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七世纪初的印度，政治上处于分裂割据状态。笈多王朝早已衰亡，北印度各地邦国林立，战乱不绝。就在这样的乱世中，一位雄才大略的君主——戒日王（Šīlāditya，即喜增王）——通过十余年的征伐，于公元612年至620年间逐步统一了北印度大部，建立了强大的戒日王朝（Harsha Empire），定都曲女城（Kanyakubja，今印度北方邦卡瑙季）。
曲女城，梵文名为Kanyakubja，意为"曲身之女"。据佛教传说，该城得名于一位美貌公主因仙人诅咒而身躯变曲的故事。该城位于恒河中游，是北印度政治与文化的中心，也是戒日王朝的都城所在。
戒日王不仅是卓越的军事家，更是热忱的佛教护法者。他崇信佛教，但不排斥其他宗教，秉持宽容的宗教政策。每年定期举行佛教集会，供养僧众，修建寺院。然而，当时印度的佛教内部宗派林立，大乘佛教与小乘佛教之间的论争日益尖锐；同时，外道（婆罗门教、耆那教等）势力也在不断壮大，对佛教形成了巨大的挑战。
戒日王深感到，要振兴佛教、统一思想，必须邀请一位德高望重、学识渊博的大德来主持一场全印度规模的学术辩论大会。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那烂陀寺的留学僧——来自大唐的玄奘——进入了戒日王的视野。
玄奘抵达那烂陀寺之后，师从戒贤法师学习《瑜伽师地论》等大乘瑜伽行派经典，短短数年间便精通了三藏奥义，成为那烂陀寺最杰出的大乘学者之一。然而，他的声名并不仅限于那烂陀寺内。
当时，有一位著名的小乘正量部论师——般若鞠多（Buddhagupta），写了一部《破大乘论》，系统攻击大乘佛教的教义。该论著在东印度广泛传播，令许多大乘学者束手无策。般若鞠多甚至放言："大乘佛教虚妄不实，根本经不起推敲。"面对这一挑战，那烂陀寺的僧众推荐玄奘撰写驳论。玄奘于是撰写了《制恶见论》，以犀利的逻辑逐条驳斥般若鞠多的观点。这部论著迅速传遍印度，震撼了大小乘两界。
巧合的是，戒日王当时正在东印度征战，听闻了玄奘的声名。他特意派人前往那烂陀寺，邀请玄奘前来会面。玄奘应召前往，戒日王在恒河畔的军帐中接待了他。
王曰："师从支那来，学问如此高深，弟子久仰。今欲请师与诸国论师一决高下，弘扬正法，不知尊意如何？"
——据《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记载戒日王初见玄奘时的对话
玄奘与戒日王一见如故。戒日王对玄奘的学识和风度深为折服，当即表达了对佛教真理的坚定信念。更为重要的是，戒日王从玄奘身上看到了振兴佛教的希望——一位来自异国、精通大小乘、兼具辩才无碍的圣僧，正是他所期待的学术领袖。两人从学术讨论开始，很快发展为莫逆之交。
据记载，戒日王对玄奘的礼遇超乎寻常：他不仅亲自率众迎接，更授予玄奘最高的学术荣誉，甚至一度因玄奘深层的佛学见解而感动流泪。在曲女城大会期间，戒日王以王者之尊亲自担任大会组织者与秩序维护者，为玄奘提供了最尊贵的待遇和最庄严的辩论舞台。
在曲女城大会的准备阶段，玄奘完成了两部极其重要的论著，分别针对当时佛教内外的两大核心理论问题。
《制恶见论》（梵文可能为 *Durdṛṣṭi-nirghātana-śāstra*，意为"摧破邪见论"）是玄奘专门为驳斥小乘正量部论师般若鞠多的《破大乘论》而作。正量部是印度佛教小乘十八部之一，流行于东印度，其学说与大乘瑜伽行派有根本分歧。
般若鞠多在《破大乘论》中提出了一千六百条质疑，核心攻击大乘佛教的"空性"理论与"唯识无境"思想。玄奘在《制恶见论》中，以中观与瑜伽行派的教义为基础，从因明逻辑的角度，逐条做了精密的反驳。这篇论著的特点在于：它不仅引经据典，更擅长运用因明学（印度逻辑学）的论证方式，以子之矛攻子之盾，让外道和小乘论师无法反驳。
玄奘《制恶见论》以"三性三无性"理论为核心，论证大乘佛教为佛陀究竟了义之说：
一者，依遍计所执性，破外道实我实法之执；
二者，依依他起性，明唯识所现之缘起道理；
三者，依圆成实性，证人法二空之真如境界。
以此三性，统摄一切佛法，会通空有，无有障碍。
值得注意的是，除了对外应对小乘论师的攻击，大乘佛教内部也存在着长期的理论分歧。中观派（Madhyamaka，以龙树菩萨为代表）强调"一切皆空"，而瑜伽行派（Yogācāra，以无著、世亲菩萨为代表）主张"万法唯识"。两派在空有关系的理解上长期争论不休。
玄奘深感这种内部争论对佛教的危害不亚于外道的攻击。于是，他又撰写了《会宗论》（梵文 *Siddhi-samuccaya* 或 *Saṅgraha-śāstra*），以卓越的学术视野，创造性地会通了中观与瑜伽两派的核心思想。他论证：中观之"空"与瑜伽之"有"并非矛盾，而是从不同角度阐述同一真理——空中有识，识亦性空，空有相即，不一不异。
约公元643年（唐贞观十七年），一场印度历史上规模空前的学术辩论大会在曲女城召开。这场大会名为"无遮大会"（Pariṣad，无遮意为不分贵贱、宗派、种姓，一切人皆可参加），由戒日王以王者之尊亲自组织和主持。
大会的盛况在佛教史籍中有极为详细的记载。据《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描述：
"五印度中，十八国王到，谙解大小乘义僧三千余人到，婆罗门及尼干外道二千余人到，那烂陀寺千余僧到。"
——《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卷五
让我们来具体看看这些数字所代表的规模：
| 参会群体 | 人数 | 说明 |
|---|---|---|
| 各国国王 | 18位 | 包括戒日王在内，北印度各地君主悉数到场 |
| 大小乘僧侣 | 3,000余人 | 来自全印度的佛教僧侣，涵盖大小乘各部派 |
| 外道士众 | 2,000余人 | 婆罗门、耆那教、尼干子等外道学者 |
| 那烂陀寺僧众 | 1,000余人 | 玄奘的师友同门，集体到场助阵 |
| 随从与观众 | 数万人 | 各国随行人员及城中百姓，围观的盛况空前 |
大会会场设在恒河西岸的宽阔平原上。戒日王下令搭建了宏伟的临时建筑：中央是高大的讲座，两旁分列十八国王的座位，四周环绕着僧众与外道的坐席，最外围则是数以万计的普通观众。整个会场庄严肃穆，秩序井然。
戒日王深知，如此规模的集会，各方势力云集，稍有不慎便可能引发骚乱甚至政变。他亲自部署了严密的安保：令象兵环绕会场，在会场四周树立旌旗，每面旗下设一卫兵。同时，戒日王本人亲自坐镇，以示对大会的绝对重视。
大会的最高潮，是玄奘登台悬论的那一刻。按照大会的规则，玄奘作为"论主"，首先登台宣讲自己的核心论点，然后接受所有人的质询。
玄奘以《制恶见论》为纲领，登台升座。他首先阐述大乘佛教的核心教义——唯识无境、三性三无性的道理，然后逐一驳斥小乘正量部与各外道的错误见解。整场宣讲逻辑严密、引证广博、气势恢宏。
宣讲完毕后，玄奘做了一件在印度学术史上空前绝后的事情——他命人将自己的《制恶见论》悬挂于会场门外，公开昭告天下：
"如其间有一字无理，能难破者，请斩首相谢。"
译文：如果我这篇论著中有一个字没有道理，有人能把它驳倒，我甘愿斩首以谢罪。
这是一种何等的气魄与自信！要知道，台下是三千余名来自全印度各地的高僧大德，两千余名虎视眈眈的外道论师，以及十八位国王和数以万计的听众。任何一个人，只要能挑出《制恶见论》中"一字"的毛病，就可以让玄奘身败名裂、人头落地。
据记载，当玄奘的悬论被宣读出来时，全场为之震动。有人惊叹，有人怀疑，也有人愤怒。然而，面对如此自信的声明，即便那些原本跃跃欲试的论师也不得不三思而后行。
大会的第一天，全场静默。没有人站出来挑战。
第二天，依然无人应战。
第三天，第四天……一直到第五天，终于有一些小乘论师和外道开始私下商议。但经过反复讨论，他们发现玄奘的论证极为严谨，任何试图反驳的切入点都已被预先堵死。玄奘以因明学"宗、因、喻"三支论式构建的论证体系，就像一座坚固的堡垒，几乎找不到任何破绽。
到了第七天，一些外道论师恼羞成怒，试图通过非学术手段破坏大会。他们暗中策划刺杀玄奘或戒日王，但被戒日王的严密安保及时发现并镇压。戒日王为此专门发出敕令：
"若有一人毁辱法师，当断其舌；若有人伤法师性命，当取其首。"
——戒日王敕令
在戒日王的铁腕保护下，大会继续进行。随着时间的推移，玄奘的权威不仅没有被削弱，反而日益巩固。到了第十天，那些曾经抱有敌意的外道和小乘论师，开始陆陆续续有人主动前来向玄奘请教，甚至有部分人当场表示皈依大乘佛教。
到了第十八天傍晚，戒日王再次询问全场：是否还有人愿意上台与玄奘论辩？全场鸦雀无声，无人应答。
曲女城大会之后，玄奘的声望达到了顶点。印度佛教界——从大乘到小乘——一致公认玄奘为当代最伟大的佛教学者。两大学术群体分别尊奉他为：
大乘佛教僧众尊玄奘为"大乘天"，意即"大乘之神"。这一称号源于玄奘在大会上以大乘教义击败所有对手，证实了大乘佛法至高无上的地位。"天"（deva）在印度文化中意为"神明"、"尊贵者"，将此称号赋予一位僧人，是至高无上的荣誉。
小乘佛教僧众尊玄奘为"解脱天"，意即"解脱之神"。这一称号的意义更加深远——小乘僧众以追求个人解脱（涅槃）为最高目标，他们用"解脱天"来称呼玄奘，意味着连小乘学者都承认玄奘已经达到了最高的解脱境界。这是来自"对手"的最高敬意。
一位外国僧人，同时被两个相互论争的学派尊为"神"，这在印度佛教史上堪称独一无二。在中国历史上，也没有第二位僧人能够获得这样的国际声誉。
"大乘天"与"解脱天"——这是玄奘在印度获得的最珍贵的称号。前者来自追随者，后者来自挑战者。能够同时得到这两者的认可，唯有玄奘一人而已。
——后世学者评语
曲女城大会之后，玄奘在印度举行了多次巡回讲学。他所到之处，万人空巷，僧俗大众争相一睹这位来自"摩诃支那"（大中国）的圣僧风采。玄奘在印度生活了十三年，此时他已不仅是那烂陀寺的留学僧，更成为全印度佛教界的精神领袖。
曲女城大会之后，玄奘达到了学术生涯的巅峰。按常理而言，他完全可以在印度享受至高无上的尊荣——戒日王曾多次表示愿意供养他终老，那烂陀寺也愿意让他担任住持。玄奘完全可以成为印度佛教界的最高领袖。
然而，玄奘的心中始终萦绕着另一个声音：他西行求法的初衷，是"为法故来"，目的是将真正的佛法带回中国，译成汉文，利益中土的芸芸众生。这个使命一天没有完成，他就一天不能停下脚步。
当玄奘向戒日王提出辞行时，戒日王大惊失色，极力挽留：
王曰："弟子慕师德风，愿师常住。若师必欲归国，弟子亦当以师故，遣使通好，永结盟好。"
戒日王再三挽留，玄奘心意已决，终不可夺。
——《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卷五
戒日王见玄奘去意已决，便不再强留。他不仅为玄奘准备了极其丰厚的归国资助——包括大量佛经、佛像、舍利以及旅途所需的一切物资——还亲自派遣使团护送玄奘出境，并向沿途各国发出信函，要求他们为玄奘提供便利。
临别之际，戒日王与玄奘执手相送，泪流不止。这两位伟大的人物——一位是统一北印度的帝王，一位是来自唐朝的圣僧——在恒河之畔依依惜别。这一别，便是永别。数年后戒日王去世，戒日王朝迅速解体，印度再次陷入分裂。而玄奘带回中国的佛法，却在东土大地上生根发芽，绵延千年。
玄奘离开印度时，携带的珍贵物品极为丰富。据《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与《大唐西域记》记载，玄奘带回的主要物品包括：
玄奘从印度携归的佛经共有五百二十夹、六百五十七部，涵盖大乘经、大乘论、小乘经、小乘论、律藏、声明学（语言学）、因明学（逻辑学）等各大类别。这些经典绝大部分是梵文贝叶经原稿，是当时印度佛教最完整的经藏复制品。
在这些经典中，最为重要的是《瑜伽师地论》（Yogācāra-bhūmi-śāstra）的梵文全本。这部论著是瑜伽行派的根本典籍，共一百卷，弥勒菩萨所说，无著菩萨记录。玄奘赴印度求法的最初动机，就是为了求得这部论著。此外，他还带回了《大般若经》、《解深密经》、《摄大乘论》等重要经典。
玄奘带回的佛像主要包括：
玄奘带回的佛舍利共一百五十粒，据记载来源如下：
"法师所将经、像、舍利等，凡五百夹，六百五十七部；金佛像一躯，银佛像一躯，檀木佛像一躯；佛舍利一百五十粒。"
——《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卷六
归国途中，玄奘还遭遇了渡河时经卷落水的意外。部分经卷在印度河（信度河）中受损，玄奘为此痛心不已。但他并未气馁，后来派人重返于阗等地补抄缺失部分，展现了一位求法者不屈不挠的意志。
这些经像舍利，是玄奘十七年西行求法最珍贵的成果。它们不仅是佛教修行者的圣物，更是人类文明交流史上最宝贵的文化遗产。玄奘将它们带回中国后，在唐太宗的全力支持下，于长安弘福寺、大慈恩寺等地展开了长达十九年的译经事业，最终翻译出七十五部、一千三百三十五卷的浩瀚译著，为中国佛教乃至东亚文明留下了不可磨灭的精神财富。
曲女城大会已过去一千三百余年，但其精神意义依然闪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