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经》云：心者，君主之官，神明出焉。凡喜怒忿悲忧思恐惧，皆损元气。夫阴火之炽盛，由心生凝滞，七情不安故也。心脉者，神之舍，神者，心之用也。心君不宁，化而为火，火者，七神之贼也。故曰：阴火太盛，经营之气，不能颐养于神，乃脉病也。神无所养，津液不行，不能生血脉也。心之神，真气之别名也，得血则生，血生则脉旺。脉者，神之舍也。若心生凝滞，七神离形，而脉中唯有火矣。善治斯疾者，惟在调和脾胃，使心无凝滞，或生欢欣，或逢喜事，或天气暄和，居温和之处，或食滋味，或见可欲事，则慧然如无病矣。盖胃中元气得舒伸故也。
《黄帝内经》说：心，如同国家的君主，主宰全身，精神意识思维活动都是从心产生出来的。凡是喜怒哀乐、愤怒悲伤、忧思恐惧等情绪过度，都会损伤人体的元气。阴火之所以炽盛，是因为心产生了凝滞阻滞，七情不得安宁所致。心脉是精神所居之处，精神是心的功能表现。心君不安宁，就会化为火邪，这种火是损伤七神的贼邪。所以说：阴火太过于旺盛，原本滋养周身的营气就不能颐养精神，于是脉就会生病。精神得不到滋养，津液就不能正常运行，也就不能化生血脉了。
心的神明，其实就是真气的别名，得到血液的滋养才能生存，血液充盛则脉搏有力。脉，是精神安藏的地方。如果心生凝滞阻滞，七神就会离开形体，那么脉中就只有火邪了。善于治疗这种疾病的人，关键在于调和脾胃，使心没有凝滞阻滞。比如让人产生欢欣喜悦的情感，遇到喜事，或者天气温暖和煦、居住在温和的环境中，或者享用美味的饮食，或者见到令人愉悦的事物，这样患者就会神清气爽，好像没有病一样了。这是因为胃中的元气得以舒展畅通的缘故。
本篇为李东垣《脾胃论》中极为重要的一篇论述，集中体现了东垣"心身同治"的学术思想。李东垣在此篇中深刻阐述了心与脾胃之间的生理联系与病理影响，提出了"安养心神以调治脾胃"的独特治疗思路，为中医心脾同治理论奠定了坚实基础。
从生理层面来看，心为君主之官，主血脉而藏神明。脾胃为后天之本，气血生化之源。心所主之血液，来源于脾胃所运化的水谷精微；而脾胃的运化功能，又依赖心之君火（即心阳）的温煦和心神的主宰调节。二者在生理上相互为用、相辅相成。心主血脉，血液的运行靠心气的推动，而血是神的物质基础；脾胃主运化，化生水谷精微以充养血脉。因此，心的功能正常与否，直接影响到脾胃的运化功能；反之，脾胃功能的盛衰，也直接关系到心血的盈亏和心神的安否。
从病理层面分析，李东垣指出，七情过极，尤其是思虑过度、忧愁不解、喜怒无常，均会导致心气郁结、心神不宁，进而"心生凝滞"。心气一旦凝滞，君火不明，则阴火（即相火、元气之贼）乘机炽盛。阴火炽盛反过来进一步扰乱心神，消耗元气，形成一个恶性循环。而脾胃作为气机升降的枢纽，最容易受到这种心身失调的影响。东垣特别强调，阴火的产生根源在于"心生凝滞，七情不安"，也就是说情志失调是导致阴火内生的根本原因。这一认识将情志因素提升到了脾胃病发病机制的核心位置。
在治疗上，李东垣提出了明确的方针："善治斯疾者，惟在调和脾胃，使心无凝滞。"这里包含了两层含义：一是直接治脾胃，通过健运脾胃来化生气血，使心神有所养；二是通过调畅情志、安养心神来间接治脾胃。东垣尤其强调了后者，提出了一系列安养心神的具体方法——让患者产生欢欣喜悦的情感、遇到喜事、处于温暖和煦的环境中、享用美味饮食、见到令人愉悦的事物等。这些看似简单的日常行为，在东垣看来都有着深刻的治疗意义，其本质在于使"胃中元气得舒伸"。因为心神安宁则气机调畅，气机调畅则脾胃升降有序，脾胃升降有序则元气自能舒伸，元气舒伸则阴火自然潜降。
李东垣的"心脾同治"理论是对《内经》"心者君主之官"理论的深化和发展。《内经》确立了心在五脏中的君主地位，但并未具体论述心与脾胃之间的病理传变关系。东垣在此基础上，结合自己的临床实践，创造性地提出了"阴火"学说，将心的功能失调与脾胃的病理变化紧密联系起来。这一理论具有极高的临床指导价值：首先，它突破了单纯从脾胃论治脾胃的局限，将治疗视野扩展到了心身层面；其次，它强调了情志调摄在脾胃病治疗中的重要性，这与现代心身医学的理念高度吻合；再次，它揭示了"以喜胜忧"的情志治疗原理，为中医情志疗法提供了理论依据。东垣此篇所倡导的"安养心神调治脾胃"法，实则是中医"治病求本"思想在脾胃病领域的具体运用——不只治已病之脾胃，更治致病之源之心神。
李东垣在本篇中深刻揭示了思虑伤脾的病理机制。从中医理论来看，"思则气结"，过度的思虑会导致气机郁滞不畅。脾在志为思，正常的思考活动有助于脾胃的运化功能，但过度的、持续的思虑则会直接损伤脾的功能。思虑过度首先伤及心脾两脏：一方面，思虑耗伤心血，心主血脉和神明的功能受损，导致心神失养、神不守舍；另一方面，思则气结，脾主运化和升清的功能受到抑制，导致气血生化乏源。心脾之间在病理上形成了恶性循环——心血不足则脾失健运，脾失健运则气血化生不足，气血不足则心神更加失养。
李东垣特别指出，这种心脾两虚的病理状态以"心生凝滞"为关键环节。心气凝滞则血脉不通，血脉不通则神无所养，神无所养则津液不行，津液不行则不能生血脉。这是一个环环相扣的病理链条，其始动因素在于心神的不安与凝滞。因此，东垣认为治疗此类疾病不能仅仅着眼于补脾，而必须同时"使心无凝滞"。
李东垣关于君火与阴火关系的论述，是其学术思想的核心内容之一。所谓君火，即心之阳气，属正常生理之火，具有温煦全身、主持神明的作用。君火以明为要，明则心神安泰，脏腑安和。所谓阴火，是相对君火而言的病理之火，实即相火之变为贼邪者。在生理状态下，相火藏于下焦，温养脏腑，为元气之用；但在病理状态下，特别是"心生凝滞、七情不安"时，君火不明，相火失位，上冲而为阴火。阴火一旦炽盛，便成为"七神之贼"，进一步扰乱心神、消耗元气、损伤脾胃。
东垣在此篇中对君火与阴火的关系做了精辟的阐释：心君安宁则阴火潜降，心君不宁则阴火炽盛。君火与阴火之间是一种此消彼长的关系——君火明则阴火伏，君火暗则阴火张。阴火的本质是"元气之贼"，其产生与七情失调、饮食不节、劳倦过度等因素密切相关，而情志因素在其中起着决定性作用。东垣强调，阴火一旦形成，便会通过损伤脾胃之气而进一步消耗元气，导致各种疾病的发生。因此，控制阴火的关键在于两个方面：一是恢复君火之明，即安养心神；二是健运脾胃之气，使气机升降有序，阴火自然潜降。
根据李东垣在本篇中的论述，心脾两虚证的临床表现可以从心神、脾胃、血脉三个方面进行系统分析。
心神方面的表现：心脾两虚患者首先表现为心神不宁的症状，如心悸怔忡、失眠多梦、健忘恍惚、注意力不集中、情绪低落或烦躁不安。东垣指出，这些症状的根本原因在于"神无所养"，心脉失于濡养，心神不能安藏于脉中。患者常伴有精神疲惫、意志消沉、对外界事物缺乏兴趣等表现，这与东垣所说"七神离形"的描述相符。在严重的情况下，患者可能出现焦虑、惊恐等更为明显的情志障碍。
脾胃方面的表现：思虑伤脾，脾失健运，则出现食欲不振、食后腹胀、脘腹痞满、大便溏薄或便秘交替等症状。患者常感四肢乏力、肌肉消瘦、面色萎黄无华。由于脾主升清的功能受损，清阳不升，还可出现头晕目眩、气短懒言等症状。东垣特别指出，这类患者往往在进食后症状加重，因进食后需要消耗更多的脾胃之气进行运化，而脾胃之气本已虚弱，运化无力，故食后诸症加重。
血脉方面的表现：心主血脉，脾为气血生化之源，心脾两虚则血脉失养。患者可出现面色苍白或萎黄、口唇色淡、爪甲不荣、皮肤干燥等血虚表现。脉象上常见细弱无力或虚数之脉。部分患者还可出现月经量少、色淡、延期等妇科症状。值得重视的是，东垣特别强调了"脉中唯有火矣"的脉象变化——在阴火炽盛的情况下，脉象不仅细弱，还可能出现虚数、虚大等假象，这是阴火充斥脉道、烧灼营血的表现。临证时需仔细鉴别脉象的真假虚实，不可被假象迷惑。
心脾两虚证与单纯的脾气虚证或心血虚证有所不同。单纯的脾气虚证主要表现为消化系统的症状，如食欲不振、腹胀便溏等，但心神方面的症状不明显；单纯的心血虚证则主要表现为心悸失眠、面色苍白等，但消化系统的症状不突出。心脾两虚证是二者的叠加，表现为心神不宁和脾失健运两大症状群同时存在。此外，在阴火炽盛时，还可出现虚火上炎的表现，如心烦口干、舌红少苔、脉象虚数等，需与实火证仔细鉴别。
李东垣在本篇中虽然没有直接列出具体方剂，但提出了明确治疗原则：安神与补脾并用，以达到"调和脾胃，使心无凝滞"的治疗目标。这一制方原理可以从以下几个层面来理解。
安神与补脾的协同关系：东垣认为，安神与补脾不是两个孤立的治疗手段，而是相互为用、相辅相成的。补脾可以化生气血，气血充足则心神得养，心神得养则君火自明，君火明则阴火伏，阴火伏则脾胃之气不受其害，脾胃功能自能恢复。因此，补脾即所以安神，安神即所以补脾，二者在本质上是一体的。这种治疗思路体现了中医"治病求本"的思想——不从脾胃治脾胃，而是从心神层面调治脾胃。
补脾为主、安神为辅的方剂结构：东垣在《脾胃论》其他篇章中的方剂结构也体现了这一原则。例如，在补中益气汤中，黄芪、人参、白术、甘草补脾益气为主，配伍升麻、柴胡升举清阳，而当归养血和血以安心神。又如归脾汤（虽为后世方，但秉承东垣法度），以四君子汤补脾益气为基础，加黄芪、当归补气养血，配酸枣仁、远志、龙眼肉安神定志，充分体现了安神与补脾并用的制方思路。
调畅情志的药物运用：东垣在制方中特别注重使用具有调畅情志作用的药物，如柴胡、升麻等升散之品，不仅可以升举清阳，还具有疏肝解郁、调畅气机的作用。气机调畅则心神舒泰，心情愉悦，这与东垣提出的"生欢欣"、"逢喜事"等情志调养方法是一致的。此外，疏肝理气药物的运用也间接起到了安养心神的作用，因为肝主疏泄，调畅情志，肝气条达则心气和畅。
禁忌与注意事项：根据东垣的学术思想，在治疗心脾两虚证时，切忌滥用苦寒清火药直折阴火。因为阴火产生的根本在于君火不明、脾胃虚弱，苦寒之品会进一步损伤脾胃阳气，使阴火更加炽盛。正确的治则应当是甘温补脾、升阳益气，使元气充足，则阴火自敛。正如东垣所强调的："惟当以辛甘温之剂，补其中而升其阳，甘寒以泻火则愈。"
李东垣"安养心神调治脾胃论"的学术思想在现代临床中得到广泛应用，尤其在心身疾病、功能性疾病和慢性病的治疗中显示出独特优势。以下是该理论在现代临床中的几个典型应用方向。
失眠伴消化不良是临床上极为常见的疾病组合，尤其多见于中青年脑力劳动者和更年期女性。患者常表现为入睡困难、睡眠浅易醒、多梦，同时伴有食欲不振、饭后腹胀、大便不调等症状。从中医辨证来看，这属于典型的心脾两虚证——思虑过度伤及心脾，心神失养则失眠，脾失健运则消化不良。治疗上可选用归脾汤加减，以人参、白术、黄芪、甘草补脾益气为底，配酸枣仁、远志、茯神安神定志，佐以木香理气醒脾，使补而不滞。临床研究表明，归脾汤治疗心脾两虚型失眠的总体有效率可达85%以上，且复发率低。在治疗过程中，除了药物调理外，还应配合心理疏导和生活方式调整，如规律作息、适度运动、减少睡前使用电子设备等，以巩固疗效。
肠易激综合征是一种典型的心身疾病，其发病与情志因素密切相关。患者常表现为腹痛、腹胀、排便习惯改变（腹泻或便秘），且症状在情绪波动、压力增大时明显加重。从中医角度看，这符合东垣所描述的心脾失调、气机郁滞的病机。患者往往伴有焦虑、紧张、多思多虑等心神情志症状，心神不宁则脾胃气机逆乱，出现腹痛泄泻或便秘等肠道功能紊乱。治疗上当以安养心神与调和脾胃并举，可选用逍遥散合痛泻要方加减。柴胡、白芍疏肝解郁、柔肝缓急（肝为心之母，肝气得舒则心神自安），白术、茯苓健脾祛湿，防风升清止泻，陈皮理气和胃。同时配合心理认知疗法，帮助患者缓解焦虑情绪，建立对疾病的正确认知。临床观察显示，这种心脾同治的综合治疗方案对IBS的远期疗效优于单纯的药物对症治疗。
慢性疲劳综合征以持续性或反复发作的严重疲劳为主要特征，常伴有记忆力减退、注意力不集中、睡眠障碍、肌肉关节酸痛、头痛、咽喉痛等症状。从中医辨证看，本病多与心脾两虚、气血不足有关。患者长期处于高压力、高消耗的状态，思虑过度耗伤心脾，导致气血双亏、心神失养、元气不足。李东垣"安养心神调治脾胃"的思路非常契合本病的治疗。在药物方面，可选用补中益气汤合归脾汤化裁，以黄芪、人参、白术、炙甘草大补脾胃之气，配当归、龙眼肉养血安神，加升麻、柴胡升举清阳。同时注重"安养心神"的非药物治疗——嘱患者培养乐观情绪、适当参加社交活动、进行太极拳或八段锦等温和运动、保持居住环境温暖舒适等，这些都是东垣所倡导的"生欢欣"、"逢喜事"、"居温和之处"的具体运用。中西医结合的综合治疗方案对于改善慢性疲劳综合征患者的生活质量和功能状态具有显著效果。
围绝经期综合征是女性在绝经前后由于卵巢功能减退、雌激素水平下降而引起的一组症候群，临床常见潮热汗出、心烦失眠、情绪波动、心悸健忘、倦怠乏力等症状。从中医角度看，围绝经期女性肾气渐衰，精血不足，水不涵木则肝气郁结，肝郁化火则扰乱心神；同时脾失健运、气血生化不足，导致心脾两虚。东垣安养心神调治脾胃的思路在本病治疗中具有重要指导意义：一方面通过补脾益气、养血安神来改善心脾两虚的根本状态；另一方面通过调畅情志、安养心神来缓解情绪波动和心烦失眠等症状。临床常用甘麦大枣汤合归脾汤加减，以浮小麦养心安神、大枣甘草缓急和中，配合黄芪、党参、白术补脾益气，酸枣仁、柏子仁养心安神，女贞子、旱莲草滋肾养阴，共奏心脾肾同治之效。
明代·张景岳（《景岳全书》）："脾胃之伤于情志者，较之饮食劳倦为尤甚也。盖饮食劳倦之伤有形，而情志之伤无形。心为五脏六腑之大主，心动则五脏六腑皆摇。"张景岳进一步发挥了东垣的思想，指出情志对脾胃的伤害往往比饮食劳倦更为严重和隐蔽，强调心在五脏中的主导地位。
清代·叶天士（《临证指南医案》）："脾宜升则健，胃宜降则和。盖太阴湿土，得阳始运；阳明燥土，得阴自安。然脾胃之升降，全赖心神之主宰。"叶天士在继承东垣学说的基础上，系统论述了脾胃的升降功能与心神的密切关系，将东垣的心脾同治思想融入了自己的脾胃分治理论中。
清代·王清任（《医林改错》）："心乃元神之府，脾为元气之府。思虑伤脾，则元气不足；元气不足，则心神不宁。"王清任从元神的物质基础角度，进一步阐释了心脾之间在生理病理上的相互影响关系。
近代·张锡纯（《医学衷中参西录》）："心与脾，一君一臣，一火一土。君火不明则臣土失运，此自然之理也。治脾而不治心，非其治也。"张锡纯用君臣关系比喻心与脾胃的关系，明确指出治疗脾胃病必须同时重视心神的调理，这一观点直接秉承了东垣的学术思想。
现代·任应秋（《脾胃论注释》）：任应秋教授在注释本篇时指出："东垣此论，深刻揭示了脾胃病发病中的心身因素。其'安养心神以调治脾胃'的思想，开创了中医心身同治的先河，对于现代心身医学亦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所谓阴火，实质是神经-内分泌-免疫功能紊乱的体现，与当代'脑-肠轴'理论有异曲同工之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