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地之间，六气居焉。五运之气，周流不息。天以五运化生万物，地以六气应天而成岁功。人禀天地之气而生，故五脏之气与五运相应，六腑之气与六气相通。脾为中州，土也，位居中央，旺于四季，各十八日寄治，不得独主于时也。
春生夏长，秋收冬藏，是天地之气升降浮沉之常也。春气温和，夏气暑热，秋气清凉，冬气凛冽，此四时之正气也。然脾土之气，不主一时，而寄旺于四季之末，各十八日，共七十二日，以成岁功。土者，生万物而法天地，故脾主为胃行其津液，以灌四旁者也。
是故，春应肝而养生，夏应心而养长，秋应肺而养收，冬应肾而养藏。中央土以灌四旁，脾气散精，上归于肺，通调水道，下输膀胱。若饮食不节，寒温不适，则脾胃乃伤。脾胃既伤，则四肢百骸皆失其养，而百病丛生矣。
夫图者，陈其气运之衰旺也。阳气不足，阴气有余，则脾 gas 衰；阴气不足，阳气有余，则胃气衰。五运太过则亢，不及则衰。亢则害，承乃制，制则生化。故欲补脾者，当先顾其阳气；欲安胃者，必先和其阴气。阳升则阴降，升降和则中州安矣。
中央土位（脾胃）：寄旺于四季之末各十八日
春（肝木）→ 木旺则土衰，当抑木扶土
夏（心火）→ 火旺则土相，火能生土
秋（肺金）→ 金旺则土休，当补土生金
冬（肾水）→ 水旺则土囚，当暖土制水
五运太过不及之变：脾土衰于木运太过之时，胃气衰于燥金太过之时。四时之气，升降浮沉，各有其时；太过不及，皆为病态。
在天地之间，六种气候之气（风、寒、暑、湿、燥、火）存在着。五种运行之气（木、火、土、金、水五运）周流不息地运转着。天通过五运化生万物，地通过六气顺应天时完成一年的岁功。人禀受天地之气而出生，所以五脏之气与五运相应，六腑之气与六气相通。脾居于中州部位，五行属土，位置在中央，它旺盛于四季，在各个季节的最后十八天行使职权，不单独主管某一个季节。
春季萌生、夏季成长、秋季收获、冬季储藏，这是天地之气上升、下降、浮越、沉潜的正常规律。春季的气候温和，夏季的气候暑热，秋季的气候清凉，冬季的气候凛冽，这是四季正常的气候。然而脾土之气，不单独主管一个季节，而是寄旺于四季的末尾各十八天，共计七十二天，以完成一年的岁功。土，生养万物而效法天地，所以脾的作用是为胃输送布散津液，以灌溉滋养四旁的脏腑组织。
因此，春季对应肝脏而主养生，夏季对应心脏而主养长，秋季对应肺脏而主养收，冬季对应肾脏而主养藏。位居中央的脾土灌溉四旁，脾气将精微物质输送布散，向上输送到肺，通过通调水道的功能，向下输送到膀胱。如果饮食不加节制，寒热不适度，那么脾胃就会受到损伤。脾胃一旦受伤，那么四肢百骸都会失去营养供给，各种疾病就会因此产生。
所谓图，是陈列气运衰旺变化的图示。阳气不足，阴气有余，那么脾的气就衰少；阴气不足，阳气有余，那么胃的气就衰少。五运太过就会亢盛，不及就会衰弱。亢盛会造成损害，承接着的克制力量就会来制约它，有制约才能正常生化。所以想要补脾的，应当先顾护其阳气；想要安胃的，必须先调和其阴气。阳气上升则阴气下降，升降调和那么中焦脾胃就安和了。
本篇是李东垣《脾胃论》中极为重要的一篇理论性文章，其核心是通过五运六气学说来阐释脾胃之气的盛衰变化规律。"气运衰旺图说"的"气"指天地之气与人身之气，"运"指五运（木火土金水五者的运行变化），"衰旺"即盛衰消长，"图说"则是以图示配合文字解说的形式来阐明理论。
东垣在此篇中深刻继承了《黄帝内经》中运气学说的精髓，将五运六气理论与脾胃生理病理紧密结合。他认为，天地有五运六气之流转，人有五脏六腑之相应，而脾胃作为"中央土"，在运气流转中扮演着枢纽角色。五运之中，土运居中央而灌溉四旁，与其他四运形成生克制化的复杂关系。木运太过则克土，导致脾气衰弱；火运太过虽能生土，但壮火食气亦可损伤脾胃；金运太过则土之子气过盛，反侮其母；水运太过则土被水克，脾阳受困。这种五运与脾土的相互关系构成了理解脾胃病发病规律的理论基础。
东垣特别强调"脾不主时"而"寄旺于四季之末各十八日"的观点，这一思想源自《素问·太阴阳明论》。他指出，脾土不像其他四脏那样有专属的季节，而是在春夏秋冬四季之末各主十八天，合计七十二日。这种"不主时"的特性恰恰体现了脾土"灌四旁"的中枢作用——它不偏于一隅而周流全身，不专于一时而贯通四时。脾的这种特殊性决定了脾胃病的治疗不能简单地按季节论治，而必须从气运的整体格局出发，把握升降浮沉的动态平衡。
关于"气运图"，东垣在篇中所说的图并非一张静态的图画，而是一种动态的理论模型。它以五运流转为经，以四时升降为纬，以脾胃中州为核心，构建了一个阐述人体气机变化的理论框架。在这个框架中，春之升、夏之浮、秋之降、冬之沉是正常的气机运动规律，而脾胃正是这个升降浮沉运动的枢纽。脾气主升，把精微物质上输于心肺；胃气主降，将糟粕下输于肠道膀胱。如果这个枢纽功能失常，就会出现"清气在下，则生飧泄；浊气在上，则生䐜胀"的病理状态。
东垣的"气运衰旺图说"实际上构建了一个以脾胃为中心的人体气机模型。在这个模型中，脾胃所代表的"中央土"不仅仅是解剖学意义上的脏器，更是人体气机升降出入的调控中枢。他巧妙地将《内经》中关于"升降出入，无器不有"的观点与运气的周期性变化结合起来，形成了独特的脾胃病机理论。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东垣在此篇中通过运气学说为"补脾胃、升阳气"的治疗大法提供了理论依据。他指出，四季之中，唯有长夏（夏秋之交）是脾土当令之时，此时湿气偏盛，最容易困阻脾阳。因此东垣在治疗中尤其注重使用风药升阳，以风能胜湿、风能升阳的理论为基础，创制了补中益气汤、升阳益胃汤等一系列名方。这些方剂的制方思路，从根本上说都是建立在"气运衰旺"的理论基础之上的。
东垣在本篇中从五运六气的高度，系统分析了四时气运变化对脾胃的影响及其发病规律，构建了一套完整的气运病机理论体系。
春季属木，五脏应肝。在正常生理状态下，春之生气有助于脾土的运化功能。但如果木运太过（如岁木太过之年，或肝气素旺之人），则会出现"木旺乘土"的病机变化。临床表现为：一方面肝气郁结或肝火亢盛，出现胁痛、易怒、头晕目眩等症；另一方面脾胃受克而见纳呆、腹胀、腹泻或便秘等消化系统症状。东垣特别指出，春季治疗脾胃病不能单纯补脾，必须结合疏肝理气，使木气条达而不横逆克土。同时，春季阳气始升，若人体阳气不足，春气不得应时升发，亦可导致脾气不升、清阳下陷的病证。
夏季属火，五脏应心。火为土之母，正常情况下心火生脾土，有助于脾胃的运化功能。然而，夏季也存在着两种主要的致病因素：一是壮火食气——暑热太过则耗气伤津，导致气阴两虚，脾胃运化无力；二是湿邪困脾——夏季（尤其长夏）湿气偏盛，湿性重浊粘滞，最易困阻脾阳，导致脾不运湿、湿浊内生的病理状态。东垣认为，夏季脾胃病的特点往往是"湿热相合"为患，治疗上既要清暑化湿，又要顾护脾胃之气，不可过用寒凉损伤中阳。
秋季属金，五脏应肺。金为土之子，在生理上脾土生肺金。秋季病机变化有两个主要方面：一是秋燥伤阴——燥气偏盛则伤肺胃之阴，出现口干咽燥、干咳少痰、胃纳不佳等症；二是土不生金——如果脾胃本虚，则不能生养肺金，导致肺气亦虚。这也是东垣特别注意"培土生金"治法的理论依据。此外，秋季是阳气开始收敛下降的季节，若肺气肃降失常，也会影响到胃气的和降功能。
冬季属水，五脏应肾。水为土之所不胜（水克土）。冬季寒水之气偏盛，若人体阳气不足，则容易出现"水盛侮土"的病机变化。临床表现为：畏寒肢冷、腰膝酸软、大便溏泄、完谷不化、水肿等脾肾阳虚证候。东垣强调，冬季治疗脾胃病必须重视温补肾阳，因为肾阳为一身阳气之根本，肾阳足则脾阳得温、运化有力。他在制方时常配伍温补肾阳的药物如肉桂、附子等，正是基于这一病机认识。
李东垣在本篇中，根据气运衰旺的理论提出了具有高度指导意义的制方原则。这些原则不仅是理解东垣众多传世名方（如补中益气汤、升阳益胃汤、调中益气汤等）的关键，更是东垣学术思想中最为宝贵的部分——将运气理论落实到方剂创制中的具体方法。
东垣认为，脾主升清、胃主降浊，但脾胃之病多以脾气不升为根本。因此，他的制方总则以"升阳"为核心。即使在需要降浊的情况下，也往往以升清为前提。这一思想体现在补中益气汤中，以黄芪、人参、白术补气健脾为君，柴胡、升麻升举清阳为佐使，使清阳上升则浊阴自降。东垣强调，升阳药的使用必须顺应春升、夏浮之气运规律，借助天时以助药力，如春季用药升发、夏季用药浮散，都与四时气运相应。
东垣提出了著名的"甘温除大热"理论。他认为脾胃气虚所导致的发热，不同于外感发热，其病机在于清气下陷、郁而化热。治疗这种内伤发热，不可用苦寒直折，而应当用甘温之剂补益脾胃，使清阳上升，郁热自散。这一治法的代表作就是补中益气汤，方中黄芪、人参、甘草、白术等甘温之品补益脾胃元气，配以升麻、柴胡升举清阳，使"阳升则热自退"。
东垣特别强调制方用药必须顺应四时气运的变化，体现了因时制宜的治疗原则。他在本篇中指出：春季用药宜加风药（如羌活、防风、升麻），以顺应春气之生发；夏季用药宜加暑药（如葛根、泽泻、白术），以清解暑湿之困；秋季用药宜加润药（如麦冬、五味子），以润肺燥而敛肺气；冬季用药宜加热药（如肉桂、附子），以温阳散寒。这种因时制方的思想在后世温病学派中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和完善。
东垣制方的另一个重要原则是"调其升降，安其中州"。他认为，脾胃居于中焦，是全身气机升降的枢纽。如果升降失常，清气在下则生飧泄，浊气在上则生䐜胀。因此制方的目标在于恢复中焦气机的正常升降。具体而言，东垣喜用升麻、柴胡以升清阳，用茯苓、泽泻以降浊阴，用陈皮、木香以理气和中，使清升浊降，中州自安。这种"调升降以安中州"的思路，是东垣制方理论中最具特色和实用价值的内容之一。
《气运衰旺图说》中蕴含的理论不仅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在现代临床中也有着广泛的指导意义。以下从三个方面阐述该篇理论的现代临床应用：
在现代临床中，慢性胃炎、功能性消化不良、肠易激综合征等慢性胃肠疾病发病率极高，且往往反复发作、迁延难愈。运用东垣的气运衰旺理论，可以根据患者的发病季节、症状特点与四时气运的关系来制定个体化的治疗方案。例如，春季发作或加重的胃肠疾病，多与肝木克土有关，治疗上在健脾益气的同时加入柴胡、白芍、香附等疏肝理气之品；长夏季节发病者，多与湿热困脾有关，宜用升阳益胃汤加减，配伍苍术、茯苓、泽泻等化湿醒脾之品；冬季发病者，多与脾肾阳虚有关，宜在补脾方中加入益智仁、补骨脂、肉桂等温补肾阳的药物。这种因时运而治的思路，大大提高了慢性胃肠疾病的临床疗效。
东垣提出的"甘温除大热"理论，在现代临床中被广泛应用于各种内伤发热性疾病。临床上常见一些不明原因的长期低热患者，多见于体质虚弱者或大病之后，症见身热自汗、倦怠乏力、食少便溏、舌淡脉虚。这类发热用常规的清热泻火法往往无效，反而加重病情。应用东垣补中益气汤加减治疗，往往收到良效。此外，现代研究也证实，甘温除热法对肿瘤患者术后或放化疗后出现的低热、虚热也有较好疗效。还有学者将这一理论应用于自身免疫性疾病（如系统性红斑狼疮、类风湿关节炎等）的治疗，在调节免疫功能的同时改善患者的全身状态。
现代医学的代谢综合征（包括肥胖、高血糖、高血脂、高血压等）与中医的脾虚湿盛、清阳不升有着密切的内在联系。东垣在《气运衰旺图说》中所论述的"脾气散精"功能失常，恰恰与现代医学中糖脂代谢紊乱的病理机制高度吻合。临床研究表明，以补中益气汤、升阳益胃汤等东垣名方为基础方，根据患者不同体质和季节气运变化进行加减，对于改善胰岛素抵抗、降低血脂、减轻体重、调节血压等都有显著效果。尤其是在长夏季节（7-8月），运用升阳化湿法配合饮食调理治疗肥胖和代谢综合征，往往可以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这充分体现了东垣"因时制宜"、"顺应气运"治疗原则的现代价值。
明代·王肯堂《证治准绳》："东垣立气运衰旺图说，盖本于《素问》五运六气之旨而推明之。其意以为脾胃之气衰旺，系于四时之运，而治法亦当因时以制方，此深得《内经》之奥者也。后之医者，但知补脾胃，而不知因时运气以用药，犹治丝而棼之也。"王氏认为东垣的运气理论深刻理解了《内经》的精髓，并批评后世医者只知道补脾胃而不懂得因时运气用药。
清代·叶天士《临证指南医案》："东垣之法，以脾胃为中州，以升降为枢纽。其气运衰旺之说，尤能发前人所未发。余治内伤杂证，每师其意而不泥其方。盖脾阳不升者，宜东垣之升阳法；胃阴不降者，则又当以甘凉濡润为要。"叶天士高度评价东垣的气运衰旺理论，同时指出临床运用时既要师其意又要灵活变通，不可拘泥。叶氏更补充了胃阴学说的内容，丰富和发展了脾胃学说。
清代·张璐《张氏医通》："东垣气运衰旺图说，以五运六气配五脏六腑，而以脾胃为中土之主。其论四时脾胃衰旺之理，尤为精辟。然读东垣书者，须知其立言之意在于补前人之未备，而非谓诸病皆由脾胃而生也。医者当察其虚实，审其兼夹，不可偏执一端。"张璐提醒后学，东垣立论虽精，但不可偏执，仍需辨证论治。
近代·张锡纯《医学衷中参西录》："东垣谓脾气升则健，胃气降则和，此千古不易之论也。观其气运衰旺图说，以四时升降浮沉论脾胃，实能将人身气化与天地气化贯通为一。吾人治脾胃病，当知升其清阳即所以降其浊阴，补其中气即所以调其运气，此东垣不言之秘也。"张锡纯进一步阐释了东垣升降理论的深层内涵，认为升清阳是降浊阴的前提，补中气是调运气的基础。
现代·丁光迪《东垣学说论文集》："东垣气运衰旺图说，看似玄奥，实则具体。其核心在于强调脾胃气机升降与四时气运变化的同步关系。临床实验证明，按照东垣因时制方的原则治疗脾胃病，确实比不分季节的固定方药治疗效果更好。这不仅是中医整体观念的体现，更为现代时间医学提供了宝贵的历史经验。"丁光迪从现代临床研究的角度肯定了东垣运气理论的实用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