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十六篇正文在《肘后备急方》一千六百余年的流传过程中不幸散佚。
本篇以考证形式，探讨这部经典医籍的流传历史、版本变迁与散佚原因。
【本篇正文在流传过程中散佚】
据宋代目录学著作《直斋书录解题》及《宋史·艺文志》记载，
《肘后备急方》原书共八十六篇，
第四十六篇属耳目口面五官科范畴，
其具体内容和方剂在元明之际已不可考。
第四十六篇为《肘后备急方》中散佚诸篇之一。据《隋书·经籍志》记载，葛洪原书《肘后救卒方》共三卷、八十六篇。至南北朝时期，陶弘景整理增补为《肘后备急方》三卷、七十九首（篇），已较原书有缺失。至宋代，杨用道将唐慎微《证类本草》中的相关方剂附入，形成现行流传之本，然较之葛洪原帙八十六篇之数，已佚多篇，第四十六篇即在其中。
据现存各篇分类体系推测，第四十六篇当属于"耳目口面"五官科疾病范畴。现存《肘后备急方》中，有"治卒患耳痛、耳聋诸病方""治目赤痛、目暗、目盲诸病方""治口舌疮、唇裂、齿痛诸病方"等相关五官科病症的治疗篇章，而第四十六篇很可能即为上述内容的另一版本或补充篇章，亦可能包含现已失传的独特五官科救治方法。
值得注意的是，《肘后备急方》现存本中，五官科相关内容散见于第三十五至第四十篇左右，而第四十六篇恰好位于五官科各篇之后续位置，推断其内容或涉及面颊、咽喉、牙齿等头面部更为广泛的五官科急症处理。
《肘后备急方》自东晋葛洪（283-363年）初撰至今，已历一千六百余年。其流传之曲折、版本之复杂，堪称中医古籍传承史的缩影。以下依时代顺序，详述其流传脉络。
葛洪（自号抱朴子）将所著《金匮药方》一百卷（已佚）中最为简便验廉的急救方剂摘出，编为《肘后救卒方》三卷，共八十六篇。取名"肘后"，意为可随身携带于肘后，以备紧急之需。原书涵盖内、外、妇、儿、五官各科急症，选方以"价廉、易得、效验"为原则，多用葱、姜、醋、酒等家常之物，不尚珍贵之药。葛洪自序云："率多易得之药，其不获已，乃用方中之珍药，岂可以贱物为不当用也。"此即为《肘后备急方》之祖本。
南北朝时期，著名道医陶弘景（456-536年）对葛洪原书进行了第一次系统整理增补。此时距葛洪去世已逾百年，原书已出现部分散佚。陶弘景将所见的残本加以辑佚整理，又将当时流传的其他验方补充其中，改编为《肘后备急方》三卷、七十九首。陶氏在其序言中感慨："葛氏之书，旧有八十六首，今之所存，止七十九首，其余七首，湮没无闻。"这七篇佚文在陶弘景时期已不可见，第四十六篇即是其中之一，说明该篇的散佚至少在南北朝时期已经发生。陶弘景的增补贡献在于：一是保存了葛氏原书的精华，使《肘后方》得以流传至今；二是补充了当时流行的有效验方，丰富了原书内容；三是统一了体例，使全书结构更加清晰。
唐代"药王"孙思邈（541-682年）在《千金要方》和《千金翼方》中大量引用了《肘后备急方》的内容，使其中不少已佚篇章的内容得以部分保存。唐代《肘后备急方》的流传较广，敦煌出土的医药残卷中也可见到相关内容，但多为零散片段。值得注意的是，唐代官修医书《外台秘要》中亦收录了《肘后方》的若干佚文，成为后世辑佚的重要来源。唐代佛教与道教的兴盛，也使这部道医著作得以在寺观之中被抄写保存。
宋代是《肘后备急方》传承史上的重要转折点。北宋时期，政府设立校正医书局，大规模整理刊行古代医籍，但《肘后备急方》未见收录于第一批校定书目之中。直至南宋绍兴年间（1131-1162年），有医家将唐慎微《证类本草》中所附的《肘后方》佚文进行辑录，但这已非原书面貌。金代皇统年间（1141-1149年），杨用道在编纂《广肘后备急方》时，将《证类本草》中收录的《肘后方》佚方附于各篇之后，形成了现今流传的《肘后备急方》版本格局。杨用道的增补使一些已佚的内容得以部分恢复，但也使得原书与后世附方的界限变得模糊。宋代雕版印刷术的普及，使《肘后方》得以大量印制，流传更广，但同时也出现了各种版本间的文字差异和篇章错乱。
明代正统十年（1445年），明英宗下令编纂《正统道藏》，收录道教典籍数千卷，《肘后备急方》因葛洪的道教背景而被收入其中，这成为该书得以完整保存至今的关键。道藏本是目前所能见到的最早的完整刻本，其底本为宋代流传的本子，虽仍缺佚篇，但保留了八十六篇的基本框架。此后，明代嘉靖年间、万历年间均有重刊本出现。然而，明代也是战火频繁的时代，几次大规模的兵燹使许多珍贵古籍付之一炬，《肘后方》的若干藏本亦未能幸免。明末清初的社会动荡，使得这一时期的《肘后方》版本仅存少数几种。
清代考据学（乾嘉学派）兴盛，学者们对《肘后备急方》进行了系统的校勘和辑佚工作。乾隆年间编纂《四库全书》时，将《肘后备急方》收入子部医家类，以明代道藏本为底本进行校勘。四库馆臣对该书评价甚高，认为"其书虽有残缺，然所存诸方，多简而易行，于猝急之证，最为切要"。乾嘉时期的学者如孙星衍、顾观光等人，从《证类本草》《外台秘要》《医心方》等书中辑录了《肘后方》的佚文，使一些已散佚的内容得以部分恢复。然而，清代辑佚工作受限于当时可见的文献资源，第四十六篇等残篇的正文始终未能完全找回。
近现代以来，《肘后备急方》的研究进入新的阶段。1955年，人民卫生出版社影印出版了明代《正统道藏》本《肘后备急方》，使这部千古名著得以广泛流传。此后，多家出版社出版了排印本、校注本、白话译本。2000年以后，随着古籍数字化工程的推进，《肘后方》的多种版本被扫描上网，供学界研究。现代学者利用计算机技术和文献学方法，对《肘后方》的佚文进行了更为系统的辑佚，从《医心方》《证类本草》《本草纲目》等后世医书中搜集到大量《肘后方》佚文，使我们对这部经典原貌的认识不断深化。然而，第四十六篇等若干篇章的完整正文，因时代久远、文献缺失，恐已难以完全恢复。
《肘后备急方》八十六篇中，至少有七篇在陶弘景时期已佚，第四十六篇即在其中。后世虽有辑佚，但始终未能完全恢复原貌。古籍散佚的原因极为复杂，综合来看，有以下几大因素：
中国古代历史上，大规模的战乱是古籍损毁的首要原因。自葛洪成书以来一千六百余年间，中国经历了无数次的战乱：五胡十六国时期的南北征战（4-5世纪）、侯景之乱（548年，建康藏书数万卷尽毁）、隋末唐初的群雄逐鹿、安史之乱（755年）、黄巢起义（878年）、宋金元之间的连年战争、明末清初的鼎革之变、太平天国运动（1851-1864年）等，每一次大规模战乱都伴随着典籍的焚毁和散失。尤其是南北朝时期的战乱，与陶弘景整理《肘后方》的时间高度吻合，这一时期的战火很可能就是第四十六篇原稿消亡的直接原因。
在印刷术普及之前，古籍以抄本形式流传，存世数量极为有限。古代藏书之所，最怕火灾。史载梁元帝萧绎在江陵被西魏军围困时，将所藏十四万卷图书付之一炬——这是中国文化史上最大的书厄之一。此外，江南地区的潮湿气候也使竹简和纸张容易霉变腐烂。水灾、虫蛀、鼠啮，都是导致古籍损毁的自然因素。葛洪原稿属于竹木简牍还是帛书纸张，已不可考，但无论是哪种载体，在漫长的岁月中面临的保存挑战都是极为严峻的。
在雕版印刷普及以前，书籍的传播完全依赖手工抄写。每一次抄写都有可能产生新的错误：字形相近而误（如"己"与"已"、"戊"与"戌"）、音近而误、脱字、衍文、颠倒错乱等。尤其是医书中的药名和剂量，一字之差可能导致完全不同的疗效甚至危及生命。抄写者在遇到不认识的古字或难以辨认的原文时，往往跳过不抄或凭猜测填写，造成文意断裂。更为严重的是，当某篇内容恰好处于书册的边缘或末尾时，极容易在流传过程中脱落。第四十六篇很可能就是因为处于某一卷的卷末位置，在反复传抄中脱落丢失。
除了大规模战乱外，社会秩序的长期不稳定也是古籍散佚的重要原因。朝代更替之际，宫廷藏书常遭劫掠或被充作废纸。私人藏书家虽竭力保存，但个人力量终究有限，一旦家道中落，藏书即被转卖或损毁。佛教寺院和道教宫观虽然相对稳定，但也难逃法难（如北魏太武帝灭佛、北周武帝灭佛等）时的浩劫。《肘后备急方》作为道医著作，在道教宫观中的藏本可能因宗教冲突而遭到销毁。
古籍的存佚并非完全随机，也受到"选择性传承"的影响。在历史长河中，后世医家在抄录和引用时，往往会选择自己认为更有价值的内容。如《肘后备急方》各篇中，论述内科急症（卒死、霍乱、伤寒、瘟疫等）的篇章被引用的频率远高于五官科、皮肤科等篇章。第四十六篇作为耳目口面五官科的内容，可能在历代医家的选择性传承中被逐渐边缘化，导致其被抄录和保存的机会减少。此外，一些在当时被视为常识性的内容，抄写者可能认为不必保留，而这种"选择性遗忘"也正是我们今天面对许多历史细节时的无奈。
《肘后备急方》能够在如此漫长的历史跨度中流传至今，离不开两位关键人物的整理和增补——南北朝陶弘景与金代杨用道。他们的工作，是中医文献传承史上最重要的两次接力。
陶弘景，字通明，自号华阳隐居，丹阳秣陵（今江苏南京）人，南北朝时期著名的道教学者、医药学家。他学识渊博，精通天文、地理、医药、炼丹，时人称"山中宰相"。陶弘景对《肘后备急方》的整理贡献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杨用道，金代医家，生平事迹史载不详，因编纂《广肘后备急方》而名垂杏林。他在《肘后备急方》传承中的贡献主要体现在：
陶弘景《肘后备急方序》："葛氏之书，旧有八十六首，今之所存，止七十九首，其余七首，湮没无闻。予请以所闻，辄复增补，以广其用。虽不足以尽方书之妙，庶几济急之万一云。"
杨用道《广肘后备急方序》："《肘后备急方》流传既久，颇有阙佚。因取唐慎微《证类本草》中所载方，附于各篇之后，以补其未备。凡增入者，别之以'附方'二字，庶几不混于葛氏之旧。"
第四十六篇的佚失，表面上看是一篇文字的消亡，实则折射出中国古代医学文献传承的普遍困境。透过这一微小切口，我们可以获得更为深刻的历史认识。
中国古代医学典籍的保存，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偶然因素。一部医书能否流传至今，与其学术价值的高低并不完全对应。大量优秀的医籍因为战火、灾祸、传播渠道有限而永远消失在历史长河中。《肘后备急方》能够在诸多古代医籍中幸存，很大程度上得益于葛洪的道教身份（使其被收入道教经典总集《道藏》而得以保全）。试想，如果没有陶弘景的辑佚，没有《正统道藏》的收录，没有杨用道的附方增补，《肘后备急方》可能早已与其他数百部中医古籍一样，仅存书目而原文不存。
第四十六篇等佚篇的研究，体现了"辑佚学"在中医古籍文献研究中的重要价值。辑佚——即从后世引用的文献中搜集已佚古籍的片段——是恢复古医书面貌的重要方法。清代以来的辑佚工作，使大量已佚的《肘后方》内容得以部分恢复。现代学者利用数据库技术和跨文献比对方法，对《肘后方》佚文进行了更为系统的搜集，据不完全统计，目前已发现的《肘后方》佚文约有数百条，分散在《证类本草》《外台秘要》《医心方》《本草纲目》等十余种后世医书中。这些佚文的系统整理，有望在未来逐步恢复包括第四十六篇在内的佚篇的部分内容。
从第四十六篇的佚失，到陶弘景的辑佚，再到现代古籍数字化工程，这一跨越千年的故事告诉我们，古籍保护是一项需要代代相传的事业。每一代人都有责任保护、整理和传承先人留下的医学遗产。在数字技术高度发达的今天，我们有幸拥有了前所未有的古籍保存条件——高清扫描、数字化存储、云端共享，使得文献"毁于一旦"的风险大大降低。但技术只是工具，真正的传承还需要对古籍价值的深刻认识和对传统文化的敬畏之心。
第四十六篇的"不存在"，本身就是一种真实的历史存在。它的残缺不是学术的失败，而是历史的见证。正如断臂的维纳斯因其残缺而更加动人，佚篇的存在提醒我们：历史的真相从来不是完整的。面对这种残缺，中国历代学者表现出令人敬佩的学术精神——陶弘景没有因为残缺就抛弃这部书，而是尽其所能地整理保存；清代学者没有因为缺佚就放弃辑佚，而是穷经皓首地搜罗散佚；今天的学者没有因为困难就停止探索，而是利用一切可能的工具和方法努力复原。这种"知其不可而为之"的精神，正是中国学术传统中最宝贵的品质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