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经》曰：胃为水谷之海。又云：五脏六腑之气味，皆出于胃。又云：五味入口，藏于胃，以养五脏气。又云：胃欲得清，脾欲得燥。盖胃者，水谷之海，脾者，仓廪之官，五味出焉。胃欲得清，故宜升阳；脾欲得燥，故宜除湿。
凡治脾胃之病，当分经络。经云：阳明之经，多血多气；太阴之经，多血少气。阳明之病，实则身热汗出，不恶寒反恶热；虚则气逆，或为呕吐，或为哕噫。太阴之病，实则腹满而痛，食不下；虚则腹胀，时腹自痛，食不下，或呕或吐，或为肠鸣，或为泄利。
故分经随病制方之法：阳明之病，宜清宜下；太阴之病，宜温宜补。阳明之实，宜用承气之类；阳明之虚，宜用温胆之类。太阴之实，宜用平胃之类；太阴之虚，宜用理中之辈。
夫脾胃虚弱，阳气下陷，阴火上冲，则气高而喘，身烦热，头痛，或渴不止，其脉洪大，按之不鼓。此乃阴火乘其土位，宜补中益气，升阳泻火。若阴火太盛，则用甘温除热之法，补其中而升其阳，阳升则阴火自降。
又云：病从外感而得者，宜先解表，后治里；病从内伤而得者，宜先补里，后治表。若表里俱病，则当权衡缓急。脾胃气虚，不能升浮，为阴火伤其生发之气，营血大亏，营气不荣，阴火炽盛，日渐煎熬，血气亏少。且心主血，血虚则心无所养，心无所养则心神不宁，或为怔忡，或为惊悸，或为烦乱，或为健忘。
至如目病，乃阴火上冲，乘于阳明，阳明经脉起于鼻之交頞中，旁纳太阳之脉，上至目内眦。故阳明虚则阴火乘之，而目病作矣。治当先补阳明，后泻阴火。此乃分经随病之制方大法也。
第一段：《黄帝内经》说：胃是水谷汇聚的海洋。又说：五脏六腑所需的精微物质，都来源于胃。又说：五味进入口中，贮藏在胃中，用来滋养五脏之气。又说：胃喜欢清灵，脾喜欢干燥。胃是水谷之海，脾是仓廪之官，五味从这里化生出来。胃喜欢清灵，所以应当升发阳气；脾喜欢干燥，所以应当去除湿邪。
第二段：凡是治疗脾胃的疾病，应当分辨经络归属。经典说：阳明经是多血多气的经络；太阴经是多血少气的经络。阳明病的实证表现为身体发热出汗，不怕冷反而怕热；虚证表现为气机上逆，或出现呕吐，或出现呃逆嗳气。太阴病的实证表现为腹部胀满疼痛，饮食不下；虚证表现为腹部胀满，时常腹部疼痛，饮食不下，或恶心呕吐，或肠鸣，或腹泻。
第三段：所以分经随病制方的方法是：阳明病适宜用清法或下法；太阴病适宜用温法或补法。阳明实证适宜用承气汤一类方剂；阳明虚证适宜用温胆汤一类方剂。太阴实证适宜用平胃散一类方剂；太阴虚证适宜用理中汤一类方剂。
第四段：如果脾胃虚弱，阳气下陷，阴火上冲，就会出现呼吸急促而喘、身体烦热、头痛，或口渴不止，脉象洪大但重按无力。这是阴火侵犯了脾胃所主的部位，适宜补中益气、升阳泻火。如果阴火太盛，就用甘温除热的方法，补益中焦而升发阳气，阳气上升则阴火自然下降。
第五段：又说：疾病由外感引起的，应当先解表邪，后治里证；疾病由内伤引起的，应当先补里虚，后治表证。如果表里同时有病，就应当权衡病情的缓急轻重。脾胃气虚，不能升发浮越，被阴火损伤了生发之气，营血大量亏耗，营气不能荣养周身，阴火炽盛，日渐煎熬，血气亏虚减少。而且心主血脉，血虚则心失所养，心失所养则心神不宁，或出现心悸怔忡，或出现惊悸不安，或出现心烦意乱，或出现健忘。
第六段：至于眼目的疾病，是因为阴火上冲，侵犯阳明经脉。阳明经脉起于鼻旁会合处，旁边连接太阳经脉，向上行至目内眦。所以阳明经虚则阴火乘虚侵袭，眼目疾病就发生了。治疗应当先补益阳明，后清泻阴火。这就是分经随病制方的大法要领。
"分经随病制方"是李东垣在《脾胃论》中提出的核心治疗原则，也是其学术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一原则的精髓在于将张仲景《伤寒论》的六经辨证体系创造性地运用于脾胃内伤疾病的治疗中，形成了独具特色的脾胃病辨证论治体系。
所谓"分经"，是指辨明疾病所属的经络。脾胃病变主要涉及阳明胃经和太阴脾经，这两条经脉在生理功能和病理变化上各有特点。阳明经"多血多气"，其特性偏于热、实、燥，故阳明病的表现多以热证、实证为主，如身热汗出、不恶寒反恶热等。太阴经"多血少气"，其特性偏于寒、虚、湿，故太阴病的表现多以寒证、虚证为主，如腹满时痛、食不下、泄利等。分清经络归属，是确立治疗大法的前提。
所谓"随病"，是指根据病性的虚实寒热来确定具体的治疗方法。同样是阳明病，实证需用承气汤类以清泻热结，虚证则用温胆汤类以和胃降逆；同是太阴病，实证用平胃散类以燥湿运脾，虚证用理中汤类以温中补虚。这种"同经异治"的思路，体现了李东垣辨证论治的精细程度。
所谓"制方"，是在分经和随病的基础上制定具体的方剂。李东垣特别强调，制方不能墨守成规，而应根据病情的复杂变化灵活化裁。他举目病的例子来说明：目病因阴火上冲、乘于阳明所致，治疗当先补阳明之虚，后泻阴火之盛。这种"先补后泻"的次序，正是制方时需要考虑的轻重缓急。
更深层来看，"分经随病制方"的理论根基在于李东垣的"阴火"学说。他认为脾胃虚弱导致的阳气下陷，是阴火产生的根本原因。治疗的关键不在于直接清泻阴火，而在于"补其中而升其阳"——通过补益中气、升发阳气，使阳升则阴火自降。这就是著名的"甘温除热"法的理论渊源。补中益气汤作为这一思想的代表方剂，充分体现了"分经随病制方"的临床价值。
"分经"和"随病"并非两个孤立的步骤，而是辨证论治过程中不可分割的两个层面。"分经"是从宏观层面把握疾病的基本属性——病在阳明还是在太阴，决定了治疗的大方向；"随病"则是从微观层面把握疾病的具体表现——是虚是实、是寒是热，决定了具体的方药选择。
李东垣的这种辨证思路，实际上构建了一个"经络-病性-方药"的三级诊疗体系：先定经络（定位诊断），再辨虚实（定性诊断），最后制方（治疗决策）。这一体系兼顾了疾病的共性和个性，既有原则性又有灵活性，为后世中医辨证论治提供了重要的方法论指导。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李东垣在本篇中特别强调了外感和内伤的治疗次序差异——"病从外感而得者，宜先解表，后治里；病从内伤而得者，宜先补里，后治表"。这一观点对于临床鉴别外感与内伤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避免了对内伤患者误用汗法而损伤正气。
李东垣在本篇中详细论述了脾胃病在不同经络的表现差异及其背后的病机机理，形成了较为完整的脾胃病病机分析体系。
阳明经为多气多血之经，其气本旺，其性主燥。阳明病的病机核心在于"气"的失调——实则气盛化热，虚则气逆不降。阳明实证多因外感邪气或饮食积滞，导致胃肠热结，表现为身热汗出、不恶寒反恶热、大便秘结等症。阳明虚证则多因脾胃虚弱、胃失和降，导致气机上逆，表现为呕吐、哕噫等症。李东垣强调，阳明经与脾胃关系最为密切，因为胃本身就是阳明之腑，阳明经的气血盛衰直接反映了胃的功能状态。
太阴经为多血少气之经，其性主湿，与脾的运化功能密切相关。太阴病的病机核心在于"湿"的失调——实则湿滞中焦，虚则寒湿内生。太阴实证多因湿邪困脾或饮食不节，导致脾失健运、气机壅滞，表现为腹满而痛、食不下等症。太阴虚证则多因脾胃阳气不足、寒湿内生，表现为腹胀时痛、肠鸣泄利等症。李东垣指出，太阴病的治疗重点在于调整脾的运化功能，恢复其升清降浊的正常生理。
李东垣在本篇中提出了一个重要的病机概念——"阴火"。他认为，脾胃虚弱导致清气不升、阳气下陷，则阴火（即病理性的虚火）乘虚上冲。这种阴火并非实热，而是虚热，其脉象特点是"洪大，按之不鼓"——虽然是洪大脉，但重按却无力。这是鉴别阴火与阳明实热的关键脉象。阴火上冲可导致多种症状，如气高而喘、身烦热、头痛、口渴，甚至目病、心神不宁等。其治疗不能用苦寒直折，而应采用甘温除热法，补中益气、升阳泻火。
李东垣在病机分析中还特别强调了外感与内伤的鉴别。外感病邪多从表入里，其病机特点是邪气盛而正气尚充，故治疗当先解表后治里。内伤病多因饮食劳倦损伤脾胃，其病机特点是正气虚而邪气因之，故治疗当先补里后治表。若表里同病，则需权衡缓急，灵活施治。这一病机分析思路对于临床实践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李东垣在"分经随病制方"篇中系统阐述了根据病位深浅、经络不同而制定不同方剂的制方原理，形成了独具特色的脾胃病方剂学理论。
制方的首要原则是"依经定法"，即根据病变所属的经络确定治疗大法。阳明经病以清、下二法为主，这是因为阳明经多气多血、其性主热，治疗当以清泻热结为主。太阴经病以温、补二法为主，这是因为太阴经多血少气、其性主湿，治疗当以温中补虚为主。李东垣明确指出："阳明之病，宜清宜下；太阴之病，宜温宜补。"这一"依经定法"的原则为脾胃病的治疗确立了基本方向。
在"依经定法"的基础上，还需"随病选方"，即根据病性的虚实选择具体的方剂。李东垣给出了具体的方剂选择指南：阳明实证用承气汤类（如大承气汤、小承气汤、调胃承气汤等），阳明虚证用温胆汤类；太阴实证用平胃散类（如平胃散、藿香正气散等），太阴虚证用理中汤类（如理中丸、附子理中丸等）。这种"同经异方"的选方思路，体现了辨证论治的精细化和个体化。
制方还需考虑标本先后。李东垣以目病为例说明：目病因阴火上冲、乘于阳明所致，但阴火上冲的根本原因在于阳明经气虚。因此治疗当先补阳明之虚（治本），后泻阴火之盛（治标）。这种"先补后泻"的制方次序，体现了李东垣"治病求本"的学术思想。同理，对于脾胃虚弱导致的发热，不应当用苦寒药直接清热，而应当用甘温之品补中益气，使阳气升发则阴火自降。
对于表里同病的复杂情况，李东垣提出要"权衡缓急"。外感与内伤并见时，需根据病势的缓急轻重来决定治疗的先后次序。一般来说，内伤为本、外感为标，但当外感症状急重时，也可先治其标。这种灵活变通的制方思想，避免了机械套用某一固定模式，体现了李东垣临床思维的灵活性和辩证性。
"甘温除热"是李东垣制方理论中最具特色的贡献。他认为脾胃虚弱导致的发热是"阴火"，而非实热，治疗当用甘温之品补中益气、升阳泻火。补中益气汤（黄芪、人参、白术、炙甘草、当归、陈皮、升麻、柴胡）就是这一制方思想的代表方。方中以黄芪、人参、白术、炙甘草甘温补中益气，升麻、柴胡升发阳气，当归养血和营，陈皮理气和胃。全方补而不滞、升而不浮，充分体现了甘温除热的制方特色。
李东垣"分经随病制方"的学术思想在现代临床中仍有广泛的应用价值。以下从几个方面阐述其现代临床应用指导：
现代临床应用扩展：除了消化系统疾病外，李东垣"分经随病制方"的思想还可应用于其他系统疾病的治疗。例如：慢性疲劳综合征见气短乏力、低热不退者，可按"阴火"论治，用补中益气汤甘温除热。2型糖尿病早期见口干多饮、多食易饥者，可从阳明经论治，用白虎加人参汤或玉女煎清胃泻火。失眠见心悸健忘、神疲食少者，可从太阴经论治，用归脾汤补益心脾。这些临床应用都是"分经随病制方"思想在现代医学背景下的灵活运用。
用药注意事项：在临床应用"分经随病制方"原则时，需注意以下要点：一、准确把握经络辨证，勿将阳明病误作太阴病治，反之亦然；二、注意虚实转化，实证可转为虚证，虚证也可兼夹实证，需随证变法；三、重视脾胃功能的保护，即使使用清热攻下之品，也应注意中病即止，勿伤胃气；四、结合现代医学检查结果，提高辨证的准确性，但不可完全摒弃中医辨证思维。
明代医家张介宾在《景岳全书》中评价曰："东垣分经制方之法，深得《内经》之旨。阳明太阴，各有分野，不可混治。其补中益气一法，尤得甘温除热之妙，开后学无穷法门。"张介宾认为李东垣对阳明、太阴的分经论治，是深得《内经》精义的表现，尤其是补中益气法的创立，为后世医家开启了新的治疗思路。
清代医家叶天士在《临证指南医案》中写道："东垣分经制方，实开后人法门。阳明之病，多从燥化，故宜清润；太阴之病，多从湿化，故宜温燥。然脾胃之病，每多兼夹，不可执一而论。"叶天士认同李东垣的分经论治思路，同时强调临床中脾胃病往往兼夹多种病理因素，不能拘泥于单一的治法。
清代医家王清任在《医林改错》中指出："东垣分经随病制方，虽本于仲景，而能自出机杼。其补中益气一法，尤得甘温除热之妙。然东垣用药，偏于温补，后学宜知其意而善用之。"王清任充分肯定了李东垣的学术创新，但也指出了其偏重温补的特点，提醒后学在运用时需灵活斟酌。
近代医家岳美中先生评价说："东垣治病，不离脾胃；制方用药，必分经络。分经随病制方实为东垣学术精髓所在。其补中益气汤一方，补而不滞、升而不浮，尤见制方之妙。"岳美中认为，分经随病制方是李东垣学术思想的核心，而补中益气汤的组方配伍，充分体现了这一思想的精髓。
现代中医学者普遍认为，李东垣"分经随病制方"的学术思想，是对《伤寒论》六经辨证体系的继承和发展。他将外感病的六经辨证方法创造性地运用于内伤脾胃病的治疗中，形成了具有鲜明特色的脾胃病辨证论治体系。这一体系不仅在当时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对现代临床实践也具有深远的指导意义。
近年来，随着中医药现代化研究的深入，李东垣"分经随病制方"的学术思想也引起了现代医学研究者的关注，相关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现代药理研究表明，补中益气汤具有多方面的药理作用：可以调节胃肠动力，促进胃肠激素分泌；增强机体免疫功能，提高自然杀伤细胞活性；抗疲劳、抗应激，提高机体适应能力；调节下丘脑-垂体-肾上腺轴功能，改善神经内分泌紊乱。这些药理作用从现代科学的角度验证了李东垣"补中益气、升阳泻火"理论的科学性。
多项临床研究发现，以"分经随病制方"理论指导脾胃病的治疗，取得了显著的临床疗效。以慢性胃炎为例，根据经络辨证分别采用清胃泻热法和温中补虚法治疗，总有效率可达90%以上。对于功能性消化不良，采用分经论治的方法，在改善症状、提高生活质量方面优于单纯西医治疗。这些临床研究成果为李东垣的学术思想提供了循证医学证据。
现代学者从系统论、信息论等角度对"分经随病制方"的理论内涵进行了深入探讨。有学者认为，"分经随病制方"体现了系统论中"整体性"和"层次性"的原则——经络是人体系统的不同层次，治疗时需要针对不同层次的病变采取相应措施。还有学者从"精准医学"的角度认为，李东垣的分经论治思想实际上是一种古代的"精准医疗"模式，与当代"个体化治疗"的理念不谋而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