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次讲座是《通论》课程的第二讲，主题为"西方现代经济思想史概览"。讲座从2022年4月16日（壬寅年三月十六日）的特殊时空背景切入，将全球疫情、国际政治经济格局变化与西方经济思想史的系统梳理相结合，为后续讨论战争、疫情与全球金融变局奠定学理基础。
卢麒元将西方现代经济思想史划分为四大板块，形成一个从"生产资料完全共有"到"生产资料完全私有"的思想光谱：
卢麒元强调，研究经济思想不能停留在抽象的模型和术语层面，而要深入到历史的具体事件中，观察思想家们是如何解决现实问题的。他借用中医与西医的对比来说明：西医（现代西方经济学）越来越微观化、模型化、数学化，如同药理学追求提取单一有效因子；而中医（正确的经济学方法）则讲究"治未病"，从整体上把握身体（经济系统）的失衡与平衡。经济学若不能解决本国的经济问题，甚至"把国家治死了"，那么其所谓的科学性毫无意义。
"现代西方经济学就如同一部药理学，它要求越来越微观、越来越具体、越来越细致……它要有一个模型，越来越模型化和数学化。从进入21世纪以来，大部分获得经济学诺贝尔奖的经济学家，基本上在我个人看来都不是经济学家了。"
苏联经济思想的根基在于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其本质可概括为"实践理性"——根据需要做出选择。列宁的《国家与革命》定义了社会主义国家如何处理三大核心问题：产权问题（生产资料所有制）、资源分配问题、工资与福利问题。
1917年"十月革命"后，列宁立即着手处理产权问题。沙皇家族被全部消灭，贵族财产被全部剥夺。从经济学角度看，这本质上是一个新生国家的资产重组。这个资产重组过程虽然残酷，但从历史结果来看是成功的——没有列宁、斯大林对沙皇帝国的资产重组，苏联的工业化是不可能的。
卢麒元高度评价苏联在1940年之前在经济治理逻辑上达到的水准，但指出其根本问题：由国家进行资源配置和由市场进行资源配置是截然不同的。国家配置可以打破旧有利益格局（如容克地主等阻碍资源最优配置的要素），但国家配置一旦形成，国家本身会形成新的利益集团，配置效率必然递减。
第一阶段： 列宁、斯大林时期——国家配置资源打破旧格局，迅速实现工业化（成功）
第二阶段： 赫鲁晓夫至勃列日涅夫时期——国家资本主义进入严重内卷，配置效率越来越低（僵化）
第三阶段： 戈尔巴乔夫时期——被动修正，市场配置全面取代国家配置，导致又一次体系性崩溃（解体）
"国家配置资源可以打破旧有的问题……但是国家配置一旦形成，国家本身形成新的利益集团，那么它的配置效率会递减。这个时候应该是国家配置与市场配置相结合，但是苏联没有办法由国家配置与市场配置相结合，他们必然走向灭亡。"
1991年苏联解体至今已逾三十年，市场配置资源的结果是解决了部分问题，却带来了更多的问题。普京本人是经济学出身，但他"不是一个伟大的思想家"，未能超越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框架，也未能超越西方当代"经济药理学"的框架。卢麒元预测，大约到2032年，俄罗斯可能将迅速崛起成为强国。
德国的经济思想传统源于德国历史学派+马克思的混合体。德国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的理论主体都是德国人（包括列宁深受德国思想家影响）。联邦德国的起点是希特勒的军国社会主义，而非资本主义。德国思想家——以艾哈德为代表——其思考的广度和深度远超苏联。
二战结束后，柏林被占领，德国陷入恶性通货膨胀和民不聊生的境地。阿登纳被美国人选定组建联邦德国政府后，经人推荐找到了路德维希·艾哈德。艾哈德是一个极为特殊的人物——作为犹太人却未逃离德国，希特勒也舍不得杀他。他在希特勒占领时期就已经为战后的德国道路进行了深刻的思考，并准备了详细的小册子。
"当阿登纳找到艾哈德的时候，艾哈德是在一个被炸毁的房间的澡盆子里边起草了联邦德国的连续两份的命令。"
社会市场经济的提出与德国对寡头和容克地主的深入骨髓的理解密切相关。德国是一个封建程度极高的落后农业国家，容克地主长期主导政治、经济、文化。两次世界大战粉碎了容克地主的结构，而艾哈德通过新的经济政策再次粉碎寡头托拉斯对德国的控制。
"我是将社会主义概述为两个标志，一个就是生产资料的所有——社会化程度，一个是社会分配的社会化程度，就是税收，就是直接税。真正的社会主义者一定是讲直接税的。"
社会市场经济建立后，联邦德国的经济得到了难以想象的迅速恢复。资本家和劳动者都达到了个人社会地位和收入的最优化满足，同时在此基础上实现了社会资源的最优配置。
凯恩斯是两个"老师"的学生：一个是马克思，一个是马歇尔。1905年，年轻的凯恩斯从剑桥大学毕业，与二十几个同学一同前往伦敦住在贫民窟。彼时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渐入佳境，这群剑桥学生深受左派思想影响。卢麒元对这一历史细节极为重视：凯恩斯为什么不革命？这个问题关涉到社会主义的两条线路——东方的俄国/中国道路与西方的英国/美国道路。
"正是丘吉尔先生的无敌舰队摧毁了大英帝国。"
——凯恩斯在英国议会上对丘吉尔的著名批评
凯恩斯对历史的深刻思考未能挽救他的国家。他参加了第一次世界大战战败国谈判（英方经济学家代表），亲眼见证了帝国的衰落。他所写的《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对国家、对美国和整个西方资本主义有"再生之德"。
任何理论的存在都有其约束条件。凯恩斯理论在以下条件下最为有效：
后来凯恩斯主义在英美失败的原因：进入人口老龄化、劳动力不足阶段后，扩大投资并不能增加工资，政府多发的货币流入资产市场（楼市、股市），形成逆凯恩斯主义。
"整个的凯恩斯的理论的推出是在上个世纪三十年代，就是一次大战之后，在大萧条的这个过程中，他提供了一整套的思想方法，这一套思想方法后来就挽救了美国、挽救了英国。但由于凯恩斯毕竟不能入阁，并且这套理论的出现晚了，所以大英帝国的衰落，虽然他做了他全部的努力，仍旧是无法避免的。"
如今，凯恩斯主义在西方世界已经沦为非主流，原因是它"不太适合作为后殖民主义的工具"。但对于广大发展中国家，特别是具有某种社会主义性质的国家，凯恩斯主义仍具有正面的、积极的意义。
芝加哥学派实际上是奥地利学派的美国分支。德国两大思想学派都流入了美国：历史学派成为"咸水派"（耶鲁，代表为耶伦）；奥地利学派衍生出芝加哥学派（代表为弗里德曼）。奥地利学派最后一位大师哈耶克，其反社会主义主张符合百年来资本主义世界的主体思考，但他本人的学问"是真的不行"。
弗里德曼的崇高地位源于他不仅仅是经济学家，更是一个伟大的思想家、战略家、美国爱国者。老布什在他生日宴上站在背后唱生日歌；撒切尔夫人飞抵美国第一站不是白宫，而是芝加哥大学与弗里德曼单独会面。在一个特定的历史时期，弗里德曼挽救了美国和英国——他是盎萨民族伟大的民族英雄。
卢麒元将货币主义的核心归纳为三个关键词：
最近对俄罗斯的制裁，充分暴露了货币主义的"狰狞面目"。
新四化是美国经历石油危机后走出困局的依据。弗里德曼提供的这套体系构成了尼克松、基辛格、里根、老布什、克林顿处理国际事务的底层逻辑。这是一个全新的后殖民主义体系——不再通过直接的军事占领和殖民统治，而是通过经济制度、金融工具和意识形态控制来实现对全球资源的掠夺和支配。
1982年撒切尔夫人与邓小平谈判后，立即实施了一系列操作：1982年12月将港币与美元挂钩；1983年通过《中英联合声明》香港土地问题《附件三》做决定，从香港土地飞速溢价中拿走了一万亿英镑。英资在香港持有大量优质土地和资源，这些资源获得高额溢价后，资本返回英国将英国政府的公营机构全部私有化。英国由此"活过来了"。
弗里德曼为里根出谋划策，通过广场协议让日元疯狂升值，美元资本疯狂进入日本制造资产泡沫，泡沫破裂后日本经济崩溃，美元资本返回美国迅速完成美国的第二轮私有化和资本化。日本由此"失去的三十年"。
"我一再说要研究芝加哥学派，要真正理解货币主义，要知道新的MMT。它们是后殖民主义的理论基础啊，是逻辑基础啊！"
卢麒元尖锐地指出：1994年中国分税制和1995年联汇改革，在财政金融层面正是陷入了后殖民主义陷阱。九十年代之后，中国金融管理部门和高管几乎全部是留美或在美资机构（世行、货币基金组织等）工作过的，受到完整的货币主义训练。芝加哥学派不仅构成了中国的经济治理伦理，甚至变成了中国的政治伦理。
"货币主义是后殖民主义，必须有殖民地。你现在把殖民地都逼反了……说好了的国际化、一体化，说好了你骑在人民币的背上，我背着你一路往前走，你怎么骑在马背上还向马捅刀子啊？货币主义走到今天，后殖民主义要被愚蠢的政治家给害掉了。"
卢麒元提出了判断社会主义的两个核心标准：
他强调："不讲直接税的所谓的毛派、社会主义者，假的，没有一个是真的。"
中国是一个特例——学的是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改革开放后"摸着鹰酱过河"，形式上像英国模式，本质上又是德国模式。这种"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在经济学的解释框架中非常困难，但正是这种混合模式构成了中国独特的发展道路。
"我国既没有苏联建国的时候那一批的非常优秀的思想家，也没有出现一个艾哈德，甚至我国也没机会，暂时还没有机会出现凯恩斯，当然我们更没有弗里德曼。"
改革开放后，中国经济学家中"泰山北斗"级别的人物，几乎全都是芝加哥学派在中国的营销者。中国学术界、教育界、传媒界在芝加哥学派、弗里德曼和货币主义问题上已经成为"重灾区"。这不是一个单纯的经济伦理问题，更是一个政治伦理问题。
只有真正理解了西方现代经济思想史，才能理解中国今天面临的金融风险和国家安全的深层逻辑。卢麒元呼吁中国需要自己的"弗里德曼"——不是因为要照搬货币主义，而是需要有人能够解释中国与世界的关系，提出中国自己的经济学理论体系和战略框架。
本次讲座不仅是对西方现代经济思想史的系统梳理，更是对当代全球政治经济格局的深度解剖。在美元重置、卢布起义、全球金融变局的大背景下，理解上述四大经济思想传统的本质及其当代演变，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
"如果不能真深刻地理解中国现代经济思想史，你们不觉得我们的国家处在一种非常的危险之中吗？好在中国的这一代人，是有反思能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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