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次讲座是《孟子》系列的第二讲，聚焦《梁惠王上》开篇名篇"何必曰利"。讲座分为三个部分：历史背景介绍、原文解读、义利之辩的哲学思考。卢麒元通过将孟子的古典社会主义理想与战国时期的帝国主义现实相对照，揭示了义利之辩贯穿两千三百年的深刻意义，并提出了"义利同一、一体两面"的核心论断。
战国初期，三家分晋后形成魏、赵、韩三国。魏国地处中原，魏文侯、魏武侯励精图治、礼贤下士，任用李悝、吴起等人完成初步改革，建立了强大的魏武卒，成为战国初年第一强国。
梁惠王（本名姬䓨，公元前400年-前319年），因迁都至大梁（今河南开封）而被称为梁惠王。他在位五十年（前369年-前319年），但他爷爷和父亲积累的家业在他手中被糟蹋殆尽。卢麒元将其比作今天的特朗普（"懂王"），特点为：
"梁惠王没有坚守魏文侯当时的改革，在孟子眼里，梁惠王对内不仁，他没有办法完成对魏国旧贵族的整合，没有完成像商鞅变法中废井田、开阡陌、奖励军功，就是古典的均田制没有进行，他没有给予自耕农、给予新生的地主阶级以足够的发展空间，维护了旧有贵族的利益。"
卢麒元指出，战国时期各国变法图强存在两条根本性思路：
通过暴力扩张把国家做大，梁惠王选择的道路。魏国确实有搞帝国主义的条件——国家富强、拥有强悍的魏武卒，但最终连败四战，帝国主义失败。
通过改革让国家富裕起来，让老百姓愿意为国家奋斗献身。孟子提供的正是这一方案。然而孟子不具备法家的权谋诈术和孙子的军事能力，他的方案在梁惠王面前遭遇了激烈碰撞。
梁惠王五十年，公元前320年前后，孟子周游列国来到魏国。此时梁惠王年近七旬，孟子五十三岁，这场会面是道与术的剧烈冲突，这个碰撞延续了两千三百年。
孟子见梁惠王。王曰："叟不远千里而来，亦将有以利吾国乎？"
梁惠王问：老同志你不远千里而来，是不是将有一些非常厉害的策略，来帮助我的国家获得稳定与发展呢？
卢麒元特别指出，这里的"利"并非狭隘的"赚钱"，而是"帮助"的意思。梁惠王的本意是问孟子有什么好的治国策略可以帮助魏国。
孟子对曰："王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矣。"
惠王啊，何必一定要讨论利益呢？也有仁义可以谈啊。
卢麒元分析，孟子在此处其实有转换主题的意味——惠王说的并非利益而是帮助，但孟子将话题转到了义利之辩上。关于"亦有"的翻译，卢麒元不认同将"亦"译为"只有"，而认为应译为"也"——"也有仁义而可以……"。
王曰"何以利吾国"，大夫曰"何以利吾家"，士、庶人曰"何以利吾身"。上下交征利而国危矣。
大王问怎样有利于我的国，大夫问怎样有利于我的家，士人和百姓问怎样有利于我自身。上上下下都在追逐利益，那么国家就危险了。
孟子用三连问将问题推至极致——从国君到大夫到士庶，所有人都在问"我有什么好处"，没有人谈责任、理想、道德、义务。魏国上下正在发生的就是这一幕：贵族垄断资源歌舞升平，百姓日子越过越苦。梁惠王的政策（类似"大美丽法案"）搞得底层怨声载道，将士无心恋战。
万乘之国，弑其君者必千乘之家；千乘之国，弑其君者必百乘之家。万取千焉，千取百焉，不为不多矣。苟为后义而先利，不夺不餍。
万乘之国，弑君的一定是千乘之家；千乘之国，弑君的一定是百乘之家。万中取千，千中取百，难道还不够多吗？但如果把道义放在后面、利益放在前面，不夺取就永远不会满足。
卢麒元指出，孟子在这里直接戳梁惠王的痛处——魏文侯当年就是千乘之家，和赵、韩一起弑君夺了晋王的土地。这是在警告梁惠王：你手下的人将来也会对你心存二心。事实上，魏国后来的撕裂，诚如孟子所言，还未等大战已然分崩离析。
"苟为后义而先利，不夺不餍"——这句话不仅适用于战国，今天依然严重。打开所有官媒、商媒、自媒，哪一个是先义而后利？都是后义而先利，都是讲如何赚钱。敢于先义而后利的人反而被百般挑剔凌辱，这种文化的形成标志着国家走向衰落。
"未有仁而遗其亲者也，未有义而后其君者也。王亦曰仁义而已矣，何必曰利？"
没有讲仁爱而会抛弃他的亲人的，没有讲义气而会把他的君王放在后面的。大王只要讲仁义就够了，何必一定要讲利呢？
孟子的结论：真正讲仁的人不会抛弃亲人，真正讲义的人背后自然有追随者。惠王一败再败、连败四十年，问题就出在不仁不义之上。
卢麒元认为，孟子的义利之辩实质上是古典社会主义理想的表达。孟子借对梁惠王的批评，陈述了自己宏大的政治理想。这一理想从两千三百年前贯穿至今，中国知识分子一直以舍身取义、舍利逐义作为人格的最高追求。
毛泽东在义利问题上做得非常出色。卢麒元提到：
"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全国人民学习解放军。大庆是什么？大庆是王进喜；大寨是谁？陈永贵；解放军是谁？是雷锋。他们身上有什么？有仁！仁，就是你关心每一个身边的人，给他们机会啊，理想主义高悬。他们有义，他们承担了对国家的责任。并且他们将仁和义，变成了最高道德，变成了集体审美。"
正是这种将仁义上升为集体审美的做法，使得中国在极其艰苦卓绝的环境下完成了工业化，长出了工业的骨骼和军事的肌肉，慢慢富强起来。
卢麒元以香港为例，指出不仁不义者被捧上神坛的问题。李嘉诚被作为反面案例——不仁（不为香港孤苦无依老人建养老基地）、不义（八十年代未咬牙开启半导体产业为香港争未来），反而帮英国人从香港盗取金钱。不仁不义者被捧上神坛，是因为其背后英国人的利益与某些人的利益捆绑在一起，形成了上下左右交相征利的可悲局面。
卢麒元在这一部分做了非常精彩的对比分析，指出法家与儒家并非完全对立，而是在根本问题上有一致认识，只是做法完全不同。
商鞅见秦孝公，不会进行义利之辩，而是从具体事务上讲利。他搞的变法：废井田、开阡陌、奖励军功——本质上是古典社会主义，将贵族的土地分解，分发给流民、难民和新移民，形成新兴的地主阶级。对内搞社会主义，对外搞帝国主义。秦国的力量因此从三百万人口迅速增长到一千万人口，最终横扫六合。
商鞅的利是草民之利，"草民之利就是君王之义"，从利入手最终实现了义。
孟子直接进行义利之辩，从上往下走。他的大道理有用，看到了极其远的未来，但在解决现实问题上常常力不从心。孟子更像马克思，商鞅更像俾斯麦。
关键洞察： "君王之义必是小民之利，小民之义必是君王之利。义利之辩恰是一体两面，并非对立或对抗，它不对立也不对抗，需要深得中庸之道，而后得其精髓。"
法家三成以上的论述全部是古典社会主义的论述，与孟子所言之义无二无别。墨家提倡的东西在义的层面上也与孟子一致。除了道家，儒家、法家、墨家在这个问题上非常相似，具有明确的共同点。
如果毛泽东见梁惠王，他会给出什么样的建议？卢麒元从党史分析入手：
中国共产党最初采取苏联模式，在城市发动工人运动，准备像苏联一样举行工人起义夺取政权。但此路在中国行不通，原因有二：
毛泽东的卓越之处在于：既然工运不行，那就试试农运。他将工会这一套搬到农村，搞农会、农民运动，通过土地改革将生产资料分配给农民，类似商鞅的做法。
"农民由雇农变成自耕农，有了田地，有了劳动积极性，可以交公粮。我党有了经济基础，有了人力基础，具备了基本的条件，就是人、财、物都有了。毛泽东愣是用自己的方式破解了十月革命的逻辑，然后用自已的方式重新把它进行了整合，而且它是有效的、有用的。"
卢麒元强调：土改和城市工商业改造是我国工业化的前提条件，是必要条件，绝对不可或缺。今天的结果与印度的对比证明了这一点——如不进行非常（可能叫"残酷"的）资产重组，是不可以完成的。
卢麒元在讲座最后部分提出了自己关于义利观的核心结论：
卢麒元提出的"三得均衡"，是义利同一在经济治理中的具体应用：
三者均衡才是中庸之道，才是王道。资本利得压至0则国家无动能；国家需得压太低则安全与秩序不保；劳动所得压太低则天下大乱。
"义利一也，三得均衡，才是中庸之道，这才是王道。"
卢麒元引用毛泽东的话"兵民是胜利之本"作为总结——没有民，哪里来兵？权谋之术只是求胜之末，不是出一招就能解决问题的。梁惠王问孟子"亦将有利于吾国乎"，就是在问有什么招可以帮帮我，但权谋之术是求胜之末。虽然孟子不是战略大师、不是军事家，但"兵民是胜利之本"这个方向是对的。
本次讲座不仅是对《孟子》文本的解读，更是对义利之辩在中国历史中的演变轨迹的一次系统梳理。卢麒元将古典文本与现实政治经济分析相结合，提出了几个值得深思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