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帝针经》云：中热则胃中热，胃中热则消谷，令人县心善饥，脐以上皮热；肠中热则出黄如糜，脐以下皮寒。胃中寒则腹胀，肠中寒则肠鸣飧泄。
是说也，人皆知之中热则胃热，肠热则肠寒，而不知脏腑有阴阳之分，寒热有微甚之辨也。
夫中热者，胃中热也。胃中热则消谷善饥，故令人县心善饥，脐以上皮热者，胃热也。肠中热则出黄如糜，脐以下皮寒者，肠寒也。胃中寒则腹胀，肠中寒则肠鸣飧泄。
且夫胃中有热而有寒者，有胃中有寒而有热者，有胃中有实而有虚者，有胃中有虚而有实者，有内外俱热，有内外俱寒，有上热下寒，有上寒下热，有真寒假热，有真热假寒者，此皆阴阳水火之变也，不可不察。
凡治病，必问其病之所由，及饮食之好恶，大小便之利涩，然后察其脉证，参以所便，以定治则。
若其人饮食喜温恶寒者，此胃中有寒也；饮食喜寒恶温者，此胃中有热也。饮食少而易饥者，胃热也；饮食多而不饥者，胃寒也。能食而大便燥结者，胃热也；能食而大便溏泄者，胃寒也。食入即胀满者，胃虚也；食入即饥者，胃实也。
脾胃虚则饮食不入，虽入亦不化，或食已即饱，或食已即饥，或饥而不能食，或食入而胀满，或食入而思睡，或食入而烦热，不可一概而论也。
凡此之类，不可不详辨也。治病必求其本，而问其所便，则本立而道生矣。故曰：凡治病当问其所便。
《黄帝针经》中说：中焦有热则胃中热，胃中热则消化水谷的功能亢进，使人感到心胸部空悬、容易饥饿，肚脐以上皮肤发热；肠中有热则大便色黄如稀粥样，肚脐以下皮肤反而发凉。胃中有寒则腹部胀满，肠中有寒则肠鸣、完谷不化的腹泻。
对于这个理论，人们普遍只知道中热就是胃热、肠热就是肠寒这一层面，却不知道脏腑还有阴阳的区分，寒热还有微甚的辨别。
所谓中热，就是胃中有热。胃中有热则消化过快而容易饥饿，所以令人心里空悬、容易饥饿，肚脐以上皮肤发热，这是胃热的表现。肠中有热则排出黄色如粥样的粪便，肚脐以下皮肤发凉，这是肠寒的表现。胃中有寒则腹胀，肠中有寒则肠鸣、完谷不化的腹泻。
况且，临床上存在胃中有热而又有寒的、有胃中有寒而又有热的、有胃中有实而又有虚的、有胃中有虚而又有实的，有内外俱热的、有内外俱寒的、有上热下寒的、有上寒下热的、有真寒假热的、有真热假寒的。这些都是阴阳与水火的变化所致，不能不仔细审察。
凡是治病，必须询问患者发病的原因，以及饮食的喜恶、大小便的通利与涩滞情况，然后诊察脉象与证候，参合患者之所便（即患者感觉舒适的反应），从而确定治疗法则。
如果患者饮食喜温怕凉，这是胃中有寒；饮食喜凉怕温，这是胃中有热。饮食量少而容易饥饿的，是胃热；饮食量多而不感觉饥饿的，是胃寒。能进食而大便干燥秘结的，是胃热；能进食而大便稀溏泄泻的，是胃寒。进食后就感到胀满的，是胃虚；进食后就感到饥饿的，是胃实。
脾胃虚弱则饮食不能进入，即使进入也不能消化，或者吃完就觉得饱胀，或者吃完就感到饥饿，或者饥饿而不能进食，或者进食后胀满，或者进食后困倦思睡，或者进食后烦热不适，不可一概而论。
凡此种种，不可不详加辨别。治病必须求其根本，而询问患者的所便，则根本确立而治疗之道便产生了。所以说：凡是治病应当询问患者之所便。
本篇是李东垣继承《内经》"凡治病必问其所便"思想的重要篇章，集中阐述了问诊在脾胃病辨证中的核心地位。东垣认为，患者对饮食寒温的主观好恶，是反映脾胃内在寒热虚实状态最直接、最可靠的指征之一。这一思想将《内经》的"所便"概念从一般的问诊原则，深化为脾胃病辨证的特异性诊断方法。
东垣在本篇中首先引用《灵枢·师传》和《黄帝针经》关于中热、肠热、胃寒、肠寒的经典论述，建立了"脏腑定位"的基本框架：脐以上属胃、脐以下属肠，皮温与皮寒分别对应热证与寒证。然而东垣并未停留在这一简单对应关系上，而是进一步指出临床实际远为复杂——胃中可有热而兼寒、寒而兼热，虚中夹实、实中夹虚，甚至出现上热下寒、真寒假热等疑似难辨的复杂局面。这就对医家的问诊能力提出了极高的要求。
"所便"一词，本意是患者感觉舒适、顺应的状态和偏好。东垣巧妙地将这一概念具体化为"饮食之好恶"和"大小便之利涩"两个可操作的问诊要点。患者喜温恶寒，提示胃寒；喜寒恶温，提示胃热。这种将主观感受客观化为辨证依据的方法，是东垣临床智慧的集中体现。他还进一步将饮食量与饥饱感、大便性状与饮食能力相结合，形成了一套完整的问诊辨证体系。
值得注意的是，东垣特别指出了"脾胃虚"的多种临床表现——不食、不化、食饱、食饥、饥不能食、食后胀满、食后思睡、食后烦热等，展示了脾胃病变的复杂多样性。他告诫后人"不可一概而论"，强调了个体化辨证的重要性。
东垣此篇的精髓在于将《内经》的"治病必求于本"思想具体化为可操作的问诊方法。他所强调的"问其所便"并非简单的询问患者喜好，而是通过患者的饮食偏好来反推脏腑的气化状态。胃为阳明燥土，喜润恶燥，其热则消谷善饥、喜凉恶温；胃寒则纳运不及、喜温恶凉。这种以患者主观感受为诊断依据的方法，体现了中医学"以人为本"的诊疗理念，也彰显了东垣在临床实践中对《内经》理论的创造性运用。尤其他提出的"真寒假热、真热假寒"等复杂证型的辨別，提醒医者在临床中不可被表面现象所迷惑，必须深入追问患者的真实感受。
东垣在本篇中深入剖析了不同患者对饮食寒温好恶背后的病机本质。从病机学角度而言，患者对饮食温度的偏好绝非简单的个人习惯，而是内在脏腑气化状态的直接外显。脾胃为后天之本，气血生化之源，其气化状态直接决定了机体对水谷的接受和运化能力。
首先，喜温恶寒者，其病机核心在于胃阳不足、温煦失职。胃为阳土，主受纳腐熟水谷，其功能依赖于胃中阳气（即胃阳）的温煦推动作用。当胃阳亏虚时，胃中如釜底无薪，水谷不得腐熟，寒自内生，故患者本能地喜温恶寒，借外界温热以助胃阳。这种病机多见于素体阳虚、过食生冷、久病伤阳之人，临床表现除饮食喜温外，常伴胃脘冷痛、得温痛减、口淡不渴、舌淡苔白、脉沉迟等症。
其次，喜寒恶温者，其病机核心在于胃火亢盛、燥热内炽。胃热炽盛则消谷灼津，患者本能地喜凉恶温，借寒凉以制胃火。此类病机多见于嗜食辛辣厚味、情志化火、外邪入里化热之人，临床常伴消谷善饥、口渴喜冷、口臭牙龈肿痛、舌红苔黄、脉滑数等症。
东垣还特别指出胃中寒热错杂、虚实夹杂的复杂病机。例如，上热下寒者，病机为胃中有热而肠中有寒，此乃阳热在上、阴寒在下，气机升降失常所致。真寒假热者，病机为阴寒内盛、格阳于外，患者表面似有热象（如烦躁、面赤），但细问饮食好恶则喜温恶寒，此乃阴盛格阳之危候。真热假寒者，病机为阳热内郁、阳气不达四末，患者外显寒象（如四肢厥冷），但胸腹灼热、喜冷饮，此为热深厥亦深之候。
东垣通过饮食好恶分析病机的核心意义在于：饮食偏好是患者自身气化状态的直接反映，不受医者主观判断的影响，具有极高的诊断价值。尤其是当脉证不符、疑似难辨之时，"问其所便"往往成为拨云见日、直探病本的关键手段。
东垣在本篇中建立了一套通过问诊辨别脾胃虚实寒热证候的系统方法，其证候分析体系可归纳为几个核心维度。
第一，辨寒热以饮食喜恶为纲。饮食喜温恶寒者，证属胃寒（寒证）；饮食喜寒恶温者，证属胃热（热证）。这是东垣辨别脾胃寒热证候的第一纲领。胃寒证者，不仅喜温食热饮，且往往在进食温热食物后胃脘舒适、症状减轻；胃热证者，不仅喜凉食冷饮，且常在进食冷凉之物后感到畅快。这一辨证实则建立在"寒者热之、热者寒之"的治疗原理之上——患者的本能选择恰恰反映了机体对治疗方向的需求。
第二，辨虚实以饥饱关系为要。饮食少而易饥者，证属胃热（热证夹实）。其病机为胃火亢盛、消谷善饥，但因胃热耗伤阴液，胃阴不足则受纳受限，故虽饥而不能多食。饮食多而不饥者，证属胃寒（寒证夹虚）。其病机为胃阳不足、腐熟无力，水谷停留胃中，患者虽食量不减但因运化不及而缺乏饥饿感。食入即胀满者，证属胃虚不运，胃气虚则受纳腐熟无力，食后加重胃的负担而致胀满。食入即饥者，证属胃实有热，胃中热盛则食物迅速消磨，食后不久即感饥饿。
第三，辨寒热以大便性状为佐。能食而大便燥结者，证属胃热。胃热炽盛，一方面消谷善饥而能食，另一方面热灼津液、大肠失润而便结。能食而大便溏泄者，证属胃寒。胃中寒则水谷不化，清浊不分，下注大肠而致溏泄。东垣将大便性状与饮食能力结合分析，形成了完整的"能食+便结→胃热、能食+便溏→胃寒"的辨证公式，具有极高的临床实用性。
第四，辨脾胃虚证的多种表现。东垣特别指出脾胃虚证临床表现的多样性：饮食不入（纳呆）、虽入不化（完谷不化）、食已即饱（早饱）、食已即饥（善饥）、饥不能食（饥不欲食）、食入胀满（食后腹胀）、食入思睡（食困）、食入烦热（食后烦热）等。这些看似矛盾的表现，其实都是脾胃气虚、升降失司的不同侧面。同一脾胃虚证，在不同体质、不同病程阶段可呈现出截然不同的临床表现，这正是中医辨证需要"因人制宜"的深刻原因。
东垣的证候分析体系以"问其所便"为核心，以饮食好恶、饥饱关系、大便性状为主要观察指标，构建了一个层次分明、操作性强的脾胃病辨证框架，至今仍具有重要的临床指导价值。
东垣"问其所便"的思想不仅是辨证方法，更直接指导着制方用药的方向。基于患者之所便确定治疗原则，体现了中医学"因势利导"的治疗智慧。
其一，以"所便"定寒热温凉之方向。患者饮食喜温恶寒者，提示胃中有寒，治疗当以温中散寒为法，方选理中汤、吴茱萸汤之类。患者饮食喜寒恶温者，提示胃中有热，治疗当以清热和胃为法，方选白虎汤、竹叶石膏汤之类。这一原理的核心在于"顺其性而治之"——患者之所便正是机体自我调节的信号，医者据此选择与患者内在需求一致的治疗方向，往往能取得事半功倍之效。
其二，以饥饱关系定补泻之轻重。食入即胀满者，胃虚不运，当以补益脾胃为主，方选四君子汤、补中益气汤之类，佐以少量行气消导之品如陈皮、砂仁。食入即饥者，胃实有热，当以清泄胃热为主，方选白虎汤、调胃承气汤之类。少食易饥者，胃热阴伤，治当清热养阴并举，方选玉女煎、益胃汤之类。多食不饥者，胃寒不化，治当温中健脾、助运消食，方选理中汤合保和丸之类。
其三，以"所便"辨真假而从治反治。对于真寒假热证，患者表面似有热象，但细问饮食喜好则喜温恶寒，此时不可被假象迷惑，当以"热因热用"之从治法，用温热药治疗假热证，如通脉四逆汤之用。对于真热假寒证，患者外显寒象但胸腹灼热、喜冷饮，当以"寒因寒用"之从治法，用寒凉药治疗假寒证，如白虎汤类方之用。从治反治之法正是"问其所便"高级运用的体现。
其四，结合东垣"升阳"思想制方。东垣在制方时还特别注重脾胃升降气机的调畅。对于脾胃虚弱、清阳不升的患者，即使兼有热象，也不可过用苦寒直折，而应在补益脾胃的基础上佐以升阳风药（如升麻、柴胡、羌活、防风等），使清阳升而浊阴降，脾胃气机自复。这种"以升为健"的制方思想，是东垣脾胃学说的核心特色之一。
东垣"问其所便"的制方原理可以概括为：以患者之所便为治疗方向的向导，以饮食寒温好恶定寒热温凉之药性，以饥饱关系定补泻轻重之剂量，以真假疑似定正治从治之法则，始终以恢复脾胃升降功能为治疗的终极目标。这种以患者主观感受为导向的制方思路，体现了中医学"以人为本"的核心理念。
东垣"凡治病当问其所便"的理论在现代临床中具有广泛的应用价值，尤其适用于消化系统疾病及与脾胃功能相关的各类疾病的诊治。以下从几个方面阐述其现代临床应用。
明代医家张景岳在《景岳全书》中论曰："问其便者，所以察病之所在也。凡治病者，必先问其饮食之好恶、起居之喜恶，以知其脏腑之寒热虚实，然后用药，方为合宜。盖人之脏腑，有偏阴偏阳之异，故其所便亦各不同。善诊者，因其便而察其本，则病情无遁矣。"张景岳继承了东垣的思想，强调通过问"所便"来探求疾病之本，并将其扩展至饮食与起居两个方面。
清代医家叶天士在《临证指南医案》中虽然未专篇讨论"问其所便"，但在脾胃病医案中多次运用了东垣的这一辨证方法。叶氏在治疗虚劳、便血、腹胀等病时，常详细记载患者饮食喜恶，如"喜热饮，食后胀甚"者，辨为脾胃阳虚，用理中辈温运；"喜凉食，食后易饥"者，辨为胃热阴虚，用益胃汤甘凉濡润。叶氏还将东垣的问诊方法与自己的胃阴学说相结合，创造了"甘凉养胃"的治疗法则，丰富和发展了东垣的脾胃学说。
近代医家张锡纯在《医学衷中参西录》中亦重视问诊饮食好恶。他提出："问其所欲，以知其病。盖患者之嗜欲，即其脏腑之所需也。胃寒者欲得热，胃热者欲得寒，此理之常也。"张锡纯结合西医学知识，将饮食好恶与消化酶的分泌、胃肠蠕动功能等联系起来，认为"喜温恶寒者，多胃酸分泌不足；喜寒恶温者，多胃酸分泌过多"，为古老的中医问诊方法赋予了现代科学内涵。
当代名医路志正在《脾胃论》研究中也特别强调了"问其所便"的临床价值。他指出："东垣'问其所便'之论，实为中医问诊之精髓。不仅适用于脾胃病，更可推广至各科疾病。因为人体作为一个有机整体，内在脏腑的病变必然通过某种方式反映于外，而患者自身的感觉往往是最直接、最真实的信息来源。医者若能善问其便，善察其本，则辨证用药自然精准。"路老还将"问其所便"融入自己的临床实践，治疗慢性胃肠病时必先细问患者饮食好恶，依此确定遣方用药的寒温补泻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