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经》云：胃者，五脏六腑之海也，水谷皆入于胃，五脏六腑之气皆禀气于胃。五味各走其所喜，酸先入肝，苦先入心，甘先入脾，辛先入肺，咸先入肾。谷气津液已行，营卫大通，乃化糟粕，以次传下。
又云：脾为孤脏，中央土以灌四傍者也。脾主为胃行其津液者也。四肢皆禀气于胃，而不得至经，必因于脾乃得禀也。
又云：阳气者，若天与日，失其所则折寿而不彰，故天运当以日光明。苍天之气，清净则志意治，顺之则阳气固，虽有贼邪，弗能害也。故阳气者，一日而主外，平旦人气生，日中而阳气隆，日西而阳气已虚，气门乃闭。是故暮而收拒，无扰筋骨，无见雾露。
仲景云：病人脉已解而日暮微烦，以病新差，人强与谷，脾胃气尚弱，不能消谷，故令微烦，损谷则愈。又云：夫治未病者，见肝之病，知肝传脾，当先实脾。四季脾旺不受邪，即勿补之。
又云：伤寒中风，有柴胡证，但见一证便是，不必悉具。凡用柴胡汤，但见一证便是，不必悉具者，以胃气强，表里俱和，则病自愈。故曰：上工治未病，中工治已病。
《黄帝内经》中说：胃是五脏六腑水谷精微汇聚的大海，所有的饮食物都进入胃中，五脏六腑所需的精微之气都依靠胃来供给。五种不同味道的食物各自归于其所喜的脏腑——酸味先入肝脏，苦味先入心脏，甘味先入脾脏，辛味先入肺脏，咸味先入肾脏。水谷精微和津液输布运行之后，营气卫气得以通利运行，再进一步化生糟粕废物，按照一定的次序向下传导排出。
又说：脾脏是孤立的脏腑，居于中央土的位置，向四周灌溉滋养其余脏腑。脾脏是为胃运化输布津液的器官。四肢都从胃中禀受水谷之气，但胃气不能直接到达四肢经络，必须通过脾脏的运化输布，四肢才能得到气血的滋养。
又说：人体的阳气，就像天上的太阳一样重要，如果阳气失常失去了应有的位置，人就会短折寿命而不得彰显。所以天的运行应当依赖太阳的光明照耀。苍天的清气，清净则人的意志和调，顺应这个规律则阳气固密，即使有邪气侵犯，也不能造成伤害。人体的阳气，在一日之中主宰着人体的外部活动：清晨时阳气初生，中午阳气最旺盛，傍晚阳气已经衰减，毛孔也随之关闭。所以到了夜晚应当收敛阳气，不要扰动筋骨，不要接触雾露潮湿之气。
张仲景说：病人的脉象已经平和但傍晚时分仍有轻微烦乱，这是因为大病初愈时，他人勉强让病人进食，而病人脾胃之气尚且虚弱，不能正常消化食物，所以导致轻微烦乱不适，适当减少进食量就会痊愈。又说：高明的医生治疗尚未发生的疾病，见到肝病，知道肝病会传变到脾，就应当先补益脾气以防传变。如果四季之中脾气充旺，能够抵抗邪气，就不必额外补益。
又说：伤寒或中风患者，出现柴胡汤证，只要见到一个主要症状就可以使用，不需要所有症状全部具备。但凡使用柴胡汤，见到一个适应证就可以使用的道理，是因为胃气强盛，表里之气调和，疾病就会自然痊愈。所以说：上等医生在疾病尚未形成时就加以防治，中等医生在疾病已经形成后才去治疗。
本篇是《脾胃论》中极为关键的理论奠基之作。李东垣在此篇中系统引述《黄帝内经》和《伤寒论》的经典原文，为自己的脾胃学说建立权威的理论依据，彰显了补土学派"尊经崇古"的学术品格。
东垣首先援引《素问·五脏别论》"胃者五脏六腑之海"的论述，确立胃作为全身气血生化之源的核心地位。胃受纳水谷，五脏六腑之气皆禀受于胃，这意味着胃气的盛衰直接决定了全身脏腑的功能状态。继而又引"五味各走其所喜"的理论，说明不同性味的药物和食物可以通过归经理论分别作用于不同的脏腑，为后文制方用药奠定基础。
在引述《素问·太阴阳明论》"脾为孤脏，中央土以灌四傍"及"脾主为胃行其津液"时，东垣着重强调了脾与胃的协同关系——胃主受纳，脾主运化传输，二者共同完成水谷精微的消化吸收和输布过程。"四肢皆禀气于胃而不得至经，必因于脾乃得禀"，这句话被东垣反复引用，成为其解释内伤脾胃、四肢不用的理论关键：当脾胃受损时，即使胃中有水谷，因脾失健运，精微物质无法输布到四肢经络，则出现四肢无力、肌肉消瘦等症。
在引述《素问·生气通天论》关于阳气的论述时，东垣将人身阳气与自然界的太阳相类比，强调脾胃阳气（尤其是胃阳）在一日之中的升降变化规律——平旦阳气生发，日中阳气隆盛，日西阳气衰减。这一阳气日节律理论成为东垣"升阳"治法的重要理论依据：脾胃内伤、阳气下陷时，应当在阳气升发之时（清晨至日中）使用升阳药物，顺应自然之气机。东垣著名的"补中益气汤"即遵循此理，方中升麻、柴胡升发清阳之气。
对于仲景学说的引述则更为精妙。东垣引用《伤寒论》"损谷则愈"一条，以说明大病之后脾胃之气尚弱时不可强行进食的道理，这是顾护胃气的具体临床体现。接着引用"见肝之病，知肝传脾，当先实脾"——此乃《金匮要略》首篇原文，是中医学"治未病"思想的经典表述，也是东垣"内伤脾胃，百病由生"理论的重要源头：五脏疾病可以通过五行生克关系相互传变，而脾居中土，是传变的关键枢纽，实脾则能阻断疾病传变。最后引用柴胡汤"但见一证便是"之论，东垣将其与胃气强盛联系起来解释，认为柴胡证之所以能够一证断之，根本原因在于胃气强、表里和，疾病才有自愈的基础。
此篇绝非简单的经典摘抄，而是一次精心策划的理论建构。东垣的引述策略体现了一个清晰的论证逻辑：首先以《内经》建立脾胃的生理基础（胃为海、脾行津液），接着以阳气理论引入生理节律概念，再以仲景的临床经验论证脾胃病的治疗原则（损谷、实脾、顾胃气）。这三层递进——从正常生理到生理节律再到病理治疗——构成了一个完整的理论闭环。东垣巧妙地将自己对脾胃功能的理解"嵌入"经典原文的阐释之中，使得后文提出"补中益气、升阳举陷"等创新治法时，读者自然认为这些治法有其经典渊源。这正是东垣学术的一大特色：在尊重经典的基础上进行创造性发挥，而非另起炉灶。
本篇在中医学术史上具有承前启后的关键地位——它清晰展示了从《黄帝内经》的生理观，到《伤寒论》的临床实践，再到《脾胃论》的专病专论的学术传承脉络。
一、《内经》阶段的奠基。《素问·经脉别论》说"饮入于胃，游溢精气，上输于脾，脾气散精，上归于肺"，《灵枢·五味》说"胃者，五脏六腑之海也"，这些论述奠定了脾胃为后天之本的理论基础。在《内经》的理论体系中，脾胃居于中焦，是人体气机升降的枢纽——脾气主升，将精微物质上输心肺；胃气主降，将糟粕向下传导。这一升降理论成为东垣脾胃学说的核心模型。然而，《内经》对脾胃的论述分散在不同篇章之中，尚未形成系统化的专病理论。
二、《伤寒论》阶段的临床拓展。张仲景在《伤寒论》中虽然没有专篇论述脾胃，但"保胃气"的思想贯穿全书。例如：桂枝汤服后啜热稀粥以助药力，体现了顾护胃气以助药力的思路；三承气汤中重视"胃气"之存亡以判断预后；大小建中汤、理中汤等方剂直接以温补脾胃为主。尤其是"见肝之病，知肝传脾，当先实脾"这一论述，首次明确提出了在治疗他脏疾病时预先顾护脾胃的治未病思想，这为东垣"内伤脾胃，百病由生"的理论奠定了临床基础。
三、《脾胃论》阶段的集成创新。东垣在前人基础上，将《内经》的生理模型与《伤寒论》的临床经验融为一体，创立了以脾胃为核心的内伤病辨证论治体系。他深刻认识到：金元时期战乱频仍，人民饥饱失常、劳役过度，疾病谱系发生了重大变化——外感病减少，内伤病增多。而内伤病的核心病机，东垣认为就在于脾胃元气受损，导致清阳不升、浊阴不降，进而引发全身多种疾病。这一认识上的飞跃，使得中医内伤病的辨证论治有了独立于伤寒六经辨证的全新体系。东垣提出的"火与元气不两立，一胜则一负"的著名论断，将阴火（内伤发热）的病理机制与脾胃虚损直接联系起来，这在当时是对内伤发热病机的重大突破。
四、传承脉络的现代意义。从《内经》到《伤寒论》再到《脾胃论》，脾胃学说经历了"奠基—临床验证—理论集成"的三阶段发展。这一传承告诉我们：中医理论的创新不是凭空产生的，而是在深入研读经典、结合临床实践的基础上逐步实现的。东垣的成功经验——尊经而不泥古、创新而不离宗——至今仍有重要的方法论启示。
李东垣在继承《内经》理论和仲景经方的基础上，结合自身丰富的临床经验，创制了一系列治疗脾胃内伤的有效方剂。从本篇所引经典理论出发，可以清晰看到东垣制方的理论源头与化裁思路。
一、从建中汤到补中益气汤。张仲景《伤寒论》中的小建中汤（桂枝汤倍芍药加饴糖）和大建中汤（蜀椒、干姜、人参、饴糖）是温补脾胃的经典方剂。东垣在此基础上创立了著名的补中益气汤（黄芪、人参、白术、炙甘草、当归、陈皮、升麻、柴胡）。补中益气汤的立法思想直接源于"胃者五脏六腑之海"和"脾主为胃行其津液"——脾胃为气血之源，脾胃虚损则元气不足、清阳不升，故以东垣之法：用黄芪、人参、白术、甘草补益脾胃之气，以当归养血和血，以陈皮理气和胃，更妙在升麻、柴胡二味，升发清阳之气，使补而不滞、升而不燥。与小建中汤相比，补中益气汤更强调升阳举陷，这是东垣对建中法的发展创新。
二、从理中汤到调中益气汤。理中汤（人参、干姜、白术、甘草）是仲景温中散寒的代表方。东垣在理中汤的基础上化裁出调中益气汤（黄芪、人参、甘草、苍术、木香、橘皮、升麻、柴胡），其中保留了理中汤的人参、白术、甘草以补益脾气，但以苍术替代干姜，变温中为运脾，再加入木香、橘皮行气调中，升麻、柴胡升阳举陷。这一化裁体现了东垣"补而不滞、升而不燥"的制方特点，较之理中汤的纯温中散寒，调中益气汤的适应证更加广泛，尤其适用于脾胃气虚兼有湿阻气滞的病证。
三、从泻心汤到升阳益胃汤。仲景的半夏泻心汤、甘草泻心汤、生姜泻心汤三方，主治寒热错杂之痞证，其核心病机为中焦脾胃虚弱、升降失常导致的气机痞塞。东垣的升阳益胃汤（黄芪、人参、白术、甘草、半夏、陈皮、茯苓、泽泻、防风、羌活、独活、柴胡、白芍、黄连、生姜、大枣）显然受到了泻心汤的启发——同样针对脾胃虚弱导致的气机紊乱，但东垣的治法更加丰富：不仅有补中益气的芪参术草，有和胃降逆的夏陈姜枣，还加入了羌活、独活、防风、柴胡等风药以升发阳气，茯苓、泽泻以渗利湿浊，黄连、白芍以清热和阴。这一方剂体现了东垣"升阳、益气、除湿"三法并用的制方特色，是对泻心汤法的重要发展。
四、制方思想的精髓。纵观东垣的制方思路，可以提炼出以下核心原则：一是以补脾胃之气为根本——无论何病，只要涉及内伤，必先顾护脾胃后天之本；二是以升发阳气为关键——顺应"平旦人气生，日中阳气隆"的生理节律，用升麻、柴胡、防风、羌活等风药升举清阳；三是注重升降配合——补气的同时往往配伍陈皮、木香等理气之品，防其壅滞；四是灵活化裁经方而不拘泥——取经方的法度精神，而非机械套用其药物组成。这些原则至今仍对中医临床制方具有重要指导价值。
建中汤（饴糖、桂枝、芍药、姜枣草）→ 补中益气汤（芪参术草、归陈、升柴）——由温中补虚发展为补中升阳
理中汤（人参、干姜、白术、甘草）→ 调中益气汤（芪参术草、苍术、木香、升柴）——由温中散寒发展为运脾升阳
泻心汤（夏芩连、参姜枣草）→ 升阳益胃汤（芪参术草、夏陈、风药、连芍）——由和中消痞发展为升阳益胃
本篇所阐述的脾胃理论，不仅具有深远的学术价值，更在现代临床中得到广泛应用。以下从三个方面具体说明其临床指导意义。
慢性胃炎、胃溃疡、功能性消化不良、慢性肠炎等消化系统疾病，是脾胃学说在现代临床中最直接的应用领域。根据本篇所引"胃者五脏六腑之海"和"脾主为胃行其津液"的理论，这类疾病的核心病机在于脾胃运化功能减退。临床常见胃脘胀满、纳差食少、大便不调、面色萎黄、神疲乏力等症状。治疗上以东垣补中益气汤为基础方加减：气虚明显者加重黄芪、人参用量（黄芪可用30-60克）；兼有寒象者加干姜、吴茱萸；湿浊中阻者加苍术、厚朴、藿香；气滞明显者加木香、砂仁、枳壳。对于萎缩性胃炎伴肠化生的患者，有临床报道显示长期服用补中益气汤加减，能够改善胃黏膜病变、延缓甚至逆转肠化进程，体现了"四季脾旺不受邪"的治未病思想。
慢性疲劳综合征以长期极度疲劳、休息后不能缓解为特征，伴有低热、咽痛、淋巴结肿痛、肌肉关节酸痛、记忆力下降等多种症状。根据东垣"阳气者若天与日"的理论，这种状态可以理解为人体阳气不足、升降失常导致的气血不荣。尤其是"平旦人气生"——清晨阳气本该升发，而患者却感到晨起最为疲劳，这正是清阳不升的典型表现。临床治疗以补中益气汤合升阳益胃汤化裁：用黄芪、党参、白术、炙甘草补益脾肺之气；柴胡、升麻、羌活、独活升发清阳；当归养血和血；陈皮、半夏理气和胃；兼有低热者加用丹皮、栀子清解郁热。临床研究表明，以补中益气法为核心治疗慢性疲劳综合征，总有效率可达80%以上，尤其对改善疲劳感、提高生活质量具有显著效果。
本篇所引仲景"损谷则愈"一条，为术后及大病后的康复调理提供了直接指导。外科手术、严重感染、恶性肿瘤放化疗等均会严重消耗人体的气血精微，导致脾胃功能极度虚弱。此时患者常表现为纳谷不香、食后腹胀、大便溏薄、神疲乏力、面色无华。根据东垣"胃者五脏六腑之海"的理论，康复的关键在于恢复脾胃的受纳运化功能。临床可采取以下措施：一是饮食调理，采用少食多餐、先进稀粥糜烂之品、逐步增加食物的原则，不可过早进补或强食；二是药物调理，以六君子汤或补中益气汤为基础，配合谷芽、麦芽、山楂、神曲等消导之品，循序渐进地促进脾胃功能恢复；三是顺应阳气日节律，在清晨阳气升发之时服用补益药物（如上午服用补中益气汤），以增强药效。这一康复方案充分体现了"损谷则愈"和"脾主为胃行其津液"的理论指导。
明·王肯堂《证治准绳》："东垣引经立论，章章可考。其以《内经》'胃者五脏六腑之海'为宗，以《伤寒论》'保胃气'为用，贯穿古今，自成一家。后学读《脾胃论》而不究其所本，犹入室而不由户也。"
清·叶天士《临证指南医案》："东垣之法，重于升阳。其取义于《内经》阳气若天与日，确为卓见。然脾胃之病，有伤阳者，亦有伤阴者。东垣详于升阳而略于养胃阴，故余于脾胃之治，常补东垣之未逮，以甘凉濡润养胃阴之法济之。"
清·张璐《张氏医通》："仲景有建中、理中之制，皆温补中州之法。东垣广其义而制补中益气、升阳益胃诸方，世谓得其神髓。然东垣用药偏于温燥升发，若阴虚火旺之人，宜斟酌用之，不可概施。"
近代·张锡纯《医学衷中参西录》："东垣论脾胃，最重阳气升发，此本于《内经》'春生夏长'之旨。余临证四十余年，凡遇中气下陷之证（如胃下垂、脱肛、久泻不止），投以东垣升补之法，无不获效。然东垣用药略嫌繁复，学者当取其法度而裁其方药，随证化裁，方为善学。"
日本·丹波元简《金匮玉函要略辑义》："东垣引用仲景'见肝之病，知肝传脾'一条，阐发殆尽，使治未病之旨发扬光大。然东垣更重脾而不重肝，盖因其所处金元乱世，民多饥困劳役，脾胃内伤者十之八九，故立法不得不有所偏重。学者当知其人论世，方不至于胶柱鼓瑟。"
综合历代注家的观点，可以看出对东垣脾胃学说的评价具有以下共识：一是肯定东垣继承经典、发扬经旨的学术贡献，认为他将《内经》理论与仲景临床实践有机结合，创立了独具特色的脾胃内伤辨证体系；二是指出东垣学术的侧重点——偏于升阳、温补，对胃阴不足的证治相对薄弱，叶天士的养胃阴法正是对这一不足的补充；三是指出东垣制方的时代背景——金元战乱时期脾胃内伤病的多发，使其治法偏重温补升发，后世医家在继承的同时也应灵活变通，不可一成不变地套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