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苓散：治烦渴饮水过多，或水入即吐，心中淡淡，停湿在内，小便不利。
茯苓（三钱，去皮） 猪苓（二钱，去皮） 泽泻（五钱） 白术（二钱） 桂枝（二钱，去粗皮）
上为细末，每服二钱，热汤调服，不拘时候。服后多饮热汤，取汗出为度。
又法：加生姜、大枣煎服，名桂苓汤，治伤寒表未解，脉浮，小便不利，微热消渴者。
东垣云：五苓散乃太阳经之下药也。夫太阳者，巨阳也，其气上行，而居于表。若其人饮酒后，或湿热内积，或水饮停蓄，致脾气不升，胃气不降，津液不行，则当以五苓散化气利水，使水自下泄，脾气自复。
又曰：治酒积，或过饮茶水，停滞成湿，或湿热下注，或水不化气，皆可通治。但须认得分明，不可妄投。五苓散能分理阴阳，和调五脏，通利水道，为治水之总司也。
五苓散主治：口中烦渴、饮水过多，或者水喝下去很快就吐出来，感觉心下（胃脘部）有满闷不适、水液停滞的感觉，体内有湿邪停聚，小便排出不畅利。
处方组成：茯苓（去皮，三钱）、猪苓（去皮，二钱）、泽泻（五钱）、白术（二钱）、桂枝（去粗皮，二钱）。
制法用法：以上药物共研为细末，每次服用二钱，用热开水调服，不拘泥于固定的服用时间。服药后要多喝热水，使身体微微出汗，以汗出为度。
另一种用法：加入生姜、大枣一同煎煮，叫做桂苓汤，治疗伤寒表证尚未解除，脉浮，小便不利，微微发热、口渴饮水多的证候。
李东垣指出：五苓散是太阳经的利下之药。太阳经是人体最大的阳经，其气是向上运行的，主管人体的体表。如果一个人饮酒之后，或者湿热在体内积聚，或者水饮停滞不化，导致脾气不能升清、胃气不能降浊、津液无法正常运行输布，此时就应当用五苓散来化气行水，使水湿从下焦排泄出去，脾气自然得到恢复。
又说：治疗酒积，或者饮茶饮水过多导致的湿邪停滞，或者湿热向下流注，或者水液不能正常气化，都可以用五苓散通治。但必须辨证准确，不可随意使用。五苓散能够分开调理阴阳、调和五脏功能、通利水道，是治疗水湿病证的总要方剂。
五苓散原方出自张仲景《伤寒论》，为太阳蓄水证之主方。在《伤寒论》中，五苓散主治太阳表邪未解、内传膀胱之腑，致气化不利、水蓄下焦，症见脉浮、小便不利、微热消渴、或水入即吐。方中桂枝用至二两（较东垣用量更重），取其解表散邪、兼助膀胱气化之意，与白术、茯苓、猪苓、泽泻四味利水药相合，构成"表里双解"之格局。
而李东垣在《脾胃论》中运用五苓散，其思路发生了深刻转变。东垣不再将其局限于伤寒太阳蓄水证，而是将其纳入脾胃内伤的辨证体系中重新诠释。东垣所论之"烦渴饮水过多，水入即吐，心中淡淡，停湿在内，小便不利"，其病机核心已从外感表邪入里转变为内伤脾胃、运化失常导致的津液输布障碍。这意味着五苓散在《脾胃论》中的定位完成了从"解表利水"到"健脾化湿"的功能转型——其方药虽同，而用方之思路大异。
东垣尤其强调五苓散在治疗饮酒过度和茶饮过量所导致的"酒积"和"水积"中的运用。他认为饮酒和过量饮茶均会损伤脾胃阳气，导致水湿运化失常，湿浊内停。东垣指出"酒者，大热有毒"，饮酒后水湿与热互结，往往形成湿热交阻的复杂局面。五苓散中桂枝辛温通阳、化气行水，配合茯苓、猪苓、泽泻淡渗利湿，白术健脾燥湿，正合"分理阴阳，和调五脏，通利水道"之旨。值得注意的是，东垣将桂枝的用量从《伤寒论》原方的二两减为二钱，且去粗皮，说明其用意重在温阳化气而非解表散邪，这是东垣创造性运用五苓散的关键所在。
李东垣将五苓散定位为"太阳经之下药"，这一提法具有深刻的理论内涵。太阳经在人体主表，其气运行方向向上向外；而"下药"则指使水湿从下焦排出。这一看似矛盾的表述恰恰反映了东垣对人体气机升降的辩证认识——只有下焦水道通利、浊阴下降，上焦的阳气才能正常升发布散。五苓散通过通利小便，使水湿之邪从下窍而出，从而为脾阳的升清创造条件。这正是东垣"升阳"思想在具体方剂运用中的精妙体现：欲升先降，以降助升。
此外，东垣提出五苓散可加生姜、大枣煎服，名"桂苓汤"，治疗伤寒表未解者。这一加减法颇具深意：生姜辛温发散、大枣甘温补脾，二者合用既可助桂枝从太阳经微微发汗以解表，又可顾护中焦脾胃之气。此时东垣仍不忘"内固脾胃"这一根本宗旨，即使是治疗外感证候，也注重保护中气，与一般医家单纯解表之法截然不同。
五苓散由茯苓、猪苓、泽泻、白术、桂枝五味药组成，配伍精当，结构严谨。方中以泽泻为君，用量最大（五钱），取其甘淡性寒、直达肾与膀胱经、利水渗湿之功最强，为方中主药。茯苓（三钱）为臣，甘淡平，入心脾肺肾经，健脾渗湿、宁心安神，与泽泻相配则利水之力倍增。猪苓（二钱）亦为臣，甘淡平，专入肾与膀胱经，利水之功较茯苓更专，三者合用以成"三苓利水"之势，从上中下三焦全面通利水道。
白术（二钱）为佐，苦甘温，入脾胃经，健脾燥湿。白术在方中的作用至关紧要：一方面通过健脾来杜绝水湿生成的源头（"脾主运化水湿"），另一方面通过燥湿来消除已经停聚的水湿。这正体现了东垣"治病求本"的思想——仅仅利水祛湿而不健脾，则湿邪去而复聚，病必不除。白术之"健脾"与三苓之"利水"一补一泻、一固一通，构成了"标本兼治"的完美配伍。
桂枝（二钱）为佐使，辛甘温，入心肺膀胱经。在《伤寒论》原方中，桂枝与麻黄、葛根等解表药同用，功在解肌发表。而东垣将桂枝用量减至二钱，且去粗皮，使桂枝在五苓散中的作用从"解表"转变为"温阳化气"——辛温通阳以助膀胱气化，使水湿能够顺利从小便排出。桂枝犹如"催化剂"，通过振奋阳气来加速水液代谢，使茯苓、猪苓、泽泻的利水作用更为顺畅。同时，桂枝还有平冲降逆、温通血脉之功，对水饮上逆引起的水入即吐、心中淡淡等症有直接的治疗作用。
综合而言，五苓散的配伍可概括为"三利一健一化"：泽泻、茯苓、猪苓三药通利水道以排已成之水；白术健脾燥湿以杜生湿之源；桂枝温阳化气以助水湿运化。全方升清降浊、通阳利水，使水湿得去、阳气得复、脾气得健。东垣指出五苓散能"分理阴阳，和调五脏"，正是对这一配伍机理的高度概括。此外，五苓散用药以甘淡为主，不峻不猛，适合长期调理脾胃功能，符合东垣"温养脾胃"的一贯思想。
东垣运用五苓散所针对的核心病机是"脾虚湿盛、水湿内停"。这一病机的形成有着深刻的内在逻辑：脾胃为后天之本、气血生化之源，主运化水谷精微和水湿。当脾胃功能虚弱时，运化水湿的能力就会下降，导致水湿在体内停滞不化。水湿既可以是病因（外感湿邪损伤脾胃），也可以是结果（脾胃虚弱内生水湿），二者互为因果，形成恶性循环。
东垣特别指出，饮酒和过量饮茶是导致脾胃损伤、水湿内停的常见诱因。酒性大热而质湿，过量饮酒则湿热交蒸，损伤脾胃之气；茶性寒凉，过量饮茶则寒湿伤中，困遏脾阳。二者殊途同归，最终都导致脾失健运、水湿不化的病理状态。水湿停聚之后，进一步阻碍气机升降，使清阳不升、浊阴不降，出现头晕、乏力、脘腹胀满、小便不利等一系列症状。
从病机层次来看，五苓散证涉及三个层面的病理变化。第一层是脾虚失运、水湿内停——这是最基础的病机，也就是《内经》所谓"诸湿肿满，皆属于脾"。第二层是气化不利、水道不通——水湿停聚进一步影响膀胱气化功能，导致小便不利、水液代谢障碍。第三层是升降失常、清浊不分——水湿阻碍气机，使清阳不能上升、浊阴不能下降，出现头晕、口渴（津液不能上承）与小便不利（浊阴不能下泄）并见的矛盾现象。这三层病机相互关联、层层递进，构成了五苓散证的完整病理图景。五苓散的治疗思路正是针对这三层病机逐一破解：白术健脾以治第一层，三苓利水以治第二层，桂枝化气以治第三层。
值得注意的是，东垣在论五苓散时特别强调"烦渴饮水过多"与"水入即吐"并见证的存在。从病机角度分析，口渴是水湿内停、津液不能上承的表现，病人试图通过饮水来缓解口渴，但越饮则水湿越盛、气化越不利，最终导致"水入即吐"——这是水湿内盛至极、胃气失降的典型表现。这种"渴不欲饮"或"饮而即吐"的矛盾表现，恰恰是水湿内停证的辨证眼目，也是东垣运用五苓散的重要指征。
根据东垣在《脾胃论》中的论述，五苓散证的适应证候可分为主症、兼症和舌脉三方面加以把握。
主症方面，核心表现有三：其一为"烦渴饮水过多"——患者自觉口干口渴、烦热不适，频繁饮水但渴感不减，这是由于水湿内停阻遏气机，导致津液不能正常上承于口咽所致。其二为"水入即吐"——饮水后不久便吐出清稀水液，或自觉胃中漉漉水声、泛恶欲呕，这是水饮停聚中焦、胃气上逆的典型表现，在《伤寒论》中被称为"水逆"证。其三为"小便不利"——尿量减少、排尿不畅或小便频数但量少，这是水湿内停、膀胱气化失司的直接反映。三个主症分别对应着水湿内停影响上焦（口渴）、中焦（呕吐）、下焦（小便不利）的病理过程。
兼症方面，患者常伴有"心中淡淡"（即心下胃脘部满闷不适、似饥非饥、似痛非痛的一种难以名状的感觉）、脘腹胀满、纳食不香、身体困重、肢倦乏力、头晕头重、大便溏薄或不成形、面色萎黄无华等脾虚湿困的表现。部分患者还可能出现下肢轻度水肿、皮肤湿疹瘙痒等湿邪外溢的表现。长期水湿内停者，可出现面色晦暗、眼睑浮肿、腰酸腿沉等肾气受损的征象。
舌脉方面，舌象以舌质淡胖、边有齿痕、苔白滑或白腻为特征。舌质淡胖提示脾气虚弱，齿痕舌乃脾虚湿盛之征，白滑苔或白腻苔则直接反映水湿内停的病理状态。若苔白厚而水滑，说明水湿较重；苔白腻则提示湿邪兼有化热趋势。脉象以脉濡缓或脉沉弦为主。濡脉主湿、缓脉主脾虚，二者并见是脾虚湿盛的典型脉象。若水湿较重、气机不畅明显者，可出现脉沉弦或沉涩。少数兼有热象者，脉可见濡数。
东垣强调"须认得分明，不可妄投"，五苓散虽为利水名方，但并非所有水湿证皆适用。其辨证关键在于抓住"脾虚湿盛"这一核心病机，须具备口渴、小便不利、舌淡苔白滑等三大辨证要点。若患者舌红少苔、阴虚津亏，或脉数有力、湿热壅盛，则均非五苓散所宜，应当另选猪苓汤、八正散等方。
五苓散在现代临床中应用极为广泛，远不限于《伤寒论》所载的太阳蓄水证，也不限于东垣所论的酒积水停证。其核心病机"气化不利、水湿内停"可出现在多种疾病的不同阶段，故临床应用范围极广。现择其要者，列举如下。
1. 消化系统疾病：慢性胃炎、胃潴留、功能性消化不良
此类疾病多表现为胃脘胀满、食后加重、恶心呕吐清水、口渴但不欲多饮、小便量少、舌淡苔白滑等，与东垣所述"停湿在内、心中淡淡、水入即吐"的病机高度吻合。五苓散通过健脾利水、化气行湿，可以显著改善胃排空障碍和胃潴留症状。临床常与平胃散、二陈汤等化湿和胃之方合用，以增强疗效。对于幽门螺杆菌相关性胃炎伴有湿邪表现者，五苓散也可作为辅助治疗方剂使用。治疗时宜将散剂改为汤剂煎服，并根据患者体质适当调整桂、术比例：脾虚明显者白术加量，气化不利明显者桂枝加量。
2. 泌尿系统疾病：慢性肾小球肾炎、肾病综合征、特发性水肿
五苓散原为通利小便而设，故在泌尿系统的应用最为直接。慢性肾炎和肾病综合征早期表现为水肿、小便不利、蛋白尿、舌淡苔白滑者，多为脾肾两虚、水湿内停之证，以五苓散加减化裁（常加黄芪、党参、山药等益气健脾之品）可收到利水消肿、减少蛋白尿的效果。特发性水肿多见于中年女性，表现为周期性肢体水肿、小便量少、精神紧张时加重而各项检查均无明显异常，五苓散配合逍遥散加减往往能取得满意疗效。需要指出的是，肾病晚期出现大量蛋白尿、低蛋白血症、高度水肿时，单纯利水已非正治，应当以温补脾肾为主，待正气回复后再酌情利水。
3. 代谢性疾病：单纯性肥胖、高脂血症、脂肪肝
东垣论五苓散时已明确指出其可治"酒积"和过饮茶水所致的湿积，这与现代社会的代谢综合征有密切关联。过食肥甘厚味、饮酒过量、缺乏运动等因素导致的单纯性肥胖、高脂血症、脂肪肝，中医辨证多属痰湿内盛、脾运失健。五苓散通过健脾化湿、通利水道，可以促进体内水湿代谢产物的排出，改善胰岛素抵抗，调节脂质代谢。临床常与泽泻汤、防己黄芪汤等配合使用，其中泽泻本身就有明确降血脂的药理作用。脂肪肝患者若见胁肋胀满、纳呆恶心、大便黏滞、苔白腻者，以五苓散合茵陈蒿汤化裁，利湿清热并施，每获良效。
4. 五官科疾病：梅尼埃病（美尼尔氏综合征）、中耳炎积液、青光眼
梅尼埃病的典型表现为发作性眩晕、耳鸣、恶心呕吐、视物旋转，中医认为其基本病机为"无痰不作眩"，属于痰饮上泛、清阳不升所致。五苓散化饮利水、升清降浊，能有效减轻内耳淋巴水肿，改善眩晕发作的频率和程度。临床常用五苓散加天麻、半夏、陈皮等化痰息风之品。中耳炎伴中耳积液者，也属水湿停聚于清窍，五苓散加石菖蒲、通草等通窍利湿之品可助积液吸收。此外，青光眼患者属水湿内停、眼压升高者，以五苓散加车前子、益母草等利水降压之品，在降低眼压方面也有辅助作用。
成无己《注解伤寒论》："五苓之中，茯苓为主，故曰五苓散。茯苓味甘平，猪苓味甘平，甘虽甘也，终归甘淡。白术味甘温，泽泻味甘咸寒，桂枝味辛热。辛甘发散为阳，咸味涌泄为阴，故五苓散乃太阳经本治也。"成无己从气味君臣角度解析五苓散，指出其本质为太阳经治水之方，这一认识为后世医家理解五苓散奠定了理论基础。
柯琴《伤寒来苏集》："五苓散为利水之总剂。凡水邪内蓄者，必用此方以利水。然桂枝之用，不在解表，而在化气。气化则水自行矣。"柯琴明确指出桂枝在五苓散中的核心作用不在于解表而在于化气，这一定性与东垣在《脾胃论》中的运用思路完全一致——桂枝在这里不是用来发汗解表的，而是用来温阳化气、促进膀胱气化功能的。
尤在泾《金匮要略心典》："五苓散，外疏内利，两解表里之法也。盖其人水气内停，而外有表证，故以桂枝解其外，以苓、术、泽泻利其内。若无表证，但欲利水，则去桂可也。"尤在泾提出若无表证则去桂的观点，与东垣的运用方式有所不同——东垣即使针对内伤水湿，仍然保留桂枝，只是减量使用以发挥化气之功而非解表之效。
王好古《汤液本草》："五苓散，《本草》云：治饮酒后水停之为病。又治伤寒热在太阳，烦渴饮水，小便不利。东垣先生又云：治湿热内积，或水饮停蓄，致脾气不升，胃气不降，津液不行。"王好古作为东垣弟子，特别记录了其师在脾胃病领域运用五苓散的独特经验，强调了东垣将五苓散用于酒积湿热、脾胃升降失常等内伤杂病的实践，是对东垣学术思想的忠实传承。
张元素《医学启源》："五苓散治小便不利，及渴而水蓄，下焦虚者。泽泻为使，除湿之圣药也。茯苓、猪苓利小便，白术和中，桂枝通经。"张元素（东垣之师）从脏腑辨证角度诠释五苓散，将"下焦虚"作为使用五苓散的一个重要病机考虑，这一观点对东垣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东垣在《脾胃论》中强调中焦脾胃虚弱可以导致下焦水道失调，正是继承和发展了易水学派的学术思想。
清代医家汪昂《医方集解》："五苓散通治诸湿肿满、水饮水肿、呕逆泄泻、寒湿脚气、黄疸、小便不利等证，兼治湿热内蕴、烦渴引饮。"汪昂将五苓散的主治范围大大扩展，几乎涵盖了所有与水湿内停相关的病证，这也从一个侧面印证了东垣将五苓散从伤寒方发展成内伤杂病通用方的历史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