葛洪曰：蛊毒千品，状候难识。人有中之者，腹内坚痛，面目青黄，淋露骨立，病变无常。欲知是蛊，当令病人唾于水，沉者是蛊，浮者非也。
又法：取甘草一寸，炙令焦，嚼咽汁。若蛊毒，随即吐出；不尔，非蛊也。初得蛊毒，急治之，宜常山三两，以水二升，煮取一升，顿服，当吐蛊出。
又方：鼓皮（烧灰）三指撮，酒服之，立下。
又方：蔷薇根，细锉，水煮取汁，温服，日三。
又方：升麻三两，水三升，煮取一升，去滓，温服。
又方：雄黄末，酒服方寸匕，日三。
又方：麝香末，水服方寸匕，亦佳。
又方：取生商陆根，绞汁，服半升，立下蛊毒。
又方：取枣木心，锉一斛，水煮极浓，取二升，澄取清，服之，即吐出。
又方：取蚕蜕纸，烧作灰，水服方寸匕，日三。
凡治蛊毒，不可令病人知，知之则难效。
葛洪说：蛊毒的种类繁多，症状变化复杂难以辨识。有人中了蛊毒之后，会出现腹部坚硬疼痛、面色和眼睛发青发黄、身体瘦弱如皮包骨、病情变化无常等症状。想知道是否中了蛊毒，应当让病人把唾液吐在水中，如果下沉就是中了蛊毒，浮在水面上就不是。
还有一种诊断方法：取一寸长的甘草，烤焦后咀嚼咽下汁液。如果中了蛊毒，会立刻呕吐出来；不吐的话，就不是蛊毒。刚染上蛊毒的时候，要尽快治疗，适宜用常山三两，加两升水煮取一升，一次喝完，应当会吐出蛊虫。
又有一个方子：鼓皮烧成灰，取三个指头撮取的量，用酒送服，可以立刻排出蛊毒。
又有一个方子：蔷薇根，切细，用水煮取汁液，温服，每日三次。
又有一个方子：升麻三两，加三升水煮取一升，去渣，温服。
又有一个方子：雄黄研成末，用酒送服一方寸匕，每日三次。
又有一个方子：麝香研成末，用水送服一方寸匕，效果也很好。
又有一个方子：取生商陆根，绞取汁液，服半升，可以立刻泻下蛊毒。
又有一个方子：取枣木的心材，切碎一斛，加水煮到极浓，取两升澄清后服下，可以吐出蛊毒。
又有一个方子：取蚕蜕纸，烧成灰，用水送服一方寸匕，每日三次。
凡是治疗蛊毒，不能让病人知道所用的是什么方法，如果知道了就难以见效。
蛊毒的历史文化背景
蛊毒是中国古代医学和民俗文化中一个独特而神秘的概念，最早见于甲骨卜辞和《周礼》记载。"蛊"字由"虫"和"皿"构成，意为将多种毒虫放入同一器皿中，使其互相吞噬，最后存活下来的即为蛊。这一制蛊之术在古代南方百越地区尤为盛行。《左传》中已有"蛊疾"的记载，而《说文解字》释蛊为"腹中虫也"，《诸病源候论》则进一步将蛊毒细分为蛇蛊、蜈蚣蛊、虾蟆蛊、水蛊等多种类型。
葛洪在此篇中开篇即言"蛊毒千品，状候难识"，表明早在晋代，医家已认识到蛊毒是一种症状复杂、诊断困难的疾患。这与葛洪长期在南方（今广东、广西一带）行医的经历密切相关——南方湿热多瘴，蛊毒之说盛行，葛洪作为一位注重实践的医家，收录了大量民间解毒验方。
甘草诊断法（"含甘草不吐"）：甘草自古被誉为"解百药毒"之要药。《神农本草经》载甘草"主五脏六府寒热邪气，坚筋骨，长肌肉，倍力，金疮肿，解毒"。葛洪利用甘草的解毒特性反推诊断——若病人吞食甘草后无呕吐反应，则提示体内无毒，反之若有蛊毒则甘草与毒相争引发呕吐。这一诊断思路体现了中医"以药探病"的独特方法论，类似于后世温病学中的"战汗"观察法。
唾水诊断法（"唾水中沉为中毒"）：让病人将唾液吐入水中，若下沉则为蛊毒。这一方法的原理在传统医学中解释为"蛊毒内蕴，浊气下沉"。从现代视角看，唾液的密度和表面张力受人体内环境状态影响，这一诊断方法虽然缺乏现代科学验证，但反映了古代医家观察入微的辨证智慧。类似的诊断方法在《千金要方》《外台秘要》中也有载录。
常山吐法：常山为虎耳草科植物常山的根，性味苦辛寒，有小毒，《神农本草经》谓其"主伤寒寒热，温疟"，功效以涌吐痰涎著称。葛洪用常山三两煮服，取其涌吐之力以排出蛊毒。后世治疗疟疾也常用常山配伍槟榔等药。常山涌吐作用强烈，体虚者须慎用。
鼓皮：鼓皮即蒙制鼓的兽皮（多为牛皮），烧灰用酒送服。兽皮烧灰入药，取其"血肉有情"之质以助气血，烧灰存性则取其吸附毒素之功。酒性走散，助药力迅速通达全身。
蔷薇根：蔷薇根性味苦涩凉，有清热解毒、活血通络之功。《本草纲目》载蔷薇根治"痈疽疮癣，杀虫"。葛洪用蔷薇根煮汁内服解蛊毒，法取清热解毒。
升麻：升麻性味辛甘微寒，入肺、脾、胃经。《神农本草经》载升麻"主解百毒，辟温疾、瘴气、邪气"。升麻解毒力强，尤善解热毒，后世升麻在升阳举陷、透疹解毒方面用途更广。葛洪用升麻三两浓煎，意在取其强力解毒之功。
雄黄：雄黄为含硫化砷的矿石，性温味辛苦，有毒，入肝、胃经。《神农本草经》载雄黄"主寒热，鼠瘘，恶疮，疽痔，死肌，杀精物恶鬼邪气，百虫毒"。雄黄解毒杀虫功效卓著，是古代治疗蛊毒的核心药物之一。但雄黄含砷，内服须严格控制剂量，现代已多外用。
麝香：麝香性温味辛香，入心、脾经。功效开窍醒神、活血通经、消肿止痛。《神农本草经》载麝香"主辟恶气，杀鬼精物，温疟，蛊毒，痫痉，去三虫"。麝香气味芳香走窜，能够通达十二经络，引药力深入，在此用于蛊毒治疗，取其芳香化浊、辟秽解毒之效。
商陆根：商陆根性寒味苦，有毒，入肺、脾、肾、大肠经，功效逐水消肿、通利二便。葛洪用生商陆根绞汁服，取其强烈泻下作用以排出蛊毒。商陆根现代多用于治疗水肿胀满，但因其毒性，内服须经炮制。
枣木心：枣木心为枣树的木部心材，性平味甘涩，有收敛止血、解毒之功。浓煮取汁服，利用其苦涩之性以收敛解毒。
蚕蜕纸：蚕蜕纸为蚕蛾产卵之纸（或蚕蜕），烧灰存性，取其吸附虫毒之功，且取类比象——蚕蜕为虫类蜕化之物，用以治疗虫毒，寓有"以类相制"之意。
葛洪在《肘后备急方》中专门辟出此篇讨论蛊毒，背后有着深刻的医学思想。首先，葛洪突破了前人对蛊毒的迷信认识，将其从一个巫术概念转化为一个可以诊断、治疗的医学问题，这是功不可没的。他在篇首即指出蛊毒"状候难识"，但又给出了明确的诊断标准和治疗方案，说明他是以实证态度对待蛊毒。
其次，葛洪的蛊毒诊疗体现了"简、验、廉"的核心理念。篇中所列诸方，无论是常山、升麻还是蔷薇根、枣木心，都是当时随处可得之物。诊断方法也极为简便——含甘草、唾水中，不需要任何特殊器具。这种"简便验廉"的用药思想，正是《肘后备急方》之所以命名为"肘后"（随身携带）的原因所在。
此外，篇末"不可令病人知"一语，反映了葛洪对心理因素的深刻洞察。蛊毒患者往往伴有惊恐、多疑等心理状态，知晓治疗方法后可能产生心理抵触或过度焦虑，从而影响药效。这与现代医学中的安慰剂效应和反安慰剂效应有异曲同工之妙。
值得注意的是，本篇所载方药在《千金要方》《外台秘要》《圣济总录》等后世医籍中被大量引用和扩展。如《千金要方》在葛洪的基础上增加了犀角、羚羊角等清心解毒之品，《圣济总录》则发展出了更加系统的蛊毒辨证论治体系。可以说，葛洪的这篇《治中蛊毒方》奠定了后世蛊毒辨治的理论基础。
从现代医学角度重新审视葛洪的蛊毒诊疗体系，虽然"蛊毒"作为一个单纯的病原体概念已不被现代医学所接受，但其中包含的许多诊疗理念仍然具有临床参考价值：
现代临床上，对于某些原因不明的急性胃肠道感染，尤其是伴有恶心、呕吐、腹痛、消瘦等症状的情况，中医的"蛊毒"辨治思路可提供参考。葛洪所用蔷薇根、升麻等清热解毒药物，现代研究证实对多种肠道致病菌有抑制作用。此外，篇中强调的"急治"原则——"初得蛊毒，急治之"——与急性感染性疾病强调的早期干预原则高度一致。
巢元方《诸病源候论·蛊毒候》："蛊有蛇蛊、蜈蚣蛊、虾蟆蛊、水蛊等，皆随形变而为之。凡蛊毒有数种，人中之者，心腹切痛如物啮，面目青黄，或吐血唾血，或下血，其脉洪大者生，微细者死。"
孙思邈《千金要方·蛊毒》承袭葛洪之法，并补充云："治蛊毒方，取大戟、斑蝥等二十味，酒服方寸匕，日三。"又立"太乙追命丸"专治诸蛊。孙思邈在葛洪基础上进一步强调了"凡中蛊毒，不可救者，亦须先以甘草试之"的诊断程序。
王焘《外台秘要·中蛊方》广泛收录了葛洪、巢元方、孙思邈诸家之说，并补充了岭南地区治蛊的民间经验，如用"都淋藤""黄藤"等当地草药解毒。王焘还特别指出："岭南俚人，多蓄蛊毒，每以此害人，宜备急方以济之。"
李时珍《本草纲目·虫部》引葛洪之说，对蛊毒作了更为系统的药物学梳理，补充了荠苨、犀角、玳瑁、龙脑香等多种解毒药物。李时珍特别赞扬葛洪唾水诊法："唾水中沉为蛊，此法甚简便。"
张璐《本经逢原》论升麻解蛊毒时曰："升麻能解百毒，阳明本经药也。葛稚川治蛊毒，每多用之，以其能升清降浊，使毒从表解。"张璐从"升清降浊"的角度阐释了升麻治蛊的机理，为后世从气机升降角度理解蛊毒提供了新的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