夫饮食不节则胃病，胃病则气短、精神少而生大热，有时而显火上行，独燎其面。《黄帝针经》云：面热者，足阳明病。胃既病，则脾无所禀受，脾为死阴，不主时也，故亦从而病焉。形体劳倦则脾病，脾病则怠惰嗜卧，四肢不收，大便泄泻。脾既病，则胃不能独行津液，故亦从而病焉。
大抵脾胃虚弱，阳气不能生长，是春夏之气不行，五脏之气不生。脾病则下流乘肾，土克水，则骨乏无力，是为骨痿，令人骨髓空虚，足不能履地，是阴气重叠，此阴盛阳虚之证。大法云：汗之则愈，下之则死。若用辛甘之药滋胃，当升当浮，使生长之气旺。言其汗者，非正发汗也，为助阳也。
组成：
黄芪（一两） 人参（三钱） 甘草（炙，五钱） 柴胡（三钱） 升麻（三钱） 羌活（五钱） 独活（五钱） 黄连（炒，三钱） 黄芩（炒，三钱） 石膏（少许，长夏微用，过时去之）
煎服法：
上件㕮咀，每服三钱，水三盏，煎至一盏，去渣，大温服，早饭后、午饭前，间日服。
禁忌：
服药后，忌酒、湿面、大料物之类，恐助湿热。亦忌冷水及寒凉之物，恐损阳气也。
胃中元气盛，则能食而不伤，过时而不饥。脾胃俱旺，则能食而肥；脾胃俱虚，则不能食而瘦。或少食而肥，虽肥而四肢不举，盖脾实而邪气盛也。又有善食而瘦者，胃伏火邪于气分，则能食，脾虚则肌肉削，即食㑊也。叔和云：多食亦肌虚，此之谓也。
夫脾胃不足，皆为血病，是阳气不足，阴气有余，故九窍不通。诸阳气根于阴血中，阴血受火邪，则阴盛矣，盛者则五脏气绝，盖阳根于阴，阴中无阳，则五脏气绝矣。阳气当上实下虚，今乃上虚下实，是谓无阳也。
第一段：饮食不节与胃病的关系
饮食不加节制，首先会损伤胃腑。胃病之后，会出现气短、精神不振，并且产生明显的热象，有时热火上冲，单独熏灼面部。《黄帝针经》说：面部发热的，是足阳明胃经的病变。胃既然病了，脾就无法从胃受纳水谷精微，脾本身属太阴，为"死阴"（不主时令），所以也会跟随胃而发病。
第二段：劳倦与脾病的关系
形体过度劳累会使脾脏损伤。脾病之后，会出现倦怠乏力、嗜睡、四肢懈怠无力、大便泄泻。脾既已病，胃就无法单独运化输布津液，所以胃也会随之发病。总体而言，脾胃一旦虚弱，阳气就不能正常生长，这就好比自然界中春夏之气不能升发，五脏的生气也无法生成。
第三段：脾胃虚弱的传变
脾病日久会向下传变，乘克肾脏（土克水），表现为骨骼乏力、软弱，形成骨痿，使人感觉骨髓空虚、两足不能站立行走。这是阴气重叠过盛，属于阴盛阳虚的证候。治疗大法指出：用汗法可以治愈，用下法会导致死亡。这里所说的用辛甘之药滋补胃气，应当采取升浮之法，使生长之气旺盛。所谓"汗法"，并非真正的发汗，而是通过助阳气来达到类似的效果。
第四段：方剂与禁忌
补脾胃泻阴火升阳汤用黄芪、人参、炙甘草补脾胃之气，柴胡、升麻升举清阳，羌活、独活祛风胜湿、升发阳气，黄连、黄芩、石膏清泻阴火。服药时间在早饭后、午饭前，间隔日服用。服药期间忌酒、湿面和油腻食物，以免助长湿热；也忌冷水和寒凉之物，以免损伤阳气。
第五段：脾胃虚实与形体变化
胃中元气充沛的人，能正常饮食而不受伤损，过了吃饭时间也不觉得饥饿。脾胃都旺盛的人，能吃而身体壮实；脾胃都虚弱的人，不能吃而身体消瘦。还有一种是吃得少却肥胖的，虽然胖但四肢无力，这是脾被湿邪所困的"脾实"之象。另外有一种能吃却消瘦的人，是胃中有伏火邪在气分，所以能食，但脾虚不能运化，肌肉反而消瘦，这就是"食㑊"之证。王叔和说"吃得多却依然肌肉虚弱"，说的正是这种情况。
第六段：阳气不足与血病
脾胃不足的病变，本质上都是血分的病变。其根源是阳气不足而阴气有余，所以九窍不通利。各种阳气都根植于阴血之中，阴血受到火邪的侵扰，就会导致阴气过盛。阴气过盛则五脏之气绝灭——因为阳气的根在阴血，阴血之中如果没有阳气，五脏之气就会衰竭。正常状态下阳气应当上实下虚（阳气充实于上），但现在却是上虚下实，这就是所谓的"无阳"状态。
本篇是李东垣《脾胃论》中极为关键的一章，标题即揭示了核心治疗大法——"补脾胃、泻阴火、升阳"，三法合一，构成了李东垣内伤热中证治疗体系的理论基石。要深入理解本篇，必须从以下三个维度展开分析。
李东垣认为，内伤病的根本原因在于脾胃元气亏虚。他在本篇开篇即指出"饮食不节则胃病""形体劳倦则脾病"，脾胃一虚，则五脏六腑无所禀受，百病由生。因此，补脾胃是整个治疗策略的根基所在。方中以黄芪为君，用量独重（一两），取其补脾肺之气、固表实卫之功；人参为辅，大补元气；炙甘草补脾和中。三味相合，甘温益气，使脾胃之气得复，清阳得以生化有源。这与《内经》"形不足者，温之以气"的理论一脉相承。
"阴火"是李东垣独创的病机概念，指脾胃气虚所导致的内生虚火。东垣认为，脾胃气虚则清阳不升，阳气下陷，谷气不得升浮，郁而化热，此热即是"阴火"。阴火的本质是虚火，不同于外感实火，不能单纯用苦寒直折之法。然而在本方中，东垣仍然使用了黄连、黄芩、石膏等寒凉之品以泻阴火，其用意在于：在甘温补脾之品的大力扶持下，适度使用苦寒药物清泄浮越之热，待阴火平息后即去石膏，体现"中病即止"的用药原则。
"升阳"是连接补脾胃与泻阴火的枢纽环节。东垣认为，只有清阳得升，浊阴才能自降，阴火才能平息。方中柴胡、升麻为升阳之要药，柴胡引少阳清气上行，升麻引阳明之气上升，二者相伍，使下陷之清阳得以升举。羌活、独活不仅祛风胜湿，更能助风药以升发阳气。东垣特别强调"若用辛甘之药滋胃，当升当浮，使生长之气旺"，正说明升阳在整个治疗中的关键作用。
本篇所体现的"甘温除热"法，是李东垣对内伤发热治疗学的最大贡献。其理论来源于《内经》"劳者温之""损者益之"的治疗原则，但东垣将其发展为一套完整的辨证论治体系。甘温除热的核心机制在于：用甘温之药（黄芪、人参、甘草）补益脾胃元气，使清阳得升、阴火自降，虚热自退。这不同于张仲景在外感病中使用的汗、吐、下、和、清等治法，是专门针对内伤热中证而设立的全新治疗范式。本方虽用黄连、黄芩、石膏等苦寒之品，但其总量远小于补气升阳之药，体现了以甘温为主、苦寒为辅的配伍思想。
补脾胃泻阴火升阳汤是李东垣学术思想的代表性方剂，其组方精巧严谨，充分体现了"补、泻、升"三法合一的制方思路。以下从药物组成、配伍原理和升降浮沉三个维度进行详细分析。
| 药物 | 剂量 | 分类 | 作用 |
|---|---|---|---|
| 黄芪 | 一两（约30g） | 补气药 | 君药，补脾肺之气，实卫固表，为甘温除热之主药 |
| 人参 | 三钱（约9g） | 补气药 | 臣药，大补元气，助黄芪补脾益气 |
| 炙甘草 | 五钱（约15g） | 补气药 | 臣药，补脾和中，调和诸药 |
| 柴胡 | 三钱（约9g） | 升阳药 | 引少阳清气上行，疏肝解郁 |
| 升麻 | 三钱（约9g） | 升阳药 | 引阳明之气上升，升举清阳 |
| 羌活 | 五钱（约15g） | 风药 | 祛风胜湿，助升发阳气 |
| 独活 | 五钱（约15g） | 风药 | 祛风胜湿，助升发阳气 |
| 黄连 | 三钱（炒，约9g） | 清热药 | 泻心胃之火，燥湿 |
| 黄芩 | 三钱（炒，约9g） | 清热药 | 泻肺火，清上焦热 |
| 石膏 | 少许（长夏微用） | 清热药 | 清阳明经热，中病即止，过时即去 |
1. 甘温补气药与风药升阳药的配伍（补中兼升）
黄芪、人参、炙甘草三味甘温益气之品，与柴胡、升麻、羌活、独活等风药相配伍，是东垣制方的核心结构。甘温药补脾胃之虚，使气得以充；风药升举清阳，使气得以升。二者相合，补而不滞，升而不散。正如东垣自注所说"若用辛甘之药滋胃，当升当浮，使生长之气旺"，补气与升阳相辅相成，缺一不可。如果只补不升，则气虽充而不运，郁而化热更甚；如果只升不补，则气虽升而源不足，终将耗竭。
2. 甘温补气药与苦寒清热药的配伍（甘温除热）
在大量甘温补气药（黄芪一两、人参三钱、炙甘草五钱）的基础上，配伍黄连、黄芩、石膏等苦寒之品，这是"甘温除热"法的具体体现。甘温药补益脾胃、升发阳气，从本而治；苦寒药清泄浮越之阴火，从标而治。甘温为主、苦寒为辅的配伍格局，保证了在清除虚热的同时不损伤脾胃阳气。东垣在用法中特别注明石膏"长夏微用，过时去之"，体现了因时制宜和"中病即止"的精准用药思想。
3. 风药与苦寒药的配伍（升散与清降并用）
风药的升散之性与苦寒药的清降之性在本方中形成了巧妙的平衡。柴胡、升麻、羌活、独活等风药升发清阳，黄连、黄芩、石膏等苦寒药清降阴火，升散与清降并行而不悖。这种配伍的奥妙在于：风药升阳则使下陷之气得以上达，苦寒泻火则使上炎之火得以下泄，二者共同恢复了人体气机的升降出入。
李东垣对方剂的升降浮沉配伍极具匠心，本方堪称典型代表。按药物升降属性分类：
整体来看，本方以升浮为主（6味升浮对3味沉降），体现了"补中寓升"的核心思想。升浮药量大味多，沉降药量小味少（石膏尤其仅用少许），这种比例关系确保了"补脾胃、升阳气"是本方的主导方向，"泻阴火"是在此前提下的辅助治疗。东垣通过精妙的升降配伍，使整个方剂实现了"下者举之、热者清之、虚者补之"的综合治疗目标。
李东垣在本篇中构建了一个完整的病理模型：脾胃气虚 → 清阳不升 → 阴火上冲。这一病机链条是理解东垣内伤学说核心理论的钥匙。
东垣开篇即从病因切入："夫饮食不节则胃病""形体劳倦则脾病"。结合其整体学术思想，内伤脾胃的病因主要有三：一是饮食不节，损伤胃气；二是劳倦过度，耗损脾气；三是七情所伤，扰乱气机。三种病因可单独致病，也可交错为害。脾胃为后天之本、气血生化之源，一旦受损，则全身脏腑经络皆失所养。
脾胃气虚的直接后果，是清阳不升。东垣指出"大抵脾胃虚弱，阳气不能生长，是春夏之气不行，五脏之气不生"。他用春夏之气比喻人体的阳气升发功能——正如自然界中春夏二季万物生长繁荣一样，人体也需要阳气的升发来维持五脏六腑的正常生理活动。当脾胃气虚时，阳气无力升发，郁陷于下，这就是"清阳不升"的病理状态。清阳不升则浊阴不降，气机升降出入失常，全身功能随之紊乱。
阴火的产生是东垣病机理论中最具独创性的部分。当脾胃气虚、清阳下陷时，下陷的阳气郁而不伸，郁而化热，此热即为"阴火"。东垣用"阴火"之名，意在强调：其一，此火生于阴分（下焦、血分），与阳经外感之火不同；其二，此火为内伤虚火，非外感实火；其三，此火的根源在脾胃气虚，不在外邪。阴火的特点是：上冲头面（"独燎其面"），令人心烦、发热、口渴，但脉象多沉细无力，与阳明实热证的洪大脉象截然不同。
病机链条的末端，是"阳气不足，阴气有余，故九窍不通"。东垣进一步指出"诸阳气根于阴血中"，当阴血受火邪侵扰，则"阴中无阳"，五脏之气随之衰竭。这一阶段已是疾病的危重状态，反映了从脾胃气虚到全身功能衰败的渐进过程。东垣强调此证"汗之则愈，下之则死"，警示后人不可误将内伤发热作外感论治。
饮食不节 / 劳倦过度 / 七情所伤
↓
脾胃元气亏虚
↓
清阳不升（阳气下陷）
↓
谷气下流，郁而化热 → 阴火上冲
↓
上扰头面（面热、心烦） → 九窍不通
↓
下乘于肾（土克水） → 骨痿、足不任地
治疗关键：截断病机链条的关键环节在于"升阳"——使下陷之清阳得以上升，阴火自然平息。正如东垣所说："若用辛甘之药滋胃，当升当浮，使生长之气旺。"
补脾胃泻阴火升阳汤主要适用于脾胃虚弱、清阳不升、阴火上冲所致的内伤热中证。东垣在本篇中描述的典型证候包括：气短、精神少、面热（火上行独燎其面）、怠惰嗜卧、四肢不收、大便泄泻等。这些症状分为两组：一组是脾胃气虚的表现（气短、精神少、怠惰嗜卧、四肢不收），另一组是阴火上冲的表现（面热、发热）。两组症状同时出现，即是本方的主治证候。
脉象：东垣虽在本篇未专门讨论脉象，但结合其《脾胃论》他篇所述，内伤热中证的典型脉象是：右关脉（脾胃脉）虚弱无力或沉细，右寸脉（肺脉）或可见浮大而虚（阴火上冲所致）。关键在于脉虽见热象但按之无力，与阳明经证的洪大滑数脉截然不同。
舌象：舌质多见淡红或淡白（气虚之征），舌苔可薄白或微黄（阴火之象），舌体多胖大或有齿痕（脾虚湿盛）。若舌红少苔、脉细数者，为阴虚发热，非本方所宜。
辨别内伤发热与外感发热，是东垣学术思想中反复强调的要点。误将内伤作外感，妄用汗下，会导致"下之则死"的严重后果。以下从五个方面进行鉴别：
东垣经典论述：东垣在《内外伤辨惑论》中详细论述了内伤发热与外感发热的鉴别要点，核心在于"内伤者元气不足，外感者邪气有余"。元气不足则脉虚、气短、倦怠；邪气有余则脉实、气粗、烦躁。本篇内容与《内外伤辨惑论》相辅相成，共同构成了东垣内伤热中证的鉴别诊断体系。
以下情况不宜使用补脾胃泻阴火升阳汤：一是纯属外感发热者（应解表散邪）；二是阴虚火旺者（舌红少苔、脉细数，应滋阴降火）；三是阳明实热证（大热、大渴、脉洪大，应白虎汤类）；四是湿热内盛、舌苔黄厚腻者（应清热利湿）；五是脾胃虚寒明显、脉沉迟者（应温中散寒）。
补脾胃泻阴火升阳汤作为李东垣的代表方剂之一，在现代临床中有着广泛的应用，尤其适用于消化系统疾病、免疫功能低下相关疾病以及部分代谢性疾病。以下从三个主要应用方向展开论述。
慢性胃炎（尤其是慢性萎缩性胃炎）和功能性消化不良是现代临床常见的消化系统疾病，其临床表现——胃脘痞满、食后腹胀、纳差乏力、大便不调、面色萎黄——与东垣所述"脾胃虚弱、清阳不升"的病机高度吻合。临床运用本方时，可在原方基础上根据具体证候进行调整：若腹胀明显，加厚朴、陈皮行气消胀；若大便溏泄明显，加白术、茯苓健脾渗湿；若痛有定处、舌有瘀斑，加丹参、蒲黄活血化瘀。部分患者的幽门螺杆菌感染问题，黄连、黄芩本身即有较好的抗菌作用，不必另加清热解毒之品。现代药理研究表明，黄芪、人参能调节胃肠动力、促进胃黏膜修复，柴胡、升麻具有抗炎作用，与本方的传统功效相符。
慢性疲劳综合征以长期原因不明的极度疲劳为主要特征，常伴有低热、咽痛、淋巴结肿痛、肌肉关节疼痛等表现。从中医角度看，其病机核心是"脾胃气虚、清阳不升、阴火上冲"——这与东垣在本篇中描述的"气短、精神少、怠惰嗜卧"高度一致。临床报道运用补脾胃泻阴火升阳汤加减治疗慢性疲劳综合征，能有效改善疲劳程度和生活质量。方中黄芪、人参能增强免疫功能、提高机体耐力；柴胡、升麻的升阳作用可改善精神萎靡状态；黄连、黄芩清泻阴火，可缓解低热等炎性表现。此外，本方也可用于肿瘤术后放化疗后的恢复期调理，以促进胃肠功能恢复和免疫功能重建。
复发性口腔溃疡虽病位在口腔局部，但从全身辨证来看，许多患者存在脾胃气虚、阴火上冲的病理基础——"面热者，足阳明病""阴火上冲，独燎其面"，口腔溃疡正是"阴火"上冲于面部的局部表现。这类患者常同时伴有疲劳乏力、食欲不振、大便偏溏等脾胃虚弱的全身症状。临床运用补脾胃泻阴火升阳汤加减治疗复发性口腔溃疡，补脾胃以固其本，泻阴火以治其标，升阳气以复其常。若溃疡灼痛明显，可加连翘、栀子增强清热之力；若病程日久、反复不愈，可加玄参、麦冬养阴清虚热。需要注意与心火上炎型（导赤散证）和阴虚火旺型（知柏地黄丸证）口腔溃疡进行鉴别。
明代 张介宾（《景岳全书》）："东垣《脾胃论》一出，而内伤发热之治始明。其补脾胃泻阴火升阳汤，以参、芪、甘草补其中，柴、升、羌、独升其阳，芩、连、石膏泻其火，三法兼备，可谓详且尽矣。然此方之妙，不在泻火而在升阳，阳升则火自降，此东垣独得之秘也。"
清代 叶天士（《临证指南医案》）："东垣立补脾胃泻阴火升阳汤，大旨以甘温补其中而升其阳，苦寒泻其火而清其热。然今人多嗜食厚味，湿火内盛，与东垣时代元气不足而阴火浮越者不同。余用其法而不泥其方，常以健脾升阳为主，佐以清热利湿，方为合拍。"叶天士在此指出了时代变迁对疾病谱的影响，体现了"法随证转"的辨证思想。
清代 尤怡（《金匮翼》）："东垣立补中升阳之法，实本于《内经》'劳者温之'之义。然其治内伤发热，不专恃温补，而兼用苦寒，此其善变通处。阴火者，脾胃气虚、阳气下陷所化之热也，非阴虚火亢之谓。故以参、芪、甘温补其中，柴、升辛散升其阳，芩、连、石膏之苦寒，以清其浮越之热。盖阳升则火自熄，犹日照当空而阴霾自散也。"
清代 王清任（《医林改错》）：王清任虽以活血化瘀闻名，但其对东垣补气升阳之法多有发挥。他指出："元气既虚，必不能达于血管，血管无气，必停留而瘀。"将东垣的气虚理论与血瘀理论联系起来，认为气虚可致血瘀。这一见解间接拓展了补脾胃泻阴火升阳汤的应用范围——在现代临床中，本方也常用于气虚血瘀所致的某些慢性疾病，如部分心脑血管疾病的恢复期调理。
近现代 张锡纯（《医学衷中参西录》）："东垣补脾胃泻阴火升阳汤，其治在脾胃之气虚而兼有热者，极为精当。然世之医者，一见热象辄用寒凉，不知热有虚实之分。实热可直折，虚热当甘温。东垣此方，正是甘温除热之典范。余治内伤发热，常用黄芪、知母配伍，即师东垣之法而变化之。黄芪补气升阳，知母清润虚热，一升一降，颇有东垣三法合一之意。"
历代医家对补脾胃泻阴火升阳汤的发挥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强调升阳在本方中的核心地位——"阳升则火自降"；二是根据时代变迁灵活化裁——从东垣时代的"饥饱劳役"为主，到后世"膏粱厚味""湿火内盛"者增多，需要在原方基础上增减药物；三是拓展应用范围——从消化系统疾病到免疫功能紊乱、代谢性疾病等；四是与血瘀理论结合——气虚可致血瘀，本方加活血药可用于气虚血瘀证。这些发挥共同丰富了本方的临床应用内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