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讲是《通论》系列讲座的第十九讲，也是系统处理凯恩斯理论在中国的第一讲。本讲的核心任务是从经济学学理角度，为理解中国二十大之后要走的经济道路提供思想框架。讲师通过对凯恩斯理论的重新解读，提出三大定义性概述，并系统阐述了凯恩斯理论得以存在和运作的五个必要条件，最终指向中国从混合资本主义走向国家资本主义4.0版本的历史必然性。
凯恩斯理论不是一套孤立的宏观经济学说，而是国家与资本关系演进的第三个理论形态。讲师将国家资本主义分为三个版本：俾斯麦的德意志国家资本主义为1.0，列宁的《国家与革命》为2.0，凯恩斯的《通论》为3.0。凯恩斯论述的是资产阶级专政国家如何搞国家资本主义，这与列宁在无产阶级专政下搞国家资本主义有本质区别。这个3.0版本挽救了陷入金融垄断资本主义危机的西方世界，为资本主义续了命。
"凯恩斯理论或者是凯恩斯主义，我认为是国家资本主义的3.0版本，他论述的是资产阶级国家或者资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如何搞国家资本主义。这和列宁的想法是不一样的，列宁是在无产阶级专政下搞国家资本主义，凯恩斯是想在资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搞国家资本主义。"
凯恩斯理论确实主张国家干预，但它干预的是社会再分配本身，而非经济运行的全部过程。这是与2.0版本（计划经济理论）最本质的区别。凯恩斯仍然主要依靠市场来配置资源，只是在再分配领域实行国家强制性干预。国家干预再分配会导致三个关键变化：资本积累出现变化、资本分布发生变化、资本流转发生变化。积累、分布、流转——这三大问题正是《资本论》和《通论》共同关注的核心议题。
这是对凯恩斯理论最深刻的理解，也是凯恩斯理论与货币学派、奥地利学派、芝加哥学派的关键分野。赤字资本化是国家资本主义最重要的工具，而它的反动面是赤字货币化（MMT, Modern Money Theory）和赤字泡沫化。美国的两轮量化宽松（QE）本质上是赤字货币化，而非真正的凯恩斯主义。中国的"铁公基"（铁路、公路、基础设施建设）是赤字资本化的经典案例。赤字资本化不能直接构成劳动者收入，更不能直接构成资产泡沫，而是要进入实体经济循环，形成生产能力。
"这个概述就将凯恩斯理论与货币理论与奥地利学派、芝加哥学派、货币学派，进行了关键性的分野。因为赤字资本化其实是国家资本主义非常重要的工具，或者是说最主要的工具。赤字资本化是最重要的工具，而它的反动就是赤字货币化——MMT，是非常反动的，是对凯恩斯的反动。"
普鲁士首相俾斯麦通过国家力量将散乱的德意志邦国统一为强大的德意志帝国，在此基础上推行国家资本主义，完成了德国的工业化和现代化。俾斯麦也是现代社会保障制度的起点，讲师评价他为"淳朴的社会主义者"。俾斯麦主义深刻影响了日本等后发国家，但德国和日本最终走向军国主义，为哲学思考的不完善付出了惨痛的历史代价。
列宁在俾斯麦基础上加入了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资本的理解，创立了苏维埃国家资本主义。国家资本主义由君主特征进入到人民特征，具有了社会主义性质。列宁认为对冲帝国主义的方法，必须由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来掌控全部资本，由国家代表人民代持资本。讲师认为马克思《资本论》真正的第三卷应该是列宁的《国家与革命》，因为它完成了马克思未能完成的工作——系统论述国家与资本的关系。
凯恩斯理论是在资产阶级专政条件下搞国家资本主义的系统性理论，通过国家干预社会再分配和财政赤字资本化来挽救资本主义。凯恩斯深受马克思影响，讲师称凯恩斯为"马克思的好学生"，虽然凯恩斯形式上属于剑桥学派。凯恩斯理论挽救了陷入金融垄断资本主义危机的西方世界，至今仍发挥着巨大的影响。
中国在1979年之前实行的是经典的中国式国家资本主义，改革开放引入国际资本和社会资本，形成了混合资本主义生态。这一生态创造了经济奇迹，但也遇到了两大问题：官僚垄断资本主义和金融垄断资本主义的侵蚀与异化。中国需要国家资本主义4.0版本——新凯恩斯主义，其方向是：由国家资本主义为主导，逐渐转向以社会资本主义为主导、国家资本主义为保障、国际金融资本为补充的新的形态。
凯恩斯理论并非放之四海而皆准。在许多国家，凯恩斯理论不成立——或因为反国家主义的传统（如美国），或因为缺乏中央集权基础（如印度存在种姓和阶级问题）。讲师系统阐述了凯恩斯理论得以存在和运作的五个必要条件：
凯恩斯理论的第一个必要条件，也是最重要的条件，就是必须拥有一个强大的中央集权政府，其核心是财政金融主权的高度集中。中央集权集权的不仅仅是政治与军事，最核心的是财政权与金融权。讲师强调："感谢毛泽东，是毛泽东创立的新中国为中国建立了强大的中央集权。这是中国自西周到秦汉到现代以来真正做到高度集权的强大的中央集权政府。"
反观美国，总统并不真实拥有财政主权（税收和重大财政权力属于立法机构），也不拥有金融主权和发钞权。缺乏中央财政金融集权是美国在解决历史遗留问题时出现障碍的根本原因，也是讲师不看好美国再工业化进程的重要原因。
没有强大的生产力水平，即便拥有重要的自然资源也无法推行凯恩斯主义。强大的生产力水平意味着发达的制造业，意味着丰厚的资本积累过程和资本流转过程，意味着资本在某种情况下的正态分布。俄罗斯目前的情况就是反例——虽有资源禀赋但生产力水平不足以支撑凯恩斯理论的运作。
中国之所以能够进行2023年的改革，正是因为具备这一条件：第一，有财政潜力，可以进行赤字资本化进行积累；第二，对现有资本分布可以进行改革，通过直接税使分布更加合理、正态——无论是阶级的合理、区域分布的合理还是产业分布的合理，都可以通过中央集权的方式予以解决；第三，可以通过国有房地产等方法，启动沉没于房地产中的社会资本，将资本流转速度提高。
以习近平主席访问阿拉伯为标志，中国正在拓展外部发展空间。这一条件包含三个层面：第一，广阔的商品市场；第二，巨大的可依靠的金融市场或资本源泉；第三，地缘政治上构成中国整体势力范围的版图。
没有一支足以维护和平的武装力量，无论是搞门罗主义还是帝国主义都不可能。这一条件指向的是国家能力在安全领域的保障，为经济发展和资本运作提供安全稳定的外部环境。
"我为什么不看好美国的财政金融改革呢？因为实际上美国的总统并不真实拥有美国的财政主权。因为不管是税收也好，所有的财政的重要的财政主权它是个立法权，如果你搞不定这个立法机构，财政主权是不在总统手上的；另外金融主权也不在总统手上；在很大程度上发钞权，甚至一些管理权，包括资金成本的管理权也不在总统手上。"
中国在1979年之前是经典的中国式国家资本主义，与苏联模式有所区别。改革开放引入了两种力量：改革引入社会资本，开放引入国际资本。国家资本主义与国际资本、社会资本的混合，构成了中国混合资本主义的生态，创造了举世瞩目的经济奇迹。
这两股力量"像病毒一样感染、异化、变异"混合资本主义生态，使资本积累、分布和流转出现严重问题。
讲师提出的新方向是：由当前的国家资本主义为主导，逐渐转向以社会资本主义为主导、国家资本主义为保障、国际金融资本为补充的新形态。必须让社会资本至少与国家资本并驾齐驱，因为绝对的国家资本主义主导在完成工业化后存在局限性。
这一方向需要回到马克思的三大核心问题：
"我们注意到金砖国家并未如当年美国经济学家的预期出现严重的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确实受到了冲击……但并没有引发他们认为会出现的金融危机和全面的经济危机。金砖国家大体稳住了、守住了，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
今年以来，美联储加息和缩表引发全球资本分布的结构性变化和资本流转。但金砖国家（巴西、俄罗斯、印度、南非、中国）并未如美国经济学家预期的那样出现严重的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大体稳住了、守住了。这一支撑主要来自中国和人民币的强力支撑——包括货币互换和必要的财政支持。可以初步给出结论：金砖国家挺过了这一轮美元收割周期。
如果金砖国家全部顶住了美元收割，那么金砖国家可能不会由朱格拉周期的第三阶段（衰退）进入第四阶段（萧条/大萧条），而是有可能在2023年滑出衰退、进入再增长。这意味着所有经济学家和专家对经济未来的判断可能存在严重误判。
如果不是高科技新一轮增长（金砖国家在此领域不具绝对优势），也不是传统的资产泡沫（地租和数据租），那么可能是金砖国家、东盟和中东国家一次制造业大发展、生产力大发展、基建大发展的过程。这可能意味着2023年上半年出现一次"莫名其妙的商品牛市"。金砖国家中的资源提供者（俄罗斯、巴西、南非）在商品定价权上需要做足功夫。
本讲不仅是凯恩斯理论的学术探讨，更是对中国未来发展道路的思想性思考。讲师从宏观经济学最核心的三个问题——积累、分布、流转——出发，将理论探讨上升到国家治理和文明复兴的层面。
"我一直在强调经济理性的政治悖论，政治正确往往意味着经济不理性，过度的某种政治正确的论述其实是一种巨大的伤害。我们熟悉中国历史的都知道什么叫王明路线，对吧？非要去夺取大城市，非要去搞教条主义，政治正确，然后导致革命失败，导致长征。认为以农村包围城市这道路是富农路线，是小农意识，政治不正确，而它在经济上是理性的。"
讲师建议，与其读萨缪尔森、曼昆等当代经济学教材，不如老老实实读几本虽不叫经济学著作但对经济学有重大意义的好书，站在哲学高度和历史纵深的视角上，将历史的脉络搞清楚。建议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