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讲座是卢麒元《通论》（凯恩斯《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系列课程的第一讲，以"西方近代经济思想史概述"为主题，系统梳理了从1500年到20世纪初西方经济思想的演进脉络。讲座选取了四位具有代表性的人物——海盗出身的重商主义者托马斯·曼、御医出身的重农学派创始人魁奈、道德哲学家英国古典经济学奠基人亚当·斯密，以及学院派新古典经济学开创者马歇尔——通过对他们思想的分析，揭示西方经济思想背后的历史逻辑和现实意义。
讲座的核心目的在于：为后续深入学习凯恩斯《通论》搭建思想史框架，同时以中国视角审视西方经济思想，帮助学习者理解中国经济发展道路的选择与困境。
"全部要说的话恐怕不行，所以我呢，为了凯恩斯的缘故，所以我将这个西方近代思想史概述分成了三个专题。第一个专题是讲重商主义；第二个专题是重农主义，第三个专题是英国古典经济学。"
卢麒元将西方近代经济思想史按时间顺序划分为三个主要阶段，每个阶段都与特定的历史条件和社会变革紧密关联。
这一时期恰好是西方发现新大陆、开启殖民时代的时期，也是大英帝国崛起的时期。重商主义的代表人物托马斯·曼是东印度公司的经理，这一身份决定了他的思想立场——站在殖民者和国家扩张的立场上思考贸易、资源和帝国实力。
时代特征： 殖民扩张、海盗贸易、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型的初期。
关键时间节点： 1500年前后（大航海时代开启）至1750年（工业革命前夕），与中国明末清初的历史时期高度重叠。
重农主义是对重商主义的反思和对抗，站在农场主和农民立场上思考经济问题。代表人物魁奈是法国皇室的御医，出身底层，深刻了解农民疾苦。
时代特征： 法国三农问题极其严重，贵族生活糜烂，农民活不下去。
关键影响： 重农主义思想直接影响了美国独立战争（1775年）和法国大革命（1789年），华盛顿和法国革命者都受到魁奈思想的深刻影响。
随着工业化的迅速发展，经济思想的重心从贸易转向产业。亚当·斯密为资本主义制度的建立和完善奠定了学理基础，马歇尔则将经济学变成独立学科并以数学语言重新表述。
时代特征： 工业化迅速发展，资本主义框架逐渐完善。
关键贡献： 从宏观视角思考国家财富增长，形成系统的经济学理论体系。
卢麒元特别强调，理解这些历史分期对于认识中国当代经济发展道路具有重要意义。中国1949年之后实际上走了一条重商主义的道路——通过牺牲农业迅速发展工业，实施国家资本主义。而重农主义在中国的复兴则体现在乡村建设等运动中。
托马斯·曼（1571-1641）是英国东印度公司的经理，严格来说并不是经济学家。他是英皇特许的海盗和殖民者，但撰写了三部重商主义的奠基之作。这一身份本身就具有深刻的历史内涵——经济理论并非始于书斋，而是始于实践。
重商主义的底层逻辑是"基于实力的规则"——用武力征服对方，签协议，建立不平等的贸易关系。卢麒元将这一点与美国国务卿布林肯的"基于实力的规则"讲话联系起来，指出这种思维方式延续至今。
白人与白人之间、欧洲大陆之间的贸易规则，与殖民地的贸易规则完全不同，其中包含严重的种族歧视。这种歧视至今仍存在于西方的贸易规则中。
海盗离开船就成为资本家（东印度公司），他们的产权需要清晰定义和法律保护。
单纯的海盗暴力不够，必须将国家组织起来、动员起来，建立强大的海军。托马斯·曼主张国家资本主义，实质就是军国主义。这一思想后来深刻影响了德国历史学派、斯大林式社会主义以及中国1949年后的发展模式。
"重商主义要说什么？第一，基于暴力的规则。你们想起布林肯了没有？想起杨主任在阿拉斯加说的话没有？他们说——今天他的话还是重商主义的话——他说基于实力的规则，杨主任说你们没有实力，不吃你这一套，几十年都不是这样了。"
重商主义形成了一整套的伦理体系，并最终构成法律。两部关键法案——1549年英女皇颁布的《英格兰王国共同福利法案》和《贸易和航海法》——为殖民主义建立了制度框架。重商主义的副产品是"羊吃人"运动（圈地运动），即为了发展羊毛贸易而驱逐农民。
卢麒元指出，中国1949年之后急剧发展工业、实现工业化，虽然名义上是社会主义，但实际遵循的是重商主义原则——国家资本主义。中国共产党走了一条重商主义道路：牺牲农业来迅速发展工业。斯大林和希特勒使用的也是同样的逻辑，并非马克思的本意。这一判断将中国的现代化道路置于500年的世界历史视野中重新审视。
魁奈（1694-1774）被誉为"法国的李时珍"和"欧洲的孔子"。他出身底层，自幼天资聪慧，二十五岁正式行医。后因治好路易十五皇后的病成为御医，又因治好太子的病获赐贵族身份，入住凡尔赛宫。他深入了解了农民疾苦，怀有"大医医国"的仁慈之心。
魁奈的思想有两个重要来源：第一，当时法国流行儒家思想，卢梭、伏尔泰等思想家都以研究儒学为时髦。儒家经典传到欧洲后，深刻影响了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魁奈精读儒家经典，并将其消化吸收。第二，他亲眼目睹了法国三农问题的严重性，农民活不下去，而贵族生活糜烂。
"在欧洲，在他的同时代里边，他被称为'欧洲的孔子'。你就知道这人学问到了什么程度，'欧洲的孔子'！"
魁奈将儒家思想转化为自己的哲学归纳，提出"自然秩序"概念。他认为政府很坏、贵族也很坏，应该强调自由秩序。这一思想后来成为奥地利学派和芝加哥学派的思想基础。其核心要义是：遵循自然秩序，而非人为秩序——这实质上包含了无政府主义的倾向。
"自由"的另一个词是"解放"。美国农场主华盛顿反抗英国的税收安排，提出"不议政不纳税"，其思想根源正是重农主义的自然秩序学说。
纯产品学说的本质是直接税。魁奈非常推崇中国大明朝张居正的税政改革（一条鞭法），认为通过直接税可以减轻农民负担，增加贵族和资本家的税负。卢麒元尖锐地批评了国内学界对魁奈的误读——认为他是御医就必然站在贵族立场。他指出："李时珍给皇上看病，就站皇上立场？华佗给曹操看病，就站曹操立场？"
魁奈的思想直接导致了两个重大历史事件：美国独立战争（1775年）和法国大革命（1789年）。他的重农轻商思想深刻地影响了亚当·斯密和马克思，《国富论》和《资本论》中有许多思想源于魁奈。
"所以北美的农民——华盛顿同学提出来，不让我到立法院议税，我就起义。不议政不纳税，他要的是解放，其中核心的是他是遵循自然秩序，而不是人为秩序。"
亚当·斯密（1723-1790）是格拉斯哥大学的道德哲学教授，严格来说并不是经济学家——在他所处的时代，经济学尚未成为独立学科。他精通多国语言，饱览群书，拥有三千册藏书（在当时极为罕见），又曾游历法国与魁奈交流学问。
他具有中国古代大儒的遗风：第一，一生未娶，全心侍奉母亲，母亲去世六年后他也离世；第二，他与大卫·休谟的友谊超越了寻常的物质利益，两人互相托付遗稿，相互砥砺学问。
社会分工是国家富强的根本所在，而社会分工的基础就是公司的运作。斯密第一次系统论述了分工对提高生产力的决定性作用。
资本积累和扩张是经济增长的动力源泉，这一思想奠定了资本主义发展的理论基础。
探讨怎样的分配方式才有利于公司运作和资本扩张，已经开始深入到产业内部结构。
首次明确区分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提出劳动创造价值的重要结论。注意：剩余价值理论并非马克思首创，斯密已经触及了这一概念。
包含社会正义、工薪溢价、劳动力再生产和基金化等内容。这是250年前的理论，卢麒元借此发问：今天的中国知识分子有没有好好思考工资理论？中国劳工如何脱贫？
地租理论影响极为深远，后来的李嘉图将其彻底理论化并数学化，使其成为可计算的经济学概念。
对利润本质的讨论直接导致了剩余价值理论的诞生。马克思经济学正是脱胎于此。
斯密解答了托马斯·曼与魁奈之间的争论——到底是间接税好还是直接税好？
继承并调和了魁奈的自然秩序思想，主张限制政府干预。这一思想深刻影响了英国的政治传统。
"斯密是将重商主义和重农主义进行了第一次综合总结的人。所以他将两种理论做了非常好的融合，以至于大英帝国没有经历革命。"
卢麒元指出一个耐人寻味的历史现象：马克思被德国驱逐、被比利时驱逐、被法国驱逐，但到了英国就不再被驱逐了。为什么？因为在亚当·斯密奠定的学理和伦理基础上，英国形成了一种超越一般军政府的宽容。斯密的《国富论》不完全是经济学著作，它更是一部伦理学巨著，其知识体系和伦理体系为英国社会的包容性提供了理论基础。
马歇尔（1842-1924）是剑桥学派的创始人，凯恩斯的老师。与前三位思想家不同（海盗、医生、家庭教师），马歇尔是真正的研究学问的学院派经济学家。他创立了剑桥学派，使经济学从道德哲学和历史学中独立出来，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
马歇尔不走极端，不偏重重商或偏重重农，不偏重国家或偏重个人。他始终是二元论者。卢麒元以"正心以中"评价这一品质——只有二元论，才能找到本质和规律。
马歇尔用数学语言对经济学进行系统性重构，使经济学变成可计算、可统计的科学。他提出了供给与需求曲线，让决策过程建立在统计学基础上。他使宏观经济学、微观经济学和会计学进行了有机整合。
没有马歇尔，就没有运筹学——因为不知道最优解在哪里。
马歇尔给出了边际的概念，提出了时空的限制和若干约束性条件，构建了现代经济学的基本分析框架。均衡理论是经济学中的理想模型，为后续的宏观和微观分析奠定了基础。
"马歇尔有三样东西很了不起。第一样东西，马歇尔是一个二元论者。就是他不走极端，他不会偏重于重商或者是偏重于重农，偏重于国家、偏重于贵族、偏重于资本家或者偏重于农民，或者是偏重于工人，他不是。"
在经济学史上，三位最伟大的人物是：亚当·斯密、马克思、凯恩斯。有些人把马克思去掉，加上达尔文（跨学科）。虽然凯恩斯的光芒掩盖了马歇尔，但马歇尔作为凯恩斯的老师，其思想深度和学术贡献不可磨灭。我国的经济学家阐释经济学到马歇尔基本能说清楚，但在马歇尔之前——特别是对"海盗"和"医生"——他们说不清楚，因为他们不理解海盗和医生为什么那样思考问题。
卢麒元对西方近代经济思想史做出四点关键结论，将500年的思想演进提炼为具有现实意义的思考框架。
西方近代经济思想史本质上是对农业经济向工业经济转型过程的理论归纳和实践指导。这为理解中国从大明、大清、民国到共和国的经济思考提供了重要参照，也指明了当代中国应当努力的方向。
所有伟大的经济思想家都对其所在国家的国家主体性进行了深刻的描述——无论是殖民原理还是其他原理。这启示我们：任何经济理论都必须立足于特定的国家立场和历史条件。
从魁奈到斯密、到马歇尔、到凯恩斯，伟大的思想家都对自己的人民怀有深深的悲悯。只有马克思将对被殖民者的悲悯也纳入自己的思想体系，这一点与其他西方思想家有本质区别。
如何实现国家经济发展与国民福利改善之间的均衡？国民福利过高（如美国）则国家发展缺乏持续动能；国家发展太好而国民福利不改善（贫富分化）则社会不稳。伟大的思想家提供了系统性的方案，值得当代中国学者借鉴。
"所有的思考者都对国家主体性进行了非常深刻的描述，不管它是殖民原理，不管它是什么原理，他对国家的主体性进行了深刻的描述。这很了不起。"
在课程最后部分，卢麒元将经济思想史的分析延伸到对当前世界经济形势的判断，体现了理论联系实际的治学风格。
卢麒元主张用水利投资替代房地产和土地财政。他认可总理宣布的第一笔8000亿水利投资，但认为不够——年内应投入4万亿。四万亿足够强度，可以给地方带来财政收入。
在衰退周期中，人们不会购买电脑、手机，不会进行大规模的电子消费升级。因此他认为在衰退周期搞新基建是胡闹。
"我国将是全世界率先走出衰退的国家。因为我们一直讲水循环、水循环。这周，总理终于做出了第一个决定，关于水利的部分，第一笔钱八千个亿投出、放出来，但我觉得不够。"
在美国头部市场，避险情绪已经出现且非常明确。卢麒元提醒朋友们坚持既往的既定方针，在整个经济陷入衰退的过程中保持谨慎。
本次讲座不仅是对西方近代经济思想史的系统梳理，更是对当代中国经济发展道路的深刻反思。卢麒元以"500年"的历史视野，将中国和西方置于同一时空坐标系中审视，提出了许多发人深省的问题。
"东方人能读懂西方人的东西就不错。如果东方人把它吃碎了、吞下去，再用东方的视角看世界，用东方的语言来重新解释世界，重新来认识自己、规划自己，这需要的不仅仅是一种道德勇气，也需要的是深邃的历史眼光、哲学高度。"
卢麒元引用魁奈、斯密、马歇尔等人的治学精神和人格境界，激励学习者在学习西方经济思想的过程中，不仅要做知识的搬运工，更要完成一种"主体性的跃升"——将西方思想消化吸收后，以东方的视角重新解释世界，以此回应当代中国面临的深刻问题。
正如卢麒元在课程结尾所说："没有空间跨度和时间跨度的东西，解决不了主体性的问题。"这一句看似平淡的总结，实际上道出了整个讲座的灵魂——在经济思想史的学习中，只有确立主体性意识，才能真正跨越时空，实现思想的创造性转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