在于：中土所传的经论，多为印度小乘部派或早期大乘的零散翻译，缺乏系统完整的梵本依据。要真正解决这些疑惑，唯一的办法就是——西行求法，直探源头。
玄奘后来在《请往西域表》中明确陈述了西行的学术目的："见佛经多有不实，深以为憾。"他渴望寻访到《瑜伽师地论》的完整梵本，以此作为"金科玉律"，统一中土佛学在唯识学上的诸多歧说。这一学术动机，贯穿了他整个西行历程。
综观玄奘的早年求学经历，可以清晰地看出他独特的个性与学术品格。
玄奘与当时一般僧人的最大区别在于：他从不满足于记诵章句、依文解义，而是要穷尽经论的究竟义趣。他曾感叹道："学贵经远，义重疏通，钻仰一方，无由尽善。"这种追求圆满、不尚偏执的学术态度，使他最终走上了西行求法的道路。
"法师既遍谒众师，备餐其说，详考其理，各擅宗涂；验之圣典，亦隐显有异，莫知适从。乃誓游西方，以问所惑。"——《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
在南北朝至隋唐时期，中国佛教各宗派之间壁垒森严，许多僧人终其一生只研习本宗的一两部经典。但玄奘超越了这种宗派局限，他既学南方的摄论宗，也学北方的毗昙宗、成实宗；既学大乘，也通小乘。这种全景式的学术视野，使他具备了同时代大多数僧人所不具备的全局眼光。
公元625年，玄奘结束游学，重返长安。此时的他，已经是一位通晓大小乘经论、名闻京城的青年高僧。但玄奘内心的困惑不仅没有消解，反而愈发强烈。
在长安期间，玄奘遇到了来自印度的高僧波罗颇迦罗蜜多罗（明友法师），从他口中听闻了印度那烂陀寺讲学的盛况，以及戒贤法师精通《瑜伽师地论》的消息。玄奘意识到：他所追寻的答案，不在中土的经卷中，而在遥远的印度。
恰在此时，玄奘偶然读到一部来自印度的《摄大乘论》梵本残卷，发现其中许多关键段落的表述与中土译本大相径庭。这一发现让他下定决心——唯有亲赴印度，求得梵文原典，才能真正解决中土佛学中的根本问题。
这三者交织在一起，形成了玄奘"不惜身命"的求法决心。他在给朝廷的上表中写道：
"奘今愿往西方，求得《十七地论》（即《瑜伽师地论》），使众生皆得正解，不谤大乘。虽死无憾！"
然而，玄奘的西行请求并未得到唐太宗朝廷的批准。当时唐朝与突厥的关系紧张，朝廷严禁百姓出境。玄奘多次上书请求西行，均未获准。但西行的决心已经在他心中生根、发芽。
贞观元年（公元627年），长安遭遇严重霜灾，朝廷下旨允许百姓自行出城谋生。二十八岁的玄奘抓住这一时机，混在灾民之中，悄然离开长安，踏上了那条长达五万里、历时十七年的西行之路。
"玄奘既辞出关，前路渺茫。是时关外连年灾荒，盗贼蜂起，道路不通。奘独行沙漠之中，四顾茫然，唯以悲愿自励，不达天竺，终不东归一步。"
玄奘的早年经历——家学渊源、少年失怙、寺院熏陶、破格剃度、遍访名师、博学诸宗、困惑积累——每一步都为他后来的西行壮举做了铺垫。
玄奘的故事告诉我们：真正伟大的成就，从来不是一时冲动的结果，而是长期积累后的必然迸发。他十三岁时那句"远绍如来，近光遗法"的初心，在他二十八岁踏上西行之路时，终于化为了"不惜身命"的行动。而正是这份初心，支撑他走过了一路的所有艰险，最终成就了人类文明史上最伟大的文化求法之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