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常政大论》云：阴精所奉其人寿，阳精所降其人夭。
夫阴精所奉者，上奉于阳，谓春夏生长之气也；阳精所降者，下降于阴，谓秋冬收藏之气也。且如饮食伤胃，劳倦伤脾，脾胃一虚，则阳气不能生长，阴气不能收藏，是生长收藏之令不行，而夭折之期至矣。
脾胃既虚，则五脏六腑、十二经、十五络、四肢百骸皆不得营运之气，而百病生焉。甚者阴火得以乘其土位，而病作矣。若饮食不节，寒温不适，则脾胃乃伤；喜怒忧恐，损耗元气，资助心火，火与元气不两立，火胜则乘其土位，此所以病也。
《阴阳应象大论》云：形不足者，温之以气；精不足者，补之以味。味归形，形归气，气归精，精归化。精食气，形食味，化生精，气生形。味伤形，气伤精，精化为气，气伤于味。
故天寿过度，惟人自召。上知之人，节饮食，适寒温，省言语，慎起居，远房帏，顺四时，和喜怒，而终其天年。下愚之人，纵嗜欲，逆四时，伤脾胃，竭精气，故半百而衰矣。
圣人治未病不治已病，治未乱不治已乱，此之谓也。夫病已成而后药之，乱已成而后治之，譬犹渴而穿井，斗而铸兵，不亦晚乎？故善治者治皮毛，其次治肌肤，其次治筋脉，其次治六腑，其次治五脏。治五脏者，半死半生也。是以圣人春夏养阳，秋冬养阴，以从其根，故与万物浮沉于生长之门。
《黄帝内经·五常政大论》中说：阴精上奉于阳的人长寿，阳精下陷于阴的人夭折。
所谓"阴精所奉"，指的是阴精能够上奉以滋养阳气，这好比自然界春夏二季的生长发育之气；所谓"阳精所降"，指的是阳精能够下降以滋养阴气，这好比秋冬二季的收敛闭藏之气。如果饮食不节损伤了胃，劳倦过度损伤了脾，脾胃一旦虚弱，阳气就不能正常生长升发，阴气也不能正常收敛收藏。这样一来，人体生长收藏的节律就会紊乱，寿命缩短也就不可避免了。
脾胃一旦虚弱，五脏六腑、十二经脉、十五络脉、四肢百骸就都无法得到正常运化的水谷精气，于是各种疾病就会随之产生。更为严重的是，阴火（下焦相火）会乘虚侵犯脾胃所主的中央土位，从而导致各种病变的发生。如果饮食没有节制，寒温不能适度，脾胃就会受到损伤；喜怒忧恐等情志过极，则会损耗元气，助长心火。火与元气势不两立，火气亢盛就会乘克脾土，这就是疾病产生的根本原因。
《阴阳应象大论》说：形体虚弱的人，要用温养之气来补益；阴精不足的人，要用厚味之品来滋补。食物五味归于形体以充养之，形体的充养又依赖于气的运化，精气的产生来源于水谷精微，而水谷精微又在气化过程中转化为精。精来源于饮食之气的化生，形体依赖于食物五味的充养。气化过程产生精，气能充养形体。但如果五味太过反而会损伤形体，气机太过也会耗伤精气。精可以化生为气，而五味太过又会损伤气机。
因此，长寿还是夭折，实际上都是人自己造成的。明智的人，能够节制饮食，适应寒温变化，减少言语消耗，生活起居有规律，节制房事，顺应四时变化，调和喜怒情绪，因此能够终其天年。而下等愚昧的人，放纵自己的欲望，违背四时规律，损伤脾胃功能，耗竭精气，所以不到五十岁就衰老了。
圣人是"治未病不治已病，治未乱不治已乱"，说的就是这个道理。如果疾病已经形成了才去治疗，混乱已经发生了才去治理，就好像口渴了才去挖井，打起仗来了才去铸造兵器，不是太晚了吗？所以善于治病的人，在病邪还在皮毛时就能治疗；其次是在病邪进入肌肤时才治疗；再其次是在病邪深入筋脉时才治疗；又其次是在病邪侵入六腑时才治疗；最差的是等病邪深入五脏才治疗。治疗五脏之病时，已经是半死半生的局面了。因此，圣人在春夏季节养阳气，在秋冬季节养阴气，以从根本上顺应阴阳消长的规律，从而与万物一样，在生长化收藏的节律中周而复始。
本篇是李东垣《脾胃论》中极为重要的一章，深刻阐述了阴阳平衡与寿命长短之间的内在联系，将《黄帝内经》的寿夭理论与脾胃学说完美结合。东垣以"阴精所奉其人寿，阳精所降其人夭"为纲，从气机升降的角度揭示了人体寿命的根本机制，对养生与临床实践具有极高的指导价值。
首先，东垣对"阴精所奉"与"阳精所降"的理解独辟蹊径。他认为"阴精所奉"并非指阴精本身，而是指阴精能够向上输奉以滋养阳气的过程，这与自然界春夏二季阳气的生发长养之气相对应；反之，"阳精所降"指的是阳气能够向下归于阴分的过程，与秋冬二季的收敛闭藏之气相对应。这种将人体气机升降与四时阴阳消长相对应的思维，是东垣"脾胃为升降枢轴"理论的重要体现。人体健康的本质就在于阳气能升、阴气能降，升降有序则阴阳调和，寿命自然延长。
其次，东垣明确指出脾胃损伤是导致阴阳升降失常的根本原因。饮食不节伤胃，劳倦过度伤脾，脾胃一虚则中焦枢轴失灵，阳气不能上升外达，阴气不能下降内藏，导致人体生长收藏的节律完全紊乱。这种紊乱不仅仅表现为消化功能的异常，更重要的是全身气机的失调——五脏六腑得不到充足的水谷精气滋养，各类疾病随之而生。其中最具危害性的是"阴火乘其土位"的病理状态：中焦脾胃虚衰，下焦阴火（相火）便会趁虚上冲，占据脾胃所主的中央土位，进一步耗伤元气，形成恶性循环。
东垣还特别强调了"火与元气不两立"的核心病机。元气源于脾胃运化的水谷精微，而阴火（包括心火与相火）则是在脾胃虚衰、元气不足的情况下产生的邪火。元气充盛则邪火自退，元气衰微则邪火炽盛。这种"气火关系"的论述，为后世"甘温除大热"的治法奠定了理论基础。在治疗上，东垣主张通过补益脾胃中焦之气来恢复升降功能，使清阳上升、浊阴下降，则阴火自敛、疾病自愈。
东垣本文中所说的"阴火"并非一个笼统的概念，而有其特定的病理内涵。所谓"阴火"，是指在脾胃虚衰、中气下陷的病理基础上，本应潜藏于下焦的相火（肾中命门之火）失去制约而上冲，占据了脾土所主的中央之位。这种上冲的相火具有双重破坏性：一方面它进一步消耗人体本已不足的元气，使虚者更虚；另一方面它干扰了中焦脾胃的正常运化功能，使气血生化之源进一步枯竭。东垣强调"火与元气不两立"，正是深刻揭示了这一正邪消长的对抗关系。因此，在治法上他不是单纯清火，而是主张以补中益气、升阳举陷为根本，使元气复充则阴火自敛。这种"甘温除热"的思路，对后世治疗内伤发热、虚劳等病证影响深远。同时，这一认识也提醒养生者：保护脾胃元气，不令其损伤，是预防阴火上冲、延年益寿的根本大法。
东垣在本文中构建了一个完整的"脾胃虚→升降失常→阴火内生→百病丛生→夭折早衰"的病机链条，体现了以内伤为中心的病机学说。深入理解这一病机链条，对于把握东垣学术思想的核心具有重要意义。
第一层病机：脾胃损伤，中气不足。东垣认为脾胃损伤的原因主要有三：一是饮食不节，包括饥饱失常、五味偏嗜、寒温不适等；二是劳倦过度，包括体力透支、思虑过度、久坐久卧等；三是情志内伤，包括喜怒忧恐等情绪过极，损耗元气。这三类因素都会直接损伤脾胃之气，使中焦运化功能减退，水谷精微不能正常化生和输布。脾胃损伤的初期可能只表现为食欲不振、腹胀便溏等消化道症状，但随着病情的进展，其影响会远远超出消化系统本身。
第二层病机：升降失常，枢轴失灵。脾胃位于中焦，是人体气机升降的枢纽。正常情况下，脾主升清，将水谷精微上输于心肺以化生气血；胃主降浊，将糟粕下传于大肠排出体外。当脾胃气虚时，升清降浊的功能同时受损：清阳不能上升则头目失养、九窍不利；浊阴不能下降则脘腹胀满、二便失调。更为关键的是，全身气机的升降出入都依赖于中焦枢轴的正常运转，脾胃一虚则心肺之阳不能降、肝肾之阴不能升，形成全身性的气机紊乱。
第三层病机：阴火内生，乘其土位。这是东垣病机学说中最具独创性的部分。当脾胃气虚、清阳下陷时，下焦的阴火（相火）失去了正常的制约，乘虚上冲，占据中焦脾胃之位。这种阴火本质上是一种病理性的虚火，与实火有本质区别。实火宜清宜泄，而阴火则宜补宜敛。阴火上冲后，与元气形成"不两立"的对抗关系——阴火越盛则元气越耗，元气越虚则阴火越炽。这就是为什么许多内伤发热患者用苦寒清热药反而病情加重的原因所在。
第四层病机：五脏俱损，夭折早衰。随着阴火的持续消耗，元气日益衰微，五脏六腑、十二经脉、十五络脉、四肢百骸均得不到充足的气血濡养，功能渐进性衰退。此时人体出现一系列衰老表现：面色萎黄、精神疲惫、气短乏力、腰膝酸软、记忆减退、睡眠紊乱等。如果这种状态得不到纠正，长期的元气亏损最终会导致精气衰竭、阴阳离决，缩短人的自然寿命。东垣引用《内经》"半百而衰"的论述，深刻说明了这种由脾胃损伤导致的早衰机制——人到五十岁左右正是脾胃功能由盛转衰的关键时期，若不加以调护，衰老进程会大幅加快。
根据东垣本篇的论述，脾胃虚弱导致阴阳失调、阴火上冲的证候可从以下几个层面进行分析和辨识。这些证候的准确识别，是正确运用东垣补脾胃、升阳气、泻阴火诸方的基础。
此为一切病变的基础，主要表现为：饮食减少或食后腹胀不消，口淡无味，大便溏薄或先干后溏，肢体倦怠乏力，少气懒言，面色萎黄无华，肌肉消瘦或虚浮，舌质淡胖有齿痕，苔薄白，脉象虚弱无力（以右手关脉为甚）。此证候群的核心机制是脾胃运化功能减退，水谷精微化生不足，不能充养全身。值得注意的是，部分患者可能食欲反而亢进，但食后腹胀明显，这是因为胃中虚火导致消谷善饥，但脾虚运化无力所致，不可误认为实证。
在脾胃气虚的基础上，出现气机下陷的表现：头目昏晕、耳鸣、视物模糊、记忆力减退、精神萎靡不振、气短不足以息、腹部坠胀感、久泄脱肛或内脏下垂，舌淡苔白，脉象沉细无力。此证的核心是脾之清气不能上荣头目、外达四肢。东垣特别强调，清阳不升则九窍不利，许多五官科疾病（如慢性鼻炎、耳鸣、视力减退）都可从升阳益气论治。
在脾胃气虚的基础上，出现虚火上炎的表现：身热（多为低热或午后潮热，热势不高但缠绵难愈）、心中烦热、手足心热、口干口渴但不欲多饮、头面烘热感（但下半身却怕冷）、烦躁易怒、夜寐不安多梦、大便或干或溏、舌质红少津、脉象虚数或浮大无力。此证的辨识要点在于"上热下寒"——上见虚火浮越之热象，下见脾肾不足之寒象，与单纯的阴虚火旺或实热证有本质区别。
病程日久，由气虚发展为阴阳两虚：既见神疲乏力、少气懒言、畏寒肢冷、腰膝酸软、小便清长等阳虚表现，又见形体消瘦、口干咽燥、五心烦热、盗汗失眠、舌红少苔等阴虚表现。这种证候是东垣所说"夭折之期至矣"的临床体现，治疗上尤其棘手。此时既要补气升阳以复其本，又需兼顾养阴清热以治其标，东垣制补中益气汤加麦冬、五味子、黄柏等法，即为此类证候而设。
东垣所说"阴火"与外感发热、实火证候的鉴别要点：①阴火发热多不伴恶寒，热势不高而缠绵；②阴火患者虽有热象但喜温恶寒，口虽干但不欲饮或喜热饮；③阴火证候与劳累、情绪波动密切相关，休息后减轻；④阴火证候患者脉虽大但按之无力，舌虽红但舌体胖嫩；⑤阴火患者使用苦寒清热药后病情往往加重或出现虚寒表现。掌握这些鉴别要点，对于临床正确运用东垣学说、避免误治具有重要意义。
基于上述病机与证候分析，东垣提出了以"补中益气、升阳举陷"为核心的治法和制方思路，其制方原理可概括为以下几个方面，体现了东垣卓越的配伍思维和深厚的临床功底。
第一，补中益气以治其本。东垣认为脾胃气虚是一切病变的根本，因此补益中气是治疗的核心。在用药上，他善于使用人参、黄芪、炙甘草三味甘温之品作为补中的基础组合。其中黄芪补益在表之卫气，人参补益在里之元气，炙甘草补益中焦之宗气，三药合用则表里内外之气俱得补益。这三味药是"甘温除热"法的主体，通过补益元气间接抑制阴火的产生，体现了"治病求本"的学术思想。东垣强调，补气药物的用量不宜过大，以免壅滞气机，应"缓缓补之"使胃气逐渐恢复。
第二，升阳举陷以复其枢。在补益中气的基础上，必须配伍升阳药物，才能使清阳之气上升到应有的位置。东垣选用柴胡、升麻、葛根等轻清升散之品。柴胡引少阳清气上行，升麻引阳明清气上升，葛根引胃中清气上达。这些升阳药物用量通常很轻（东垣原方中柴胡、升麻不过二三分至三五分），取其升发之性而非疏散之功。通过升阳举陷，可以使中焦枢轴功能恢复，清阳得升、浊阴得降，全身气机归于条畅。
第三，甘寒泻火以治其标。对于已经上冲的阴火，东垣并非完全不用清热之品，而是有选择地使用甘寒之药（如黄柏、黄连、知母等），且用量极轻、配伍精当。这些药物在方中起到"反佐"作用，并非主要治疗方向。东垣特别强调，苦寒药必须在补气升阳的基础上使用，且不可久用、过量，以免损伤本已虚弱的胃气。在《脾胃论》的其他篇章中，东垣还提出了"少加黄柏以救肾水"的用法，即在补中益气汤的基础上微加黄柏，用于肾阴不足、虚火偏旺的证候。
第四，调畅气机以和表里。东垣在制方中非常重视气机的整体调畅。除补气升阳的核心组合外，他还善于配伍陈皮、木香、砂仁等理气和中之品，使补而不滞、升而不浮。同时又配伍当归身养血和营，使气血相互资生。这种"补中有行、升中有降"的配伍思路，体现了东垣对气机升降出入的深刻理解。此外，根据具体证候的差异，还可加减变化：兼夹湿邪者加苍术、茯苓；兼有痰饮者加半夏、生姜；气滞明显者加青皮、枳实；阳虚寒盛者加肉桂、附子。
第五，预防为主，治未病。在本篇中，东垣特别强调了"圣人治未病不治已病"的预防医学思想。他认为，与其等到疾病已经形成再去治疗，不如在日常生活中有意识地保护脾胃元气。具体包括：饮食有节（不过饥过饱，不吃生冷不洁之物）、起居有常（顺应四时变化，保证充足睡眠）、劳逸适度（不妄作劳，不过度思虑）、情志平和（少怒少忧，保持心情愉悦）。这些养生原则虽然没有直接转化为药物，却是东垣制方思想的延伸和预防层面的体现，也是"上工治未病"的具体实践。
组成：黄芪一钱（病甚、劳役热甚者一钱），炙甘草五分，人参三分，当归身二分（酒焙干或晒干），橘皮三分，升麻三分，柴胡三分，白术三分。
加减法：腹中痛者加白芍、炙甘草；恶寒冷痛者加桂枝、防风；头痛加蔓荆子、川芎；口渴加葛根；咳嗽加五味子、麦冬；兼阴虚火旺者加黄柏、知母。
煎服法：上药锉碎，都作一服，水二盏，煎至一盏，去渣，食远稍热服。忌劳役、湿面、生冷硬物。
制方要义：黄芪补表气、人参补里气、甘草补中气，三焦之气俱得补益；柴胡、升麻引清阳上升，以复升降之枢；当归养血和营，使气有所附；白术健脾燥湿，陈皮理气和胃，共奏补中益气、升阳举陷之功。
东垣"阴阳寿夭论"的学术思想在现代临床中有着广泛的应用价值，尤其在内伤杂病和老年病的治疗中，补中益气、升阳举陷的治法屡见奇效。以下是几个具有代表性的临床应用方向：
1. 慢性疲劳综合征与亚健康状态。现代临床中，慢性疲劳综合征是补中益气汤的经典适应症之一。患者常表现为持续性的严重疲劳感（休息后不能缓解）、注意力不集中、记忆力减退、睡眠质量差、情绪波动大等，这些表现与东垣所描述的"脾胃气虚、清阳不升"高度吻合。临床应用中，以补中益气汤为基础方，随证加减：气虚明显者加大黄芪、人参用量；兼有阴虚者加麦冬、五味子；失眠严重者加酸枣仁、远志；脾胃湿困者加茯苓、苍术。一般服用两周左右即可观察到精力改善、面色转润、精神状态提升的效果。值得注意的是，本类患者忌用苦寒清热或单纯滋阴之品，否则往往加重病情。
2. 老年功能性消化不良与营养不良。老年人由于生理性脾胃功能减退，很容易出现消化吸收不良的问题，具体表现为食欲不振、饭后腹胀、大便不调、体重下降、肌肉萎缩等。这些表现正是东垣所说的"脾胃虚则五脏六腑皆不得营运之气"。临床运用补中益气汤加减，可有效改善老年人胃肠动力和消化功能。常配伍鸡内金、麦芽、神曲等健脾消食之品；腹胀明显加木香、砂仁理气和中；大便溏泄加茯苓、白扁豆健脾渗湿。研究表明，补中益气汤可增强胃肠平滑肌收缩力、促进消化液分泌、改善肠道菌群平衡，从多个层面改善消化吸收功能。在老年人中坚持使用，可延缓生理性衰老、提高生活质量。
3. 免疫功能性疾病的调节运用。东垣所说的"元气"与现代医学的免疫功能有诸多相通之处。补中益气汤在临床上被广泛用于免疫功能低下相关的疾病，如反复呼吸道感染、过敏性鼻炎、慢性荨麻疹、白细胞减少症等。其作用机制在于通过补益脾胃之气来增强机体的免疫防御能力，这与"正气存内，邪不可干"的中医理念是一致的。在反复呼吸道感染的儿童和老年人群中，在感染间歇期使用补中益气汤（常配伍防风、白术形成玉屏风散合方），可显著减少感染发作频率和严重程度。对于过敏性鼻炎患者，补中益气汤合苍耳子散加减，可有效改善鼻塞、流涕、打喷嚏等症状。对于慢性荨麻疹患者，补中益气汤合消风散加减，可调节免疫失衡状态、减少风团发作。需要强调的是，补中益气法适用于中医辨证属"气虚"的免疫性疾病患者，对于湿热内蕴或阴虚火旺者则不宜，辨证准确是取得疗效的前提。
4. 围绝经期综合征的调理。女性在围绝经期由于肾气渐衰、天癸将竭，常出现烘热汗出、烦躁易怒、失眠多梦、疲乏无力等复杂症状。东垣"阴火"的理论对此类证候有很好的指导意义——肾阴虚于下则相火浮越于上，加之脾胃运化功能减退、元气不足，形成了上热下寒、虚实夹杂的病理状态。以补中益气汤为基础，加知母、黄柏坚阴泻火，加麦冬、五味子养阴敛汗，加桂枝、白芍调和营卫，往往能收到满意疗效。这种方法不同于单纯滋阴降火的治疗思路，而是注重在补益中焦的基础上调节全身阴阳平衡，体现了东垣"治脾胃以安五脏"的学术特色。
①补中益气汤虽为良方，但并非适用于所有内伤证候。湿热内蕴、阴虚火旺、实热壅滞者忌用或需化裁。②补气升阳药物的剂量应因人而异，气虚明显者剂量可稍大，但需防止过补壅滞。③服用期间应避免劳累过度、进食生冷油腻之品，以利于脾胃功能的恢复。④作为养生保健使用时，应间断服用而非长期持续服用，给脾胃以自我调节的空间。⑤对于慢性病患者，中药调理的同时应配合合理饮食、适度运动、规律作息等综合措施，方能取得最佳效果。
王好古（《此事难知》）："东垣论阴火，深得《内经》之旨。火与元气不两立者，盖元气生则火自伏，火炽则元气衰，此自然之理也。凡治内伤发热，当察其有无外感，若内伤而兼外感者，当先治其内伤，而后治其外感，否则邪气未去而元气已伤矣。"王好古作为东垣的弟子，将师说进一步发扬，明确指出治疗内伤发热时辨别内伤与外感的重要性，以及在内外兼病时"先内后外"的治疗原则，对后世临床具有重要指导意义。
张元素（《医学启源》）："脾胃者，仓廪之官，五味出焉。脾胃受损，则百病由生。养脾胃者，当以甘温为主，少佐升散，使清阳上升、浊阴下降，则元气自复。"作为易水学派的开创者、东垣的老师，张元素对脾胃生理病理的基本认识为东垣的学术发展奠定了基础。他提出的"甘温为主、少佐升散"的用药原则，在东垣的补中益气汤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和发挥。
薛己（《薛氏医案》）："人以脾胃为本，治病以调补中气为先。东垣补中益气之法，可谓得轩岐之奥旨。凡诸虚百损、内伤外感之证，若中气不足者，皆可用此方加减化裁。"薛己作为明代温补学派的代表人物，对东垣的脾胃学说极为推崇。他扩大了补中益气汤的临床应用范围，从单纯的内伤发热扩展到各类虚损病证，还创立了以补中益气汤合六味地黄丸治疗的"先后天并补"法，对后世影响深远。
李中梓（《医宗必读》）："东垣论阴精所奉、阳精所降，盖人生全赖阳气，阳精下降则阴邪上乘，此即脾胃虚而阴火乘之之义。故善养生者，当保阳气之升发，护脾胃之运化。"李中梓从阳气为本的角度解读东垣理论，强调阳气在人体生命活动中的主导地位。他认为"阴阳寿夭论"的核心在于阳气的存亡——阳气充盛则阴精得奉，阳气衰微则阴精失守。这一观点对清代温补学派和张介宾的"大宝论"产生了直接影响。
张介宾（《景岳全书》）："东垣以补中益气为治虚损之大法，然虚损之证，有气虚、有血虚、有阴虚、有阳虚，不可专执补中一法。补中益气汤善于补气升阳，而于滋阴填精则有所不足。故临证须详辨阴阳气血之偏颇，择善而从。"张介宾既充分肯定东垣补中益气法的贡献，又指出了其在治疗阴虚方面的局限性。张介宾提出了"善补阳者必于阴中求阳，善补阴者必于阳中求阴"的著名论断，完善了五脏阴阳虚损的辨治体系。
叶天士（《临证指南医案》）："东垣之法，重在脾胃阳气，以升发为主。今人胃阴亏虚者亦多，当于东垣法中参入养胃阴之品，如沙参、麦冬、石斛之类，以胃阴充则胃气自降，升降复常则病自愈。"叶天士在继承东垣脾胃学说的基础上，补充了养胃阴的治法，使脾胃学说更加完善。他认为东垣偏重于脾胃阳气的升发，而对于脾胃阴液的濡润关注不足。叶天士创立的"甘凉濡润"养胃阴法，与东垣的"甘温益气"升阳法相辅相成，共同构成了完整的脾胃辨治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