胃中元气盛，多食不伤，过时不饥。胃火盛，则多食易饥，能食而瘦。脾胃俱虚，则不能食而瘦；或少食而肥，虽肥而四肢不举，盖脾实而邪气盛也。又有善食而瘦者，胃伏火邪于气分，则能食，脾虚则肌肉削，即食亦也。叔和云：多食亦肌虚，此之谓也。
夫脾胃不足，皆为血病，是阳气不足，阴气有余，故九窍不通。诸阳气根于阴血中，阴血受火邪则阴盛，阴盛则上乘阳分，而阳道不行。无生发升腾之气，则阳气不能生长，而五脏之气不生。脾病则下流乘肾，土克水，则骨乏无力，是为骨蚀，令人骨髓空虚，足不能履地，是阴气重叠，此阴盛阳虚之证。
大抵脾胃虚弱，阳气不能生长，是春夏之令不行，五脏之气不生。脾病则当脐有动气，按之牢若痛，动气筑筑然，坚牢如覆杯，若弦急者，甚则亦冲心。肺病则喘咳，憎寒，心火乘肺，脾土不生肺金，故肺虚。肝病则胁下急痛，善悲，时眩晕，肝火乘脾土，故肝实。肾病则骨痛，阴冷，肾乘脾土，故肾虚。
凡脾胃之证，调治之法，须用升阳、益胃、补中、益气，不可专用疏利。盖脾土喜甘而恶苦，喜补而恶攻，喜温而恶寒，喜通而恶滞，喜升而恶降，喜燥而恶湿，此其性也。明乎此，则治脾之法思过半矣。
胃中元气充盛的人，即使吃得多也不会损伤脾胃，过了吃饭时间也不会感到饥饿。如果胃火亢盛，就会吃得很多却容易饥饿，能食却身体消瘦。脾胃都虚弱的人，则不能进食而消瘦；也有吃得少却肥胖的人，虽然肥胖但四肢无力抬举不起，这是脾实的邪气盛所致。还有善于进食却消瘦的人，这是因为胃中有伏火邪在气分，所以能食，而脾虚则肌肉消削，也就是"能食而瘦"的情况。王叔和说"多食亦肌虚"，指的就是这种情况。
脾胃不足，往往表现为血分病变，这是因为阳气不足、阴气有余，所以九窍不通利。一切阳气都根源于阴血之中，如果阴血受到火邪的侵扰，就会导致阴气过盛，阴气过盛则向上侵犯阳分，使得阳气的运行通道不通畅。没有了生发升腾之气，阳气就不能生长，五脏之气也就无从化生。脾病则会向下发展而侵犯肾脏，这是土克水的关系，于是骨骼乏力无力，称为"骨蚀"，使人骨髓空虚，两脚不能站立行走，这是阴气重叠过盛，属于阴盛阳虚的证候。
大体上脾胃虚弱，阳气就不能生长，这是春夏生发之令不能正常行施，五脏之气也就无从化生。脾病时，肚脐周围会有跳动的感觉，按压时坚硬而有疼痛，搏动有力，坚硬得像倒扣的杯子，如果出现弦急的感觉，严重时还会向上冲心。肺病则出现喘咳、怕冷，这是心火乘克肺金、脾土不能生肺金，所以肺虚。肝病则胁下拘急疼痛，容易悲伤，时常眩晕，这是肝火乘克脾土，所以肝实。肾病则骨骼疼痛，阴冷，这是肾乘脾土，所以肾虚。
凡是脾胃的证候，调治的方法，必须使用升举阳气、补益胃气、补养中焦、益气的办法，不可专用疏通攻伐之剂。这是因为脾土喜欢甘味而厌恶苦味，喜欢补益而厌恶攻伐，喜欢温煦而厌恶寒凉，喜欢通畅而厌恶壅滞，喜欢升发而厌恶降泄，喜欢干燥而厌恶湿浊，这就是脾的生理特性。明白了这些，那么治疗脾病的方法就已经掌握大半了。
《脾胃胜衰论》是李东垣《脾胃论》中纲领性的一篇，全面论述了脾胃虚实盛衰的变化规律及其对其他脏腑的深刻影响。东垣在此篇中提出了"内伤脾胃，百病由生"的核心思想，构建了以脾胃为中心的五脏相关病理模型。
东垣首先从胃气的虚实盛衰入手，描述了四种不同的生理病理状态：胃中元气盛者，多食不伤，过时不饥，此为胃气充盛的正常状态；胃火盛者，多食易饥，能食而瘦，此为胃中有热，消谷善饥；脾胃俱虚者，不能食而瘦，此为脾胃两虚，纳运失常；少食而肥，虽肥而四肢不举者，东垣特别指出此为"脾实而邪气盛"，并非脾功能真正强大，而是痰湿浊邪壅滞于脾所致。这种对"肥胖"病机的认识，开创了后世从脾虚痰湿论治肥胖的先河。
东垣进一步提出"脾胃不足，皆为血病"的观点，揭示了脾胃虚弱与血分病变的内在联系。他认为阳气根于阴血，若脾胃虚弱，阳气不能生长，则阴血受火邪而阴盛，阴盛则上乘阳分，导致阳道不通，五脏之气不生的病理连锁反应。这一理论为后世从调理脾胃入手治疗血分疾病提供了理论依据。
东垣在《脾胃胜衰论》中提出的"脾胃虚则九窍不通"理论，是中医整体观念的精彩体现。人体九窍（眼、耳、鼻、口、前后阴）的正常功能依赖清阳之气的升发濡养。脾胃为清阳之气生发的源泉，若脾胃虚弱，清阳不升，九窍失养，就会出现各种官窍疾病。这一理论为临床治疗五官科疾病从脾胃论治提供了理论依据，如慢性鼻炎从补中益气论治、耳鸣耳聋从健脾升清论治等，都是东垣这一思想的延伸应用。
此外，东垣提出的"阴火"概念在此篇中已见端倪。所谓"阴火"，是指脾胃虚弱、元气不足时，下焦阴火（相火）上乘阳位，导致的发热、烦躁、口渴等虚火症状。这与外感实火的治疗截然不同——实火当清当泻，而阴火当补中升阳，使阳气充足则阴火自敛。这一思想对后世温补学派产生了深远影响。
东垣在此篇中以五行生克理论为基础，详细阐述了脾胃与其他四脏的胜衰关系，构建了以脾胃为中心的五脏病理网络。具体而言，脾胃虚弱的病理演变可概括为以下四个方面：
东垣揭示的这一病机链条具有深刻的临床意义：脾胃乃后天之本、气血生化之源，脾胃一虚，则五脏六腑皆失所养，各种疾病由此而生。所谓"脾胃虚则五脏俱病"，其病机演变规律可归纳为"始于脾胃、传于四脏、终于五脏俱虚"。因此，在治疗上东垣特别强调"治病必求于本"，这个"本"就是脾胃。这也正是东垣之所以开创"补土派"的理论根基所在。
值得注意的是，东垣虽然以脾胃为中心论述五脏病变，但并非主张所有疾病都直接补脾胃。他根据五行生克关系，区分了"所胜"和"所不胜"两种传变方向，并结合虚实盛衰的不同状态，提出了"当于心经中补心火、于肺经中泻肺热、于肝经中疏肝气、于肾经中温肾阳"等灵活变通的治法和方药，体现了其辨证论治的精髓。
东垣在《脾胃胜衰论》中对脾胃的虚实证候进行了细致入微的辨析，按其胜衰变化可归纳为以下几类主要证型：
证候表现：饮食正常，消化良好，按时饥饱有度，精力充沛，体形匀称。
舌脉：舌淡红，苔薄白，脉平缓有力。
辨证要点：此为胃气充盛的常人之态，无需治疗，重在调养。
证候表现：多食易饥，能食而瘦，口渴喜冷饮，口臭，牙龈肿痛，大便干结，小便短黄。
舌脉：舌红，苔黄燥，脉滑数有力。
辨证要点：胃火消谷，虽能食但精微耗散，故肉不丰盈。治当清胃泻火，兼顾养阴。
证候表现：不能食而瘦，或虽能食而瘦（胃火伏邪于气分），食后腹胀，神疲乏力，面色萎黄，大便溏薄，四肢不温，或见"食亦"（食入而瘦）。
舌脉：舌淡胖，边有齿痕，苔白滑，脉虚弱或沉迟。
辨证要点：脾虚运化无权，胃虚受纳失司，纳运俱衰。此型最为常见，治当补脾益胃、升阳益气。
证候表现：少食而肥，虽肥而四肢不举，身体困重，脘腹痞满，口中黏腻，大便不爽或溏滞。
舌脉：舌胖大，苔白腻或厚腻，脉滑或濡缓。
辨证要点：东垣特别指出此型并非真正的"脾实"，而是"脾虚致邪气盛"。脾气本虚，运化无力，致水湿痰浊停聚，外在表现为形体肥胖，实则肌肉无力、中气不足。治当健脾益气与化痰祛湿并用，攻补兼施。
证候表现：脐周有动气（自觉跳动感），按之坚硬而痛，骨节酸软疼痛，腰膝无力，骨髓空虚感，足不能履地，畏寒肢冷，阳痿早泄，或见浮肿。
舌脉：舌淡暗或紫暗，苔白，脉沉细无力，尺部尤甚。
辨证要点：此证已从脾胃传变至肾，是病情深重的表现。"脐周动气"乃脾虚不能镇守中焦、肾水凌心之兆，预后较差，治当脾肾双补，急切固本。
东垣的证候辨析方法对后世影响深远。他不仅区分了虚实，还进一步在"虚"中辨出"阳虚"和"阴虚火旺"的不同层次，在"实"中辨出"胃火"和"脾实邪气盛"的不同性质。这种精细的辨证思路，为临床准确立法遣方提供了可靠依据。在《脾胃胜衰论》中，东垣特别强调要区分"脾胃之气不足"与"阴火亢盛"的主次关系——多数情况下，脾胃气虚是本，阴火亢盛是标，治疗上当以补脾胃、升清阳为主，不可滥用苦寒降火之品。
东垣在《脾胃胜衰论》中确立了治疗脾胃病的基本原则："调治之法，须用升阳、益胃、补中、益气，不可专用疏利。"这一治则的实质是针对脾胃的生理特性——"喜升恶降、喜燥恶湿、喜补恶攻"而制定的。具体而言，东垣的组方思路可归纳为以下四大法：
适用于脾胃气虚证。代表方为补中益气汤，以黄芪、人参、白术、炙甘草补脾益气，配升麻、柴胡升举清阳，陈皮理气和胃，当归养血和营。东垣认为"内伤脾胃，乃伤其气"，故治疗上"唯以甘温之剂，补其中而升其阳"。全方以甘温药物为主，体现了"劳者温之，损者益之"的治则。
适用于脾胃虚弱兼阴火上冲证。代表方为升阳散火汤、补脾胃泻阴火升阳汤等。东垣在补中益气的基础上，根据阴火所在的脏腑不同，分别加入相应的清热泻火之品。如心火盛加黄连、黄芩；肺热加桑白皮、地骨皮；肝火加柴胡、龙胆草等。其组方特点是"补中有泻、升降并行"——以甘温补中为君，以苦寒泻火为佐使，使阳气升则阴火自降。
适用于脾胃虚弱、湿浊内生证。东垣认为脾喜燥恶湿，脾胃虚弱则运化水湿无力，湿浊停聚又会进一步阻遏中焦气机。代表方如升阳除湿汤、调中益气汤等。常用风药如羌活、独活、防风、升麻等升阳除湿，配合白术、茯苓、泽泻等健脾渗湿。风药的应用是东垣用药的一大特色，其作用不仅仅在于祛风除湿，更重要的是"风能胜湿"且能升发清阳之气。
适用于脾胃虚弱、肺气亦虚（土不生金）证。代表方为升阳益胃汤，以人参、白术、黄芪、炙甘草补脾益肺为君，配柴胡、防风、羌活、独活升阳除湿为臣，佐以茯苓、泽泻、半夏、陈皮、黄连等渗湿清热。东垣在此方的配伍中体现了"上下分消"的思路——上以风药升阳益胃，下以淡渗利湿清热，使清阳上升、浊阴下降，中焦气机恢复斡旋之功。
东垣的组方思想核心在于"升降"二字。他认为疾病发生的根本在于"清阳不升，浊阴不降"，而脾胃正是人体气机升降的枢纽。因此，治疗脾胃病的关键在于恢复中焦的升降功能——升发清阳之气以温养脏腑，沉降浊阴之邪以驱除病邪。在药物选用上，东垣善用风药（升麻、柴胡、羌活、防风等）以升阳举陷，善用甘温之品（黄芪、人参、白术）以补中益气，善用淡渗之物（茯苓、泽泻、猪苓）以渗湿利水，形成了独具特色的"东垣用药心法"。
此外，东垣在组方中特别强调"补泻升降"的有机统一。他指出，脾胃之病往往虚实夹杂、寒热并见，单纯用补或单纯用泻都有失偏颇。正确的思路应当是在补中寓泻、在升中寓降。如补中益气汤中配陈皮理气消滞，即是在补益之中兼用行气之品，使补而不滞、升而不壅。这种辨证精微、配伍严谨的组方思想，为后世医家提供了极好的临证范式。
《脾胃胜衰论》所阐述的脾胃胜衰理论对现代临床各科均有广泛的指导意义。从消化系统疾病到代谢性疾病、从免疫系统疾病到心脑血管疾病，东垣"内伤脾胃，百病由生"的思想在现代医学中得到了越来越多的印证。
元代·王好古（海藏）：王好古作为李东垣的弟子，对《脾胃论》的阐发最为精到。他在《此事难知》中指出："东垣论脾胃，非独言脾胃也，实以脾胃为枢机，统摄五脏。"他进一步发挥东垣的思想，认为"脾胃虚则九窍不通"的理论可以扩展到"诸窍不利皆属于脾"，并将风药的应用归纳为"风药升阳"和"风药胜湿"两大法门，对后学启迪甚大。
明代·张介宾（景岳）：张景岳在《景岳全书》中对东垣脾胃学说既有继承又有批判。他非常认同"脾胃为后天之本"的观点，但认为东垣偏重于补阳升阳，对于脾胃阴虚的情况论述不足。张景岳提出了"善补脾者，必先补肾"的论点，认为命门之火（肾阳）是脾胃运化的根本动力，填补了东垣学说在肾脾关系方面的不足。张氏创制的举元煎、大补元煎等方剂，就是在东垣补中益气汤基础上的进一步发展。
清代·叶天士（天士）：叶天士在《临证指南医案》中对东垣脾胃学说进行了重大发展，提出了著名的"胃阴学说"。叶氏指出"东垣升阳益气之法，于脾脏有益，于胃腑则未尽善"，认为脾胃虽相为表里，但脾为脏属阴、喜燥恶湿，胃为腑属阳、喜润恶燥。脾病多阳虚、宜升阳益气，胃病多阴虚、宜甘凉濡润。叶氏创立的益胃汤、麦门冬汤化裁方等，弥补了东垣学说在胃阴虚治疗方面的不足，形成了完整的脾胃分治理论体系。
清代·王清任（勋臣）：王清任《医林改错》在活血化瘀理论方面的建树，部分源于对东垣脾胃学说的发挥。他提出"元气既虚，必不能达于血管，血管无气，必停留而瘀"的观点，认为气虚是血瘀的重要原因，而其气虚的根源正在于脾胃。王氏创制的补阳还五汤重用黄芪四两补脾胃之气，配以活血通络之品，用于治疗中风偏瘫，正是将东垣补气理论与活血化瘀法完美结合的典范。
近代·张锡纯（寿甫）：张锡纯在《医学衷中参西录》中对东垣脾胃学说进行了中西汇通的阐释。他指出"脾胃者，中西医学皆以为消化之器"，但中医的脾胃功能远不止于消化——"脾为后天之本，能资养一身"。张氏创制的升陷汤（黄芪、知母、柴胡、桔梗、升麻），用于治疗大气下陷证，其制方思路直接源于东垣"补中益气、升阳举陷"之法，而在药物配伍上融入了自己的临床心得，是东垣学说近代发挥的杰出代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