予尝见世俗以吐药疗疾者，每见脾胃虚弱之人，亦妄用之，殊不知吐药大损胃气。夫人身以胃气为本，脾胃既虚，而复以吐药损之，是重虚也。且吐法虽能去邪，然必元气实者乃可用之。若脾胃虚弱之人，谷气不充，中气不足，而复吐之，则中气愈虚，变证百出，岂可妄施耶？
盖吐法者，本为实邪壅塞上焦而设，如食积、痰饮、霍乱等证，其脉实、形实者，方可施用。若其人面黄肌瘦，饮食少进，四肢无力，肌肉不荣，脉来虚弱，此脾胃虚也，当以温中补气为要，岂可复行吐法？
经云："无盛盛，无虚虚。"此之谓也。凡用吐药，须审察虚实，不可轻率。虚者补之，实者泻之，此医道之常也。若虚而吐之，则正气愈衰，邪反乘虚而入，为害甚大。
又有病后、产后、老弱之人，胃气本弱，尤不可妄用吐法。若误用之，轻则饮食不进，重则呃逆不止，甚至元气脱绝，不可救也。医者当以此为戒。
且夫吐药之用，必其邪在膈上，病势迫急，非吐不解者，乃可用之。若稍涉疑虑，便当以平和之剂调理，切不可贪功而轻用吐法，以贻后悔。
故曰：脾胃虚者，不可妄用吐药。医者于此，当三复斯言。
我曾经看到世俗的医生用催吐药治疗疾病，每当遇到脾胃虚弱的人，也不加辨别地滥用吐法，却不知道吐药会严重损伤胃气。人体以胃气为根本，脾胃已经虚弱，再用吐药去损伤它，这是使虚弱的身体更加虚弱。况且吐法虽然能够祛除病邪，但必须是元气充实的人才能使用。如果是脾胃虚弱的人，水谷精微之气不充足，中气已然亏虚不足，再使用吐法，就会使中气更加虚弱，产生各种各样的变证，怎么能够随意使用呢？
吐法原本是为实邪阻塞上焦而设立的，比如食积停滞、痰饮壅塞、霍乱吐泻等证，必须是脉象充实、形体壮实的人，才可以施用。如果患者面色萎黄、形体消瘦、饮食减少、四肢无力、肌肉不荣润、脉象虚弱无力，这是脾胃虚弱的表现，应当以温中补气为治疗重点，怎么能够反而使用吐法呢？
经典上说："不要使实证更实，不要使虚证更虚。"说的就是这个道理。凡是使用吐药，必须仔细审查辨别虚实，不可轻率从事。虚证用补法，实证用泻法，这是医道的基本法则。如果是虚证却用吐法，就会使正气更加衰弱，邪气反而会乘虚而入，造成的危害非常大。
还有病后、产后、年老体弱的人，胃气本来已经虚弱，尤其不能妄用吐法。如果误用了吐法，轻则导致饮食不进，重则引起呃逆不止，甚至元气竭绝，无法挽救。医生应当以此作为警戒。
而且吐药的使用，必须是病邪在膈之上，病情迫急，非用吐法不能解除的，才可以使用。如果稍有疑虑，就应当用平和的方药进行调理，千万不可贪图功效而轻率使用吐法，留下后悔。
所以说：脾胃虚弱的人，不可随意使用吐药。医者对于这个道理，应当反复深思。
李东垣在本篇中旗帜鲜明地批判了当时医界滥用吐法的时弊，从脾胃学说的核心理论出发，深刻阐述了脾胃虚证禁用吐法的病理生理学依据。东垣认为，人体生命的根本在于"胃气"，脾胃为后天之本，气血生化之源，五脏六腑皆禀气于脾胃。而吐法的本质是通过催吐使胃气上逆，强行排出胃内容物，这一过程本身就会直接损伤胃气，导致中气更加虚馁。
东垣的论证逻辑层层递进：首先指出吐法大损胃气的根本特性，奠定了"不可妄用"的基础；其次区分"可吐"与"不可吐"的界线——吐法为实邪而设，虚人绝不可用；然后引用《内经》"无虚虚"的经训作为理论支撑；最后补充病后、产后、老弱等特殊人群的禁忌，使论证更加严谨完整。这种从理论到临床、从普遍到特殊的论证方式，充分体现了东垣辨证论治的严谨态度。
东垣特别强调了"审察虚实"这一辨证关键。在临床实践中，同一症状可能呈现不同的证候本质，比如恶心欲吐，实证多由食积、痰饮、宿食等引起，虚证则多由脾胃虚弱、清气不升所致。若不加辨别，见吐即用吐法，无异于火上浇油、雪上加霜。东垣此论的深层用意，在于告诫医者不可见症治症，而应深究病本，审证求因。
东垣此论表面上是讨论吐法的禁忌，实则反映了其脾胃学说的核心指导思想——"人以胃气为本"。在《脾胃论》全书中，东垣反复强调脾胃在人体生理病理中的中心地位，而本篇则从"治法禁忌"的角度进一步深化了这一思想。东垣并非完全否定吐法的治疗价值，而是强调使用吐法必须具备严格的适应证，即"实邪壅塞上焦"且"脉实形实"。这种"有是证则用是法"的辨证精神，恰恰是中医临床思维的精髓所在。
值得深思的是，东垣不单是批评吐法的滥用，更深层的用意在于揭示一个普遍的治疗原则：任何治法都必须以患者的正气盛衰为依据。即使是对证的治法，也需考虑患者的承受能力；若不顾正气而妄施攻伐，即使是最有效的治法也会成为害人之术。这一思想对于今天的临床实践同样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吐法损伤胃气的病机可从多个维度加以分析。从气机升降的角度看，胃气以通降为顺，而吐法强制胃气上逆，与胃气的生理特性完全相反。在脾胃功能正常、元气充实的情况下，偶尔使用吐法，胃气尚可自行恢复；但在脾胃本虚的情况下，胃气已经无力维持正常的通降功能，此时再强行催吐，会使本已虚弱的胃气更加紊乱，气机升降失常，中气下陷与胃气上逆并见，形成复杂的病理局面。
从气血生化角度看，脾胃为气血生化之源，胃气受损则纳运失职，水谷精微不能正常运化吸收，气血生化乏源。脾胃虚者本已存在气血不足的问题，误吐之后胃气更伤，饮食不进，气血生化之源断绝，轻则面色萎黄、形体日瘦，重则正气衰败、百病丛生。东垣特别提到的"呃逆不止"，即是胃气将绝的危重信号，提示医者吐法之害不可轻视。
从虚实辨证的角度分析，东垣指出吐法本当用于实证，而虚证用之则犯"虚虚"之戒。这里的辨证关键在于：同样是恶心欲吐或胸脘痞闷，实证与虚证的治疗原则截然相反。实证吐之则邪去正安，虚证吐之则正愈虚而邪愈盛。东垣告诫医者不可只看到"病邪"的一面，更要看到"正气"的一面，治疗的根本目的不是单纯的祛邪，而是恢复阴阳平衡，使正气来复。对于脾胃虚证而言，"补"是根本大法，"攻"是权宜之计，不可本末倒置。
李东垣在本篇中从正反两个方面详细论证了吐法的适应证与禁忌证，形成了清晰的证候鉴别体系。从禁忌证的角度看，以下情况皆不可妄用吐法：
第一，脾胃虚弱证是吐法的首要禁忌。其典型表现为面黄肌瘦、饮食少进、四肢无力、肌肉不荣、脉来虚弱。这些症状的共同本质是脾胃运化功能低下，气血生化不足。在此类证候中，即使患者出现恶心、胸痞等类似实邪阻滞的表现，也多是因虚致实、因虚致滞，而非真正的实证，切不可误用吐法。
第二，病后、产后及年老体弱者，胃气本已虚弱，是吐法的高危人群。疾病消耗正气，产后气血大亏，年老则天癸已竭、脏腑功能衰退，这三种情况下的共同特点是生理性的正气不足，对攻伐性治法的耐受性极低。即使确有实邪，也当权衡攻补，不可贸然使用吐法。
第三，脉象虚弱而无实邪确据者，不可用吐法。脉象是判断虚实的重要依据，脉实者正气尚充、可受攻伐；脉虚者正气已亏、不耐攻伐。若脉象虚弱而见胸脘不适，多属中气不足、清气不升所致，治当补中益气、升阳举陷，而非吐法所宜。
误用吐法的变证可分为轻重两个层次。轻者表现为胃气受损、纳运失常，出现饮食不进、恶心欲呕、脘痞腹胀等症；重者则表现为胃气上逆之极——呃逆不止，甚至元气脱绝。东垣以"不可救也"四字警示，足见其对此问题的重视程度。这些变证的产生机制在于：吐法不仅耗伤胃中阳气，更使胃中津液随之大量丢失，气阴两伤，严重时可致胃气败绝。
临床鉴别实邪可吐与虚证禁吐的关键在于四诊合参：实证多见脉实有力、形体壮实、发病急骤、胸膈满闷拒按，吐后觉舒；虚证多见脉虚无力、形体消瘦、病程较长、胸脘痞闷喜按，吐后更觉不适。此外，舌象也具有重要参考价值，实证舌苔多厚腻，虚证舌质多淡胖、边有齿痕。东垣强调的"审察虚实"四字，实为临证运用吐法的最高原则。
李东垣在批判吐法滥用的同时，也为脾胃虚证确立了正确的治疗法则。脾胃虚弱之证，治疗方法应遵循以下原则：
第一，补中升阳为基本大法。东垣认为，脾胃虚弱的核心病机是中气不足、清阳不升。因此，治疗的根本在于补益中气、升发清阳。其代表方剂为补中益气汤，以黄芪为君补脾肺之气，人参、白术、炙甘草益气健脾，当归养血和营，陈皮理气和胃，升麻、柴胡升举清阳。全方补而不滞、升而不浮，深合脾胃虚证的病机特点。
第二，以甘温之剂为主，慎用苦寒攻伐。脾胃虚弱者，阳气已然不足，若再以苦寒之品损伤阳气，则中气愈陷。东垣主张以甘温益气为基本用药原则，即使用到清热之品，也当配以益气升阳之药，以顾护胃气。这与吐法形成鲜明对比：吐法是用药力强行催吐，属于攻伐之法；而补中升阳法是通过培养正气，使脾胃功能自行恢复。
第三，权衡标本缓急，灵活施治。如果脾胃虚证中夹有实邪，如食积不化、湿浊内停等，东垣主张在补益的基础上适当配伍消导化湿之品，但不可喧宾夺主。其治疗思路是"扶正以祛邪"，通过增强脾胃自身的运化功能来消除病理产物，而非直接使用攻伐之品。这一思路在《脾胃论》的多个方剂中都有体现，如枳术丸以白术补脾为主、枳实消痞为辅，正是补中兼消的典型范例。
东垣关于脾胃虚证禁用吐法的论述，在现代临床中仍具有重要的指导价值。虽然现代医学已很少使用传统的催吐疗法，但吐法的精神实质——强力攻伐、不顾正气的治疗思维——在临床各科中仍时有体现。以下是东垣这一思想在现代临床中的具体运用指导：
在现代临床中，东垣此论的深层启示在于：任何治疗手段都应当以患者的正气状态为根本依据。在患者正气已虚的情况下，即使是最有效的治疗方法，若不顾正气而用之，也可能带来严重的后果。这一"以人为本"的治疗理念，与现代医学的"个体化治疗"和"精准医学"在精神上是高度一致的。
王好古《此事难知》："东垣云：吐法大损胃气。予观今人治伤寒、温病，不问虚实，概以瓜蒂散吐之，死者不可胜计。盖吐法惟宜于实邪在上，脉与证俱实者。若虚人用之，祸不旋踵。"王好古作为东垣的弟子，进一步阐发了其师的学术思想，并将吐法禁忌扩大到伤寒、温病领域，指出当时医界不问虚实滥用吐法的严重危害。
张元素《医学启源》："吐法为治上焦实证之法，若中气不足之人，胸中虽满，不可吐之，恐损胃气。"张元素是李东垣的老师，易水学派的创始人，其关于吐法禁忌的论述被东垣继承和发展。张元素注重脏腑辨证、强调顾护脾胃的学术思想，对东垣创立脾胃学说产生了深远影响。
张介宾《景岳全书》："凡病在上焦，实邪壅滞者，可用吐法。若中气虚弱、脉息无力者，切不可用。盖吐法虽能去邪，亦能伤正，此东垣之格言也。"张介宾为明代温补学派代表人物，其对东垣脾胃学说的继承体现在重视正气的温补思想。张氏进一步强调了吐法伤正的双重性，认为在正气不足的情况下，吐法祛邪之功远不及其伤正之害。
吴鞠通《温病条辨》："治上焦如羽，非轻不举"，吴氏在温病治疗中主张轻清宣透之法，反对滥用吐法攻伐。虽然吴鞠通主要研究温热病，但其对上焦病证的治疗思想与东垣此论有相通之处——都强调在治疗上焦病证时要顾护正气，不可轻用攻伐。吴氏的"轻法"思想可视为对东垣"不可妄用吐药论"在温病学领域的延伸与发挥。
叶天士《临证指南医案》：叶天士在治疗脾胃病时特别注重"养胃阴"与"护胃气"的结合，其临床实践中对于脾胃虚者极少使用吐法。叶氏云："胃以通降为顺"，若胃气本虚而复行吐法，则通降之功尽失。叶氏在临床中善于运用甘凉濡润之品养胃阴、甘温益气之品复胃气，深得东垣"顾护胃气"的精髓。其"胃阴学说"在一定程度上是对东垣脾胃学说的补充与发展，两者结合可以更全面地指导脾胃病证的治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