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太宗贞观初年（约627年），太宗李世民听闻孙思邈的大名，下诏召其入京。当孙思邈来到殿前时，太宗惊异地发现，这位已经八十多岁高龄的隐逸高士，竟然"容貌甚少"——面色红润、步履矫健、目光炯炯，看上去不过四五十岁的样子。太宗大为感叹，说出了流传千古的名言："故知有道者诚可尊重，羡门、广成，岂虚言哉！"（由此可知，真正有道之人确实值得敬重，像羡门、广成子那样的神仙人物，难道只是空话吗！）
太宗欲授孙思邈官职爵位，孙思邈固辞不受。随后二人深入探讨了养生之道与治国安邦之理。孙思邈提出"治身及治国，同一理"的著名论断——他认为治理身体和治理国家遵循着相同的法则：顺应自然、调和阴阳、去除偏颇、保持平衡。太宗深以为然，对孙思邈更加敬重。
这一事件被正式记载于《旧唐书》和《新唐书》的孙思邈本传中，是可靠性最高的孙思邈历史事迹之一。它不仅展示了孙思邈的养生造诣和高尚品格，更揭示了唐代初期儒道医三家思想交融的时代特征——将个人养生与治国平天下的智慧统一起来。
思邈少孤，尝为周宣帝时人。及长，隐居太白山。隋文帝辅政，征为国子博士，称疾不起。常谓所亲曰："过五十年，当有圣人出，吾方助之以济人。"
及太宗即位，召诣京师，嗟其容色甚少，谓曰："故知有道者诚可尊重，羡门、广成，岂虚言哉！"将授以爵位，固辞不受。
显庆中，高宗召见，拜谏议大夫，又固辞不受。
上元元年，辞疾请归，特赐良马及鄱阳公主邑司以居焉。当时知名之士宋令文、孟诜、卢照邻等，执师资之礼以事焉。
孙思邈，京兆华原人。通百家说，善言老子、庄周。周洛州总管独孤信见其少，异之，曰："圣童也，顾器大难为用尔。"及长，居太白山。隋文帝辅政，以国子博士召，不拜。密语人曰："后五十年有圣人出，吾且助之。"
太宗初，召诣京师，年八十余而颜貌如少。帝叹曰："有道者诚可尊重，羡门、广成，岂虚言哉！"授官不受。
显庆中，高宗复召见，拜谏议大夫，固辞。
按：两《唐书》所载略有差异。《旧唐书》称"容色甚少"，《新唐书》作"颜貌如少"；《旧唐书》用"诚可尊重"，《新唐书》作"诚可尊重"，用词稍异而意同。两书均明确记载太宗召见时孙思邈已年逾八十、容貌如少年，以及欲授官而固辞的关键事实。
《旧唐书》译文：
孙思邈自幼丧父，曾经历北周宣帝时代。长大后隐居在太白山。隋文帝杨坚辅佐北周朝政时，征召他为国子博士，他声称有病没有接受。他曾对亲近的人说："再过五十年，会有圣明的天子出现，我将要辅助他济世利民。"
等到唐太宗即位后，召孙思邈到京城长安。太宗惊叹他容颜气色非常年轻，对他说："由此可知，有道的贤人确实值得尊重。像羡门（古代仙人）、广成子（黄帝时得道者）这样的神仙人物，难道只是空话吗！"太宗想要授予他爵位官职，孙思邈坚决推辞不接受。
显庆年间（656—661年），唐高宗又召见他，拜授为谏议大夫，他又坚决推辞不接受。
上元元年（674年），孙思邈以年老有病为由请求回乡，高宗特赐给他良马和鄱阳公主的封地住宅供他居住。当时知名人士如宋令文、孟诜、卢照邻等，都执弟子之礼事奉他。
《新唐书》译文：
孙思邈是京兆华原人。通晓诸子百家学说，擅长谈论老庄道家思想。北周洛州总管独孤信见到他年幼时（一作"年少时"），感到很惊异，说："这是个神童啊，只是才能器量太大，难以被任用罢了。"长大后，居住在太白山。隋文帝辅政时，征召他为国子博士，他没有接受。他私下对人说："再过五十年有圣明的天子出现，我将要辅佐他。"
唐太宗初年，召孙思邈到京城，当时他已八十多岁，但容颜面貌如同少年一般。太宗感叹说："有道之人确实值得尊重，羡门、广成子，难道是空话吗！"授予他官职，他没有接受。
显庆年间，唐高宗又召见他，拜授为谏议大夫，他坚决推辞。
唐太宗的这句感叹包含了两层深刻含义：
孙思邈在回答太宗关于养生和治国的询问时，提出了"治身及治国，同一理"的核心观点。这一论断的思想渊源可以追溯到《黄帝内经》和道家哲学：
孙思邈一生至少三次拒绝朝廷官职：隋文帝征召国子博士不就、唐太宗授爵位固辞、唐高宗拜谏议大夫又固辞。这种贯穿一生的拒官行为，绝非偶然的谦逊，而是深思熟虑的人生选择：
孙思邈能年逾八十而容貌如少年，得益于他毕生实践的养生方法。他的养生思想集中体现在《千金要方》和《千金翼方》的"养性"篇中：
此案并非传统意义上的疾病诊断，而是唐太宗对孙思邈"养生成效"的现场"诊断"——从太宗的视角分析孙思邈的养生状态：
太宗见到孙思邈的第一反应就是惊异于他的容貌。中医望诊中，"望面色"是判断脏腑气血盛衰的重要方法。面色红润光泽提示气血充足、五脏调和；皮肤紧致有弹性提示津液充沛、肾气不衰。孙思邈八十多岁而面无皱纹、面色如少年人，说明他的养生方法已经达到了极高水平——五脏调和、气血充盈、精气不衰。这是养生成效最直观的体现。
太宗与孙思邈交谈后，发现他思维敏捷、言语清晰、见识广博。八十多岁的老人能够条理清晰地与皇帝论道，本身就是对身体和大脑功能的最佳证明。这种"思维之年轻"与"容貌之年轻"相印证，构成了孙思邈养生有道、道行高深的完整证据链。
孙思邈入宫后的举止言行——从容不迫、不卑不亢、拒官不受——表现出的是一种超然物外的气度。这种"宠辱不惊"的精神状态，正是《黄帝内经》所言"恬淡虚无，真气从之，精神内守，病安从来"的活生生的例证。太宗的诊断结论是："故知有道者诚可尊重"——这既是对孙思邈个人的赞美，也是对养生之道确实有效的肯定。
此案的独特之处在于：它不是一个疾病诊断的案例，而是一个"健康状态鉴定"的案例。唐太宗作为"诊断者"，以一代明君的敏锐眼光"鉴定"了孙思邈的养生成果。这种"非病而诊"的特殊视角，恰恰反映了中医"治未病"思想的最高境界——最好的医术不是治病，而是让人根本不生病；最好的养生效果不是恢复健康，而是从未失去健康。
孙思邈之所以能八旬犹少，是因为他建立了一套完整的养生体系。这套体系不仅是"治身"的方案，也可以类比为"治国"的方略：
孙思邈在《千金要方》中提出了著名的"养生十二少"原则：少思、少念、少欲、少事、少语、少笑、少愁、少乐、少喜、少怒、少好、少恶。这"十二少"涵盖了一个人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从思维活动到情绪管理、从言语行为到欲望控制。其核心理念是：减少不必要的消耗，养护生命的精气神。
与之对应的还有"十二多"的危害：多思则神殆、多念则志散、多欲则损智、多事则形疲、多语则气争、多笑则伤脏、多愁则心慑、多乐则意溢、多喜则忘错昏乱、多怒则百脉不定、多好则专迷不理、多恶则憔悴无欢。
这套养生方法本质上是在做"减法"——减少精神消耗、减少欲望、减少情绪的剧烈波动，以保持机体的内在平衡。这与老子"为道日损"的哲学一脉相承。
孙思邈的"治身及治国，同一理"在唐代政治实践中最典型的体现就是贞观之治的治国方略：
孙思邈将"治身"与"治国"统一起来，提出了一个深刻的哲学命题：无论是对待个人的身体还是治理庞大的国家，遵循的基本法则是一致的——顺应天道、调和阴阳、去除偏颇、持守平衡。一个人需要养生才能健康长寿，一个国家需要"养民"才能长治久安；一个人需要"恬淡虚无"才能真气从之，一个国家需要"清静无为"才能国泰民安。这种将微观（个体生命）与宏观（国家社会）统一起来的思维方式，是中国传统文化"天人合一"思想在医学和政治领域的精妙表达。
据史料推算，孙思邈约生于西魏大统七年（541年），卒于唐永淳元年（682年），享年约141岁（另有101岁、121岁等说法，但正史记载其历经西魏、北周、隋、唐四朝，享年过百当无疑问）。这个寿命即使在现代医学发达的今天也是极为罕见的。从现代科学角度分析，孙思邈的长寿可能得益于以下因素：
孙思邈"治身及治国，同一理"的理念，对现代社会治理和公共健康政策仍有深刻启示：
孙思邈三次拒官的选择，折射了中国古代知识分子的一种独特精神传统——"有道则见，无道则隐"。他以医术为依托，保持了独立的人格和自由的学术研究空间。这种精神传统对于现代知识分子仍有启示：专业的独立性和学术的自由精神，是产生真知灼见的重要前提。孙思邈在民间行医、著书立说的生活方式，使他能够摆脱官场约束，集中全部精力完成了《千金要方》《千金翼方》这样的不朽之作，这本身就是证明。