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讲以韩愈名篇《原毁》为核心，深入解读这篇被誉为"反垄断檄文"的千古名作。卢麒元先生将《原毁》置于大唐转折关头的历史语境之中，结合韩愈因上《御史台上论天旱人饥状》而被贬阳山县令的个人遭遇，揭示了文章"推导毁谤之源"的深层用意——不仅是针对朝中黑白颠倒的腐败风气，更是写给即将继位的太子李诵与王子李纯的一篇政论教案。文章通过对"古之君子"与"今之君子"的鲜明对比，直指毁谤的根源在于"怠与忌"，提出了"事修而谤兴，德高而毁来"这一振聋发聩的历史结论，并为十五年后实现"元和中兴"奠定了思想基础。
据卢麒元先生考证，《原毁》应写于公元804年（贞元二十年），时年韩愈36岁。此前一年，韩愈刚刚被提拔为监察御史（相当于今天中纪委司局级官员），板凳尚未坐热，便因上书直言关中大旱灾情，触怒宠臣李实与昏聩的德宗李适，于贞元十九年（803年）十二月被贬为连州阳山县令。《原毁》正是在此番贬谪期间写就的。
《原毁》的创作直接关联着一位巨贪——京兆尹李实。李实是李元庆的四世孙（李元庆是李世民之弟），与德宗李适自幼交好。此人曾在山南东道节度使李皋麾下任军需官时克扣军费，导致792年李皋死后军队哗变。李实以绳索逃出城外，回长安后非但未被追究，反而因善于逢迎被德宗重用为京兆尹。
803年关中大旱，百姓民不聊生。李实不但不上书减免税赋，反而变本加厉横征暴敛，利用灾情逼迫百姓卖房卖地、卖儿卖女，以图土地兼并。诗人成辅端作诗揭露：
"秦地城池二百年，何期如此贱田园，一顷麦苗硕伍米，三间堂屋二千钱。"
李实以"造谣煽动"罪名控告成辅端，德宗竟将成辅端处死。此事震动朝野，也促使刚任监察御史的韩愈奋笔疾书《御史台上论天旱人饥状》，如实向德宗禀报灾情。结果韩愈因此被贬。
韩愈在监察御史任上"板凳还没坐热"便上书弹劾当朝权贵，此举并非一时冲动，而是其"责己重以周"的君子之道的自然流露。明知后果，仍选择"先天下之忧而忧"，这正是韩愈一生坚持的道义底色。
公元805年，德宗去世，顺宗李诵继位，旋即开始"永贞革新"。虽因宦官俱文珍政变，李诵被迫禅让给宪宗李纯，但李纯继续推进改革：改革科举制度、修订大唐律例、削平藩镇。用十五年时间完成了"元和中兴"，使大唐重现繁荣。韩愈的《御史台上论天旱人饥状》与《原毁》共同震撼了两代帝王的心灵，成为推动改革的重要思想力量。
"这篇文章起作用了没有？当然起作用了。因为李诵和李纯对韩愈的文章是极为欣赏的，所以李诵上来就开始改革，所谓的永贞革新。被推翻之后呢，李纯当了皇上，又开始继续李诵的改革，就是改革科举制度，修订大唐律例，开始削藩。然后用十五年之间把藩镇全部削掉，大唐又重现出繁荣，这就是历史上所说的'元和中兴'。"
"古之君子，其责己也重以周，其待人也轻以约。重以周，故不怠；轻以约，故人乐为善。"
开篇即亮出"古之君子"的标准：要求自己严格而全面（重以周），要求别人宽厚而简约（轻以约）。"重以周，故不怠"——对自己要求严格，自然不会懈怠；"轻以约，故人乐为善"——对别人要求宽松，别人便愿意做好事。
韩愈举舜与周公为例：舜是大圣人，以仁义立身；周公是大圣人，多才多艺。古之君子面对这两位圣人，自问"彼，人也；予，人也。彼能是，而我乃不能是！"于是"早夜以思，去其不如舜者，就其如舜者"，时时自省，不断改进。
卢麒元特别指出，韩愈举舜与周公，一君一臣，一论品德一论才干，对仗极为精妙。君者以德为本，臣者以才为用，韩愈行文极简但极为缜密，于细微处见深意。
古之君子待人的态度则是"取其一，不责其二；即其新，不究其旧。恐恐然惟惧其人之不得为善之利。"——只取其一方面的优点，不求全责备；肯定其当下的进步，不追究过往的过失。小心翼翼，唯恐好人做了好事却得不到应得的好处。
卢麒元特别强调，这十二字应成为领导干部的座右铭：不要抓住别人过去的缺点不放，不要对人求全责备。道德上能够向善就很好，才能上有一技之长就值得肯定。这才是真正的用人之道。
"今之君子则不然。其责人也详，其待己也廉。详，故人难于为善；廉，故自取也少。"
与古之君子截然相反，"今之君子"责备别人周详细致，要求自己却标准极低。对别人要求太高，别人干脆不做好事了；对自己没有要求，自己也就不会有任何进步。
而他们对待别人的态度则是："举其一，不计其十；究其旧，不图其新。恐恐然惟惧其人之有闻也。"——举出别人一个缺点，忽略其他十个优点；追究别人过去的错误，忽略其当下的进步。他们最担心的是别人的名声传扬开来，使自己相形见绌，于是诽谤便由此而生。
"夫是之谓不以众人待其身，而以圣人望于人，吾未见其尊己也。"
韩愈一针见血地指出：这样的人，是用普通人的标准对待自己，却用圣人的标准要求别人，这哪里是尊重自己呢？
"虽然，为是者有本有原，怠与忌之谓也。怠者不能修，而忌者畏人修。"
这是全文的文眼所在。怠是因，忌是果。一个人先是懈怠了、堕落了，不再追求进步了；然后看到别人还在进步，便心生妒忌，害怕别人超过自己。妒忌引发了诽谤——凭空捏造谓之"诽"，牵强附会谓之"谤"。
韩愈在文中以极为精准的笔触揭示了利益集团的形成与运作逻辑：
当有人说"某人是好人"时，会有什么反应？
反过来，当有人说"某人不是好人"时：
卢麒元指出，这寥寥数语道破了朝廷中利益集团形成的本质：权力的垄断导致形成既得利益集团，同利者互相庇护，不同利者被排挤打压，畏惧者不敢发声。"强者必怒于言，懦者必怒于色"——这种官场生态使得黑白颠倒、是非不分成为常态。
"是故事修而谤兴，德高而毁来。"
这是《原毁》中最脍炙人口的名句，也是全文的点睛之笔。事情办成了，诽谤就兴起了；品德高尚了，诋毁就来了。韩愈用这八个字为自己的《御史台上论天旱人饥状》做了最有力的辩护——他之所以被毁谤，不是因为他做错了什么，恰恰是因为他把事情做对了、把道德守住了，触动了既得利益集团的蛋糕。
卢麒元将《原毁》与《御史台上论天旱人饥状》视为姊妹篇：《御史台上论天旱人饥状》是给皇上的奏折，直陈灾情、弹劾权贵；《原毁》是写给太子与王子的教案，从理论层面剖析诽谤的根源，希望未来统治者能够明辨是非、改革制度。一实一虚，一诉诸事、一诉诸理，共同构成了韩愈政治思想的完整表达。
卢麒元在讲课时多次强调韩愈用动词的精妙。如"求其所以"与"责于己"的动词对仗，"取其一，不责其二"与"即其新，不究其旧"的对仗，"举其一，不计其十"与"究其旧，不图其新"的对仗。这些动词精准、对仗工整、朗朗上口，使得文章极具感染力和说服力。
值得注意的是，整篇文章语气平和，没有激烈的指斥。卢麒元解读道：因为此文是写给太子和王子看的，韩愈始终保持着"国子博士"的师者口吻，以"老师的轻声细语"循循善诱。但在平和之中，对仗工整、用词精准，蕴含着深刻的思想力量。
卢麒元在讲座中特别提到一个有趣的巧合：在他选定《原毁》讲授的同一时期，刀郎的《罗刹海市》也引发了广泛的社会讨论。两者虽然相隔一千多年，却共同指向同一个核心问题——当一个社会的评价体系被利益集团所垄断，就会出现黑白颠倒、是非不分的局面。"不是马骥有问题，是这个罗刹国有问题。"
"原毁讨论的实际上就是我小文章里说的，不辖两部无以治天下的问题。一个是吏部，你选什么样的干部，为什么不能让权力被少数人垄断、控制而形成既得利益集团；一个是户部，不可以让他们进行土地兼并、金融垄断。一旦在这两个领域里出了问题，制度出了问题，毁只是个形式问题。"
卢麒元指出，韩愈在《原毁》中讨论的虽然看似是"君子""小人"的道德问题，但其深层指向是制度问题。一旦吏部和户部两方面的制度出了问题，利益集团形成垄断，毁谤就只是维护既得利益的一种手段。因此，解决毁谤问题的根本出路不在于道德教化，而在于制度变革——削藩与均田。
宪宗李纯继位后，从制度层面入手：改革科举制度以打破门阀垄断，修订大唐律例以确立公平准则，削平藩镇以加强中央集权。仅用十五年便完成中兴大业。这证明韩愈《原毁》中所揭示的问题——即权力垄断导致利益集团形成、进而导致社会评价体系扭曲——其根本解决之道在于制度性的削藩与均田。
"《原毁》讨论的实际上就是我小文章里说的，不辖两部无以治天下的问题。一个是吏部，你选什么样的干部，为什么不能让权力被少数人垄断、控制而形成既得利益集团；一个是户部，不可以让他们进行土地兼并、金融垄断。一旦在这两个领域里出了问题，制度出了问题，毁只是个形式问题。因为毁是垄断之后，形成利益集团、维护利益集团利益的一个基本的方式。"
在信息极度发达、话语权格局复杂的当代社会，毁谤的手段和形式比韩愈生活的时代更加隐蔽和多变。无论是职场中的恶意中伤，还是网络上的舆论攻击，背后往往都存在利益集团的影子。韩愈在《原毁》中提出的"事修而谤兴，德高而毁来"，在今天仍有强烈的现实意义。解决毁谤问题的关键，始终在于制度层面的反垄断与公平正义的确立。
"好。我念一遍，大家跟我一起朗诵。《原毁》，韩愈。古之君子，其责己也重以周，其待人也轻以约。重以周，故不怠；轻以约，故人乐为善……将有作于上者，得吾说而存之，其国家可几而理欤！"
卢麒元先生以带领大家齐声朗诵《原毁》全文作为课程的收尾，既是对经典的致敬，也是希望每一位同学都能将这篇千古名文"得而存之"，在各自的人生和事业中践行"责己重以周、待人轻以约"的君子之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