己亥中秋之际，作者以随笔形式深入探讨了"魂"的哲学内涵及其与"主体性"的内在联系。通过将"魂"这一中国传统概念提升到哲学层面进行分析，揭示了主体性对于个人和国家的根本意义——失去了魂（主体性），个人将沦为精神上的奴隶，国家将成为别国的金融殖民地。文章从中美贸易战和香港动乱等现实事件出发，层层深入，阐述了中国主体性复苏的历史进程及其重大意义。
"魂"在传统中国文化中通常被视为精神层面的存在，但作者将其提升到哲学本体论的高度：魂是一个人、一个国家的根本所在。失去了魂，人便成为行尸走肉，国家必然走向解体。魂在哲学上被定义为主体性，即一个主体能够自主决定自身存在和发展的根本能力。
主体性具有个人和国家两个维度。在个人层面，主体性意味着独立的人格、自主的判断力和不受外部控制的精神自由；在国家层面，主体性体现为主权独立、制度自主和文化自信。两个维度相互关联，国家主体性的丧失必然导致个人主体性的沦丧。
"魂这种看不见的东西，对人而言是最重要的。没了魂，就变成行尸走肉了。一个国家，没了魂就解体了。魂，在哲学上，就叫做主体性。一个人，失去了主体性，就会沦为精神上的奴隶。一个国家，失去了主体性，就会成为别国的金融殖民地。"
作者进行了一次深刻的哲学推演：主体性在政治哲学层面具体表现为主权，而主权的核心内涵则是立法权。这一演绎将抽象的哲学概念与具体的政治制度紧密联系起来，揭示了国家存在的根本所在。
立法权是主权的核心表达，是"一国之根"。没有完整的立法权，就没有真正的主权。一国若失去立法权，"两制"便如浮萍般无根可依。收回立法权，国家才有了灵魂，才能实现真正的治理。
"主体性，具体到政体，也叫做主权。香港身体回归了，主权却没有回归，魂丢了。何为主权？立法权之谓也！那才是一国之根本！没了一国之根，两制就变成了浮萍。收回立法权，就有了灵魂，就可以践行两制了。"
作者指出，香港的"魂"在一九九七年的时候就已经丢失了。虽然香港实现了"身体回归"——领土和行政权回归中国，但作为主体性核心的立法权（主权）并未真正回归。这种不完整的回归导致香港陷入了无根的状态：一方面是"一国"未能落到实处，另一方面是"两制"缺乏根本保障。
"香港的魂丢了，今夜我们会去将之唤回。香港的魂，也就是香港的主体性，祂在一九九七年的时候给弄丢了。"
作者表达了对唤回香港之"魂"的坚定信念，认为这是当代中国人不可推卸的责任。唯有重建香港的主体性，才能让香港真正成为"一国两制"的成功实践。
作者将中美贸易战定位为规则之战，其核心是争夺"治外法权"——也就是替其他国家立法的权力。这与香港问题的立法权之争形成了内在的逻辑呼应，体现了立法权（主体性）在更广阔国际舞台上的重要性。
索罗斯所倡导的"开放社会"理念，其前提是参与民族国家必须具备主体性。丧失主体性、无原则和底线的开放，等同于集体卖身。没有红绿灯和斑马线的"自由"，实际上就是对行人的屠杀——这一比喻深刻揭示了缺乏主体性的"开放"的危害性。
一个国家如果失去主体性，就会沦为别国的金融殖民地。索罗斯之所以急切，正是因为即将到手的金融殖民地丢失了。这揭示了金融资本与国家主权之间的深层博弈关系。
"自由是相对的。没有红绿灯和斑马线，汽车的自由就是对行人的屠杀。索大爷坏，他就是不讲清楚，'开放社会'是需要主体性的。丧失了主体性，无原则和底线的开放，等同于民族国家集体卖身。"
随着中国主体性的复苏，国际格局正在发生深刻变化：德国人看到了生机勃勃的中国是欧洲未来的希望（中德产业融合开始），英国人看到了生机勃勃的中国是英国光荣独立的重要依托（两个交易所合并）。梦中觉醒的中国，重新拥有了主体性的中国，正在成为世界的希望。
这篇随笔虽然写于己亥中秋（2019年），但其思想深度和现实针对性至今依然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作者通过"魂"这一中国人熟知的概念，将传统哲学、政治哲学和现实政治有机融合，构建了一个理解个人命运与国家命运关系的认知框架。
"己亥中秋，值得举杯。在纷纷扰扰中，我看到了希望。中国的主体性开始复苏了。这个过程当然是痛苦的，我们几乎是从死亡边缘逃回来了。当然，重建主体性，再造人民立法权，路漫漫兮其修远，我们仍然需要卓绝的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